英国汉学家崔瑞德：中国史的聚焦、求真与延展

崔瑞德曾执教于伦敦大学、剑桥大学，1967年荣膺英国学术院院士，那时他才42岁，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20世纪70年代，崔瑞德受邀参加《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策划工作，并单独负责中国方面的内容。这使得该书无论在主题抑或历史角度上，均具有极佳的整体感与连贯性。1980年，在牟复礼盛情相邀下，崔瑞德加盟普林斯顿大学，不久担任“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从任教剑桥起，他已是欧洲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几乎与美国汉学巨擘费正清并驾齐驱。在崔瑞德游走下，1997年西方老牌汉学杂志《泰东》由普林斯顿迁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并延续至今，这对海内外的学术交流颇有助益。

崔瑞德长于把握历史的全景，善于把某些细节融入整体，进而勾勒出更高层次的历史画卷。他的研究新见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如谈到《贞观政要》所体现的唐代君臣平等议事风格，他认为这体现出游牧民族的习惯；提到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他认为文句表达具有佛学因素。他的个人素养也对研究产生了影响。崔瑞德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有相当高的钢琴造诣，这使他对唐代的音乐颇有心得，《论〈旧唐书·音乐志〉》一文反映出他在音乐方面卓尔不群的修为。

汉学传统的坚守者

崔瑞德对唐代历史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史料刨根问底的辨别与溯源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他最早发表的论文之一《〈旧唐书·食货志〉文本源流考》便透露出他的研究基调。他追溯史源的方法来自历史悠久的欧洲汉学传统，即自沙畹与伯希和以来，强调用高度批判的眼光看待史料。哪怕是正史这样“正经”的材料，学者也绝不能轻信，而要追根溯源后再作出评估。由他执笔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论中，他还特别辟有一节专谈唐代史料问题，指出今人对唐朝的认识基本来自史官的记载，研究唐史必须了解官方的修史过程、方法、意识形态及他们存在的局限，明乎此点，学术研究方能最大程度上排除史家成见的干扰，直抵千百年前的唐朝风华。

面对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摒弃传统的治学路径，拥护社会科学方法并大举进军传统中国研究的论调时，他挺身而出，为老牌汉学正名。在崔瑞德眼中，西方传统汉学重视文字及解读史料的做法，这与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他不喜过度强调理论的历史著作。伊懋可于1973年出版《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书中提出“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用以解释中国发展为何停滞不前。但此时却出现一篇书评，指出了伊懋可在缺乏史料研读的前提下，一味探讨理论的弊病，这鲜明体现了汉学传统中“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研究理念，书评的作者正是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崔瑞德。

基于对史源的浓厚兴趣及自身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崔瑞德还为唐朝史官柳芳正名，指出其为《旧唐书》所作的重要贡献，最终促成《唐代官修史籍考》一书的面世。直到晚年他在台湾的系列演讲中，仍反复强调唐代史书源流、现代学者如何受到传统史家影响的问题。

对版本史源的不懈追求激起了他对中国印刷史的兴趣，这便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印刷与出版》之由来。该书本是他在英国某个印刷协会的演讲稿，后出版成书，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汇总了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先前中国学者较少留意的史料问题进行了探讨。书中配有崔瑞德亲自挑选的大量精美插图，充分显现了他在中国印刷史和版本知识上的深厚修养。书名虽限定在中古中国，不过书中内容除集中于唐宋外，还延伸至清代，旁及朝鲜半岛的印刷业。

崔瑞德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不局限于令他声名大噪的唐史。唐朝前后数百年间的外族统治及明朝历史等皆是他目光所及之处。同时，他还涉足水下考古，如在《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一文中，他借由沉银视角，将唐宋五代中国与南海沟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清晰地展现出来，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意涵。得益于地理学的背景，崔瑞德在研究学问时能够从实际出发评估行政制度及管理方式，例如探讨税收时，他将这些体系同所在地域结合起来，对其可行性作出客观评判。

年过耳顺，这位汉学大家仍笔耕不辍，且在选题与创新上愈加纯熟，其中不乏长篇论文佳作，篇幅之长俨然一部小书。如他1996年发表长达102页的《如何当皇帝》详论唐代皇权，并将李世民《帝范》等为政心得译成了英文，还附有十分详尽的背景论述及相关注释，尽显传统汉学的踏实学风。《唐朝的皇室》揭示了唐朝皇家各种面貌，尤其对皇室职官的分析鞭辟入里。

崔瑞德的朋友圈

崔瑞德师承汉学大家龙彼得，更确切地说，他同龙彼得亦师亦友，情谊甚笃。20世纪欧美汉学界流行从正史中挑选某一“志”进行翻译、注释与阐述，以此为博士论文或研究方向。崔瑞德选择了《旧唐书·食货志》展开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在当时笺注本尚未出现，数字检索更无从谈起的情形下，要翻译正史及考察其文本源流，个中困难可想而知。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龙彼得同他一道读完了《旧唐书·食货志》，二人互相切磋，共同度过了十分惬意的时光。这段美好的经历令崔瑞德难以忘怀，以至近40年后他回忆过往时，还带着感性的笔触追溯曾经的求学生涯。

除龙彼得外，崔瑞德与其他汉学家多有往来。欧洲的西门华德、白乐日等人都曾与他合作。20世纪60年代离英赴美后，他在美国学界声名鹊起，结识了芮沃寿、芮玛丽夫妇及杨联昇等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合作。崔瑞德常提携后进，在剑桥培养出麦大维、杜希桥这样的杰出弟子，他们日后在唐代文史方面成绩斐然。黄仁宇的作品能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崔瑞德鼎力相助的结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是黄仁宇研究明朝财政的佳作，但由于审稿人与黄氏理念不同，书稿出版发行陷入僵局。然而，崔瑞德慧眼识才，意识到此书的独到价值，将其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列，并亲自作序以示支持。尽管崔瑞德声名在外，但他对资历不深的黄仁宇给予了充分尊重，为了让《万历十五年》提早面世，崔瑞德还努力奔走，寻求合适的出版机会。凡此种种均展现了他对于优秀作品的崇尚以及打破陈规的魄力。

赖瑞和、王汎森、王贞平、陆扬等华人学者与崔瑞德多有交集，同为汉学巨擘的史景迁亦出自他的门下。史景迁高超的叙事手法与文字功底独树一帜，巧妙烘托出中国社会各项制度的复杂运作。曾与这对师徒有过较多接触的黄进兴说：“史景迁治学以个人才性为主，究竟高不可攀；但其师杜希德（即崔瑞德）的治学方略，按部就班，有迹可循，却造就人才不少。”史景迁与崔瑞德堪称西方汉学界绕不过去的高峰，前者肆意洒脱的性情是与生俱来的幸运，但这份幸运并非每个人都能享有；而后者的取径则能按图索骥，从技巧方法层面逐步深入，给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之厚重感。

汉学最先于19世纪末的欧洲兴起，步入20世纪，后来居上的美国逐渐在汉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二战以来，北美彻底取代欧洲，领汉学风气之先。汉学典范转移的过程中，崔瑞德功不可没。他通过主编《剑桥中国史》《泰东》《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三者，延揽西方史学大家，发掘学界未曾扬名的学者，毕汉思、伊沛霞等如今声名煊赫的汉学家，大都在《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推出专著，从而奠定自身的学术地位。

崔瑞德辞世后，他的藏书和手稿都被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收藏，后者专设一室用以珍藏展示。崔瑞德虽已长眠，但这位汉学名家的理念与贡献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