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反倒落后? 一文读懂后发国家在移动支付的“逆袭”
导读：近日，肯尼亚移动支付的新闻受到网络关注，一些类似的互联网技术、服务在传统认知中的“落后地区”的表现更好的现象也引发了讨论和思考，移动支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本文以肯尼亚、中国、印度三个后发国家中移动支付产业发展为案例，解析了这种技术上的“后发国家优势”的产生条件和关键节点。 本文提出：在技术领域，当部门创新系统发生变动，如果需求窗口、技术窗口和政策窗口相互配合，就可以形成相应的后发优势，能够让后发国家较为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可能因为更能顺应市场需求的调整，实现超越。肯、中、印三国虽然三种机会窗口的作用时间、具体形式各有不同，但都可以证明，三种窗口的协同作用，是移动技术领域“后发优势”显现的基础。三个案例共指出了“后发优势”的作用机制：第一，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产业赶超过程中，技术、需求和政策三个机会窗口的发生次序和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需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定。第二，部门创新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协同演进，只有三个组成部分高效配合才能促使整个产业赶超机会窗口的涌现。第三，机会窗口的存在并不能决定后发国家产业的赶超，在此基础上还取决于后发国家企业和其他系统组成部分，尤其是政府的有效反应。移动支付是战略性的技术，相关受益者和相关行业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后发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类似的行业领域，利用好窗口机会，为企业和社会注入发展动力。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世界政治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夏敏、邹仪婷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
▲ 在肯尼亚，超过 70% 的成年人正在使用一种称为 M-Pesa 的数字货币系统，该系统启动时间不到十年。图源：路透社
自从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其1962年的论文集《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提出后发优势以来，关于后发国家赶超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格申克龙认为，当一个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起工业化时，其工业化过程与先发国家相比有显著的差异；相对的经济落后并非仅仅是一种劣势，它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变成一种优势，这就是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随后展开的对赶超问题的研究主要源于后发国家对于先发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赶超现象。赶超被定义为一个后发国家缩小与领先国家在生产力和国民收入差距上的过程。后来，随着赶超问题研究的细化，学者更多关注某一产业而非整个宏观经济的赶超现象，从而涌现了大量的产业赶超研究。产业赶超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探究某一产业中领导者的更替，包括既有的先行者如何维持其领导者的地位问题，以及后来者如何推翻既有领导者，成为该产业的佼佼者。本文将以移动支付产业的竞争和赶超为案例，因此本文中聚焦的赶超正是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在移动支付的普及率、交易规模和移动支付企业在某国的市场份额上的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先移动支付领域的后来者成功赶超先行者，即为何后发国家能够在移动支付产业成功赶超先发国家，在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上取得巨大的成果？机会窗口理论（Windows of Opportunity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后发国家在技术领域赶超问题的重要理论之一，由卡洛塔·佩雷斯和卢克·苏特首次提出。根据佩雷斯和苏特的观点，后发国家在技术领域存在两种机会窗口：一种是成熟技术的机会窗口；另一种是新技术的机会窗口。针对佩雷斯和苏特提出新技术范式的机会窗口，后来的学者逐步扩展了机会窗口的类型，包括市场需求和政策调控。李根等人首次将不同的机会窗口做了整合，指出技术范式转移、商业周期循环和政府干预是后发国家产业赶超的三大机会窗口，称之为技术窗口、需求窗口和政策窗口。技术窗口是指新技术范式的出现所带来的赶超机会。技术不连续是决定领导变革的主要因素，激进的技术变革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知识体系的价值。一方面，通过旧技术的生命周期积累的能力往往削弱了那些继续严重依赖旧技术的先行者的竞争地位，无法感知和应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在旧技术中获胜的先行者可能会陷入“竞争力陷阱”，即改变组织惯例的困难和不愿采用颠覆性技术，使现有产品的利润无效。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的可用性和技术性能，并要求先行者进行新的投资和制造能力，这为挑战者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因为市场领导者和挑战者都站在新技术的同一起跑线上。需求窗口是市场需求变化所带来的赶超机会。与技术的不连续性相似，市场也会随着时间变化，但变化的方向无法完全预测。先行者可能因为投资沉没成本或在位者惰性、核心刚性，无法或不愿意处理市场变化。因此，这些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可能会为后来者提供机会，以打破先行者的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民族特性可以为当地的后来者提供宝贵的机会。政策窗口是指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为产业干预带来的赶超机会。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某一产业的发展进行干预，例如影响国内企业学习过程和能力积累的研发项目、提供补贴和减税优惠、制定有利于出口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标准。政府的干预可以产生积极的外部性，在某种程度上与激进的技术间断非常相似。机会窗口的存在并不能决定后发国家产业的赶超结果，在此基础上还取决于后发国家企业和其他系统组成部分的有效应对。首先，后发国家企业必须发现并致力于已经出现的机会窗口，主要侧重于特定的技术和需求领域。后发国家企业对机会窗口的成功应对通常与高水平的学习、吸收技术能力以及营销能力有关，这些能力使它们能够识别和把握新的机会，并为它们的利益实施创新。其次，部门创新系统组成部分的参与主体和制度环境需要对此作出补充。它们包括公共政策和监管方面的有效制度设置、强大的大学和公共研究体系、先进人力资本的供应、供应商和合作企业网络的存在，以及创新融资的可用性。本文选取机会窗口理论用以分析后发国家移动支付产业赶超问题。除了以上机会窗口理论本身的特质以外，移动支付产业自身的特点是本文选择该理论作为分析视角的更为重要的原因。首先，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是决定移动支付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两大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技术水平而言，移动支付产业是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终端技术等多种技术结合的产物，其属于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按照完成支付所依托的技术条件，移动支付可以分为近场支付和远程支付（见表1）。在移动支付产品研发中，对于这些技术的集成能力和创新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兼容性和安全性是影响用户采用移动支付产品的两个主要技术特征。兼容性是指移动支付产品与用户现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平台的互操作的程度，兼容性高可以降低使用成本并加强对用户的锁定。安全性包括移动支付产品的机密性、身份验证和授权的责任性、完整性、可用性和不可否认性。总之，在移动网络上安全的商业信息交换和电子金融交易，必须保证隐私，这需要较高的技术保障。
除了对技术集成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要求，市场需求的大小对于移动支付企业的发达与否有着同样重大的影响。首先，移动支付产业具有双边市场的典型特性，当任何一方的需求不存在时，移动支付产品将会失去其实际意义。消费者与商家位于移动支付平台的两端，构成了移动支付的双边市场，前者使用移动支付进行付款，后者使用移动支付收款，只有当双方的需求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移动支付平台或产品才有其真正的实际价值。一旦其中一方的需求不存在或极其有限，那么移动支付的双边市场就不能形成，整个产业也不可能发展壮大。对于商家来说，确保移动支付拥有一个庞大的客户群非常重要。戴维·艾伦（David Allen）将此称为“临界质量效应”：除非有足够的消费者用户，否则商家不会采用该技术。同样，消费者只有在有足够多的商家提供该技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该技术。其次，移动支付平台或产品显示出较强的网络效应。如果移动支付平台在消费者中广泛普及，那么商家也将受益，这也在影响其他参与者，例如银行和支付服务提供商，它们也更愿意成为移动支付系统中的一部分。总之，参与者越多，平台就越有可能增长且扩大，从而产生规模经济，而移动支付平台的商业盈利能力正是取决于交易量。最后，移动支付产业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产业，它不仅是对传统支付方式的革新，而且因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关联行业多，对整体国民经济，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杠杆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能够提高后发国家的金融普惠性。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传统的金融行业发展起步较晚，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普惠性不高，大部分消费者除了现金以外没有其他更为快捷且低成本的付款方式，移动支付的出现为大量无银行账户和银行账户不足的用户带来了金融服务，同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普惠性。相比借记卡和信用卡，移动支付是一种成本更低、操作更简单的电子交易形式，这一特点也将金融服务扩展到后发国家一大部分的文盲和半文盲用户当中。第二，移动支付产业促进了产业融合，推动了传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移动支付服务依托移动通信技术与金融服务，其实质是信息通信产业与传统金融业之间的一次产业融合现象。移动支付产业不仅促进了信息通信产业与传统金融业共同繁荣，还推动了新型产业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形成。例如，移动支付产业的兴起也带动了互联网金融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金融相关信息处理和风险评估通过网络化方式进行，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促进民间金融的阳光化。第三，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为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而且还加快了货币数字化的进程，带来了“黑钱”交易规模缩减的附带收益。在使用移动支付交易的情况下，所有的交易都会留下数字记录，增加交易的透明度，“黑钱”数量将会有所减少。随着移动支付产业迅猛发展，在2017—2018财政年度，印度纳税人和直接税的数量分别增长了10％和19％，这意味着数字化的支付方式推动着印度朝着更正式、符合税收规则的经济体发展。基于以上的益处，任何一个有战略雄心的后发国家都希望能在该产业有所成就。另一方面，由于移动支付产业涉及移动运营商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分配问题、消费者交易安全问题，支付标准由谁来制定的问题，以及国家金融安全等问题，必须有完善的政策法规来协调与监管，才能促进该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作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不可能放任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而置之不理。总之，后发国家的政府有意愿且有义务参与到影响移动支付产业赶超的政策制定中。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机会窗口理论构建出后发国家在移动支付产业对先发国家赶超问题上的因果链条（见图2）。后发国家移动支付产业的赶超受到技术窗口、需求窗口和政策窗口的影响。这三个机会窗口分别由一国的部门创新系统，即知识和技术、需求条件、参与主体和制度环境演变而来。当移动支付企业和政府对机会窗口的打开做出有效应对时，后发国家移动支付产业就得以实现成功的赶超。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产业，不同国家内，以上三个机会窗口的相对重要性和打开顺序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案例研究分析中，本文将会对此进行差异化处理。
本文选取肯尼亚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移动支付产业赶超较为成功的后发国家的代表之一，用以检验上文构建的因果机制。肯尼亚的移动支付产业率先由国内对于便利且低成本的金融服务的庞大需求开启，即需求窗口是肯尼亚移动支付产业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机会窗口。首先，肯尼亚国内城乡的“双元制度”，导致汇款需求十分旺盛。“双元制度”（Dual System）一词是指城市移民与他们的农村家园和村庄保持持续联系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的保持主要通过汇款方式得以实现。有研究表明，国内汇款的潜在需求与城市化率有关，最有利的国内汇款市场出现在那些具有大规模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基础，但农村人口还未被掏空且城市化率处于中等水平（城市化率为20％-40％）的国家中。尤其是那些城市化速度较快的国家，很可能表现出强烈的城乡联系，需要大量的资金转移。21世纪初的肯尼亚正是这一典型国家的代表。截至2008年，肯尼亚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为22％，并且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全国大约30％的家庭仍然依靠汇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另外，在肯尼亚核心的移民地区，存在着与祖先村庄保持联系的文化压力，从而形成庞大的汇款需求。肯尼亚的城市移民与农村家庭的联系因种族而非国家的概念而加强，这些联系通过埋葬、继承、社会安全网和其他联系表现出来，即使是在城市移民或多或少永久居住在城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文化现象并非肯尼亚独有。事实上，城市移民与农村家庭的紧密联系是许多非洲文化中体现的社区精神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传统金融行业发展缓慢，肯尼亚的金融普惠性较差，面对国内庞大的汇款需求，既有的安全且低廉的汇款方式十分有限。在引入移动支付产品之前，大多数肯尼亚人被排除在现代金融服务之外，约85％的成年人无法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只有10％的家庭拥有银行账户。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肯尼亚每10万人中只有1.3家银行，每10万人中仅有1人使用ATM，这意味着使用银行汇款几乎不能实现。与此同时，肯尼亚主要的正式汇款服务—肯尼亚邮政成本高、速度慢，而且在农村网点容易出现流动性短缺问题，因此这种方式也并非人们的首选。当时，肯尼亚最常见的汇款渠道是非正式的公共汽车和公共出租车公司。但是由于这些公司没有转移资金的许可证，这些资金无法到达最终目的地的风险相当大。由此，庞大的汇款需求与缺乏可靠且低成本的汇款方式之间的鸿沟，为新的安全、低廉且便捷的支付方式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肯尼亚国内汇款需求与汇款方式供给之间的严重不匹配问题引发了国际组织的关注，随后肯尼亚移动支付产业的技术窗口和政策窗口得以开启。2002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消除世界贫困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通过资助联邦电信组织和协助发展中国家培训发展的组织展开调研，发现在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既有汇款方式无法满足国内庞大的汇款需求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为了推动这一问题的改善，英国国际发展部向英国跨国电信巨头沃达丰（Vodafone）提出了一项公私合作计划，希望能设计出一款安全且低成本的汇款系统，支持当地民众实现资金划转。在此情况下，沃达丰集团旗下在肯尼亚运营的电信公司Safaricom从2005年10月开始，针对肯尼亚便捷、安全且便宜的汇款服务展开研发。经过两年的开发和测试，Safaricom于2007推出肯尼亚第一款基于短信服务功能的移动支付产品M-Pesa。M-Pesa的M代表手机，Pesa在斯瓦希里语中是金钱的意思，整体为手机钱包之意。在M-Pesa研发过程中，移动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其开启了技术窗口；在M-Pesa试点和推广的过程中，肯尼亚政府的政策干预为其开启了政策窗口。在研发针对肯尼亚国内市场的移动支付产品时，短信服务技术为Safaricom开启了第二个机会窗口，即技术窗口。短信服务技术是一种文本消息的存储和转发技术，它被开发用于与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连接，是在2G移动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1992年，诺基亚推出了第一部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并首次附上短信服务功能，为以短信服务技术为基础的移动支付提供了移动终端。进入21世纪以后，短信服务成为手机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对于当时的移动支付企业而言，短信是一种连接用户最简单且高效的方式，即使是那些不具备银行卡账户的用户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完成支付。与此同时，随着智能终端技术的日益成熟，肯尼亚的手机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也在逐渐上升。2010年，非洲的手机普及率由2002年的3％上升至48％；手机用户也由15万人增加至1600万人，肯尼亚是其中增长较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从2009年开始，多条海底光缆将肯尼亚与互联网世界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了更便宜、更高效的网络连接方式。互联网用户数量从2008年9月的300万增加到2010年12月的1020万，普及率也从9％上升到25.9％。这为肯尼亚的移动支付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观察到肯尼亚手机用户普及率的大规模增长，同时考虑到短信服务技术的可用性、安全性和低成本，Safaricom决定采用短信服务技术推出其移动支付产品。通过这项服务，用户无需拥有银行账户，只需注册M-Pesa账户即可实现支付、汇款等功能。M-Pesa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注册的用户只需要在Safaricom的代理商处将现金兑换成积分（e-float），然后按照手机上的简单指示，通过短信输入汇款人的电话号码、金额和密码，这些钱就会立即从他们的账户中扣除，并贷记到汇款人的账户中。通过2G移动通信技术和最基本的手机功能，Safari-com使M-Pesa得以推广到肯尼亚广大的低收入人群当中。通过技术与需求相结合，Safaricom对M-Pesa的功能进行了精准定位。在构思M-Pesa的早期阶段，Safaricom的开发人员对M-Pesa定位是为用户偿还小额贷款的一种方式。然而，在对移动支付业务进行市场测试之后，他们对M-Pesa的核心业务作出了调整，更改为帮助用户更方便、更快捷地进行点对点（P2P）汇款和转账。随后，在M-Pesa的商业推广中，Safaricom只用了“汇钱回家”4个字，便令M-Pesa得到了肯尼亚绝大部分用户的青睐。尽管M-Pesa的功能不断完善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的需求，但用户表示把钱寄回家仍然是他们使用M-Pesa最重要的用途之一。首先，Safaricom积极推动与全国各地零售商店的合作，将后者作为M-Pesa的代理商网点，从而使得M-Pesa与其他金融服务相比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用户。2011年，M-Pesa的网点大约是邮政银行网点、邮局、银行网点和自动取款机的总和的五倍（见图3）。更重要的是，M-Pesa还在农村地区广泛部署代理商网点，更好地满足了肯尼亚城乡用户之间庞大的划转资金的需求。其次，M-Pesa采用短信的方式完成交易，每次使用时不需要移动网络，菜单加载非常迅速，并有逐步提示用户操作和获取信息，满足了用户对易用性的需求。最后，M-Pesa帐户非常安全，用户手机的SIM卡上安装了密钥，可以使从手机到M-Pesa服务器的信息进行端到端的加密。相比于传统的现金支付或汇款方式，用户对于M-Pesa的感知风险性更低。总之，Safaricom对肯尼亚国内的移动支付领域的需求窗口与技术窗口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充分利用了这两个机会。
在M-Pesa从开发、试点到正式推向市场、逐步成熟的过程中，肯尼亚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为移动支付产业开启了第三个机会窗口，即政策窗口。首先，肯尼亚政府意识到M-Pesa研发成功能够使原本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全的数百万民众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将间接改善肯尼亚整体民生及经济状况。因此，早在M-Pesa投入市场之前，作为Safaricom的第二大股东，肯尼亚政府与沃达丰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同意将M-Pesa在该国率先展开试点，推动Safaricom设计出符合本国市场需求的移动支付产品。此外，肯尼亚政府意识到过早的监管可能会扼杀创新，因而从一开始就发挥了更多的辅助作用，或多或少遵循“管理跟着创新”的原则，这有效地降低了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法律障碍。在M-Pesa正式推出以后，肯尼亚中央银行就强调M-Pesa不是银行，因此并未发布关于M-Pesa的特别准备金要求，允许Safaricom不受银行法的约束，将M-Pesa作为支付系统来运营，给予了Safaricom较大的灵活性。M-Pesa的推出侵蚀了传统银行业的利益，遭到了银行业的反对和质疑。在面临银行业施压的情况下，肯尼亚政府开始公开其支持M-Pesa发展的立场。2008年末，银行业游说要求停止使用M-Pesa，肯尼亚中央银行应财政部的要求对M-Pesa服务进行了审计，最终宣布它是安全的，符合国家的普惠金融目标，此举有效地减少了外界对于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质疑声。随着M-Pesa功能的逐渐成熟以及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肯尼亚政府开始对M-Pesa展开了较为严格的监管。为了保障用户资金的安全性，肯尼亚中央银行要求所有用户的资金都存入一个受监管的金融机构。为防止洗钱及限制个别用户交易的价值，肯尼亚政府要求Safaricom建立一个防止洗钱的系统，同时要求后者监测可疑交易。除此之外，肯尼亚政府还增加了针对有关欺诈和系统停机以及加密、SIM卡功能、业务流程、硬件安全、组织安全、备份、控制和监控所有流程的端到端的定期检查，以确保人们对新的支付交易机制的信任，并促进商业模式、服务提供和分销渠道的完善。总体而言，在移动支付产业引入之初，肯尼亚政府就给予其宽松的监管环境，使得Safaricom不必为了符合规定的监管模式而扭曲M-Pesa的商业模式。随着移动支付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后，肯尼亚政府的监管也随之加强，起到了规范产业健康发展的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肯尼亚的移动支付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果，M-Pesa也成为全球移动支付领域成功的经典案例。仅仅在M-Pesa推出近两年之际，M-Pe-sa便成为肯尼亚最受欢迎的汇款方式，使用M-Pesa进行个人汇款的人数占比达到65.6％（见图4），使用M-Pesa进行业务汇款的企业数占比达到51.1％。在随后不到三年的时间，M-Pesa的用户数量就突破了900万大关，这相当于肯尼亚成年人口的40％和全国总人口的23％。截至2019年，肯尼亚移动支付的普及率达到70％。2020年，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肯尼亚移动支付的交易金额同比增加了45％，达到494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肯尼亚GDP的一半。
在企业层面，Safaricom占据了肯尼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推动着M-pesa的功能和服务不断完善。除了Safaricom以外，不少移动支付服务企业也于2007年之后陆续进入到肯尼亚的移动支付市场竞争当中，例如非洲电信运营商AirtelAfrica旗下的AirtelKenya、肯尼亚的移动网络运营商Equitel都推动了移动支付产业的扩张。截至2021年，Safaricom在肯尼亚移动支付市场中的市占率位居第一，达到64.4％。截至2019年底，M-Pesa拥有3700万活跃用户，约40万代理商和7个运营市场，前者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据Safaricom年报显示，2020财年，M-Pesa为公司创造了826.5亿肯先令的收入，约占整体收入30％。如今，M-Pesa的服务范围十分广泛，可分为核心服务、金融服务、商户服务和数字服务四个方面，进一步细化为转账、取现、零售支付、借贷、保险、派发工资等近20种服务，俨然已成为能够满足普通民众日常需求的金融超市。随着国内移动支付产业的成功，M-Pesa近几年成功走出国门，先后在坦桑尼亚、南非、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和罗马尼亚、印度等欧洲和亚洲国家拓展业务。可见，肯尼亚在移动支付普及率、交易规模和移动支付企业市场份额、产品功能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移动支付产业可谓赶超成效显著。本文将中国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后发国家的代表，以检验本文因果机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中国移动支付产业于2013年之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此期间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其开启了第一个机会窗口。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移动通信进入到2G时代，由于中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晚，当时国内移动通信业务使用的是在国际上处于主流地位、由欧洲主导的GSM标准，技术也是基于从美国引进的时分多址（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简称TDMA）技术，移动通信技术整体水平较为落后。中国吸取了在2G时代国内移动通信技术完全依赖于国外引进的教训，在信息产业部的全力支持下，中国的通信技术工程研发人员（主要以原属邮电部的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通信研究院为主）于1998年提出了中国自己的TD-SCDMA标准，并于2000年得到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简称ITU）的批准，成为继日本提出的WCDMA、美国提出的CDMA2000之后第三个3G移动通讯标准。这标志着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和标准上实现了局部技术的突破。2009年，中国发放了3G移动通信技术牌照，3G技术正式进入到商用领域。虽然TD-SCDMA成为了国际3G移动通信标准之一，但实际上中国的移动通信基础十分薄弱，芯片、手机基站等技术和设备都要从基础做起。但是，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并未因此却步，进入4G时代后反而形成了与技术发达国家并行的局面。2012年，ITU将中国提出的TD-LTE-Advanced列为两大4G国际通信标准之一。中国在2013年底发放了4G移动通信技术牌照，此后，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正式迈入4G高速时代。与此同时，国内的华为和中兴成长为世界级移动通信设备和终端制造商，OPPO、vivo和小米手机企业也逐渐崛起，成功抢占国内智能手机市场，至此中国移动通信和移动终端的研发技术、制造水平与美日韩的差距逐渐缩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手机普及率和网民规模稳定增长。2010年，中国网民总数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亚洲网民总数的55.4％。其中手机网民较传统互联网网民增幅更大，成为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见图5）。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1月至10月，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3.48亿部，销量保持快速增长；2013年11月3G移动电话用户达3.86亿户，较上年同期增长1.54亿户。
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商用不仅为移动支付产业开启了技术窗口，同时推动了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使得后者与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合力开启了移动支付产业的第二个机会窗口，即需求窗口。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第一批电子商务网站便已成立，例如8848网站和易趣网，但由于缺乏支付工具与物流关键技术支撑等因素，两者都相继退出中国市场。2003年，阿里巴巴集团成立淘宝网，加入电子商务的市场竞争当中。同年，针对电商平台上商家良莠不齐而引发的信用隐患，阿里巴巴集团成立了支付宝业务部，并于次年12月正式推出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支付宝最初的定位是一个充当信用中介功能的虚拟账户，以有效降低顾客在淘宝网上购物的交易风险。由于互联网和手机普及率较低，当时有限的网民规模限制了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2010年前后，随着智能手机价格和通信成本的继续降低，3G应用的用户体验逐步提升，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开启了更多用户的移动网络生活，其中网络购物的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进入4G网络时代后，中国电子商务类应用在手机端发展迅速。2013年，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1.44亿，年增长率160.2％，使用率高达28.9％。伴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完善和网络购物的兴起，对于安全、快捷的线上支付产品的需求也急剧上升。反观线下支付领域，在移动支付产品推出之前，中国消费者除了现金以外，缺少其他普及率高且便捷的支付方式。由于欠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中国信用卡的平均渗透率相对较低。2017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持有信用卡的比例仅为20.8％，远低于日本（68.4％）、美国（65.6％）和韩国（63.7％）等发达国家。在中国，传统的信用卡支付服务，如销售点机，往往支付缓慢、低效且费用昂贵，这导致大多数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不得不依靠现金进行交易。总之，中国消费者对于线上支付平台急剧增长的需求以及线下除现金外普及率高且便捷的支付方式的空缺，为移动支付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作为中国最大的移动支付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后来是蚂蚁集团）和腾讯公司分别推出了支付宝（Alipay）和财付通（Tenpay）两款移动支付产品，充分利用技术窗口和需求窗口，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移动支付领域的领导者。首先，在线上支付领域，阿里巴巴集团于2003年便创建支付宝，开启在线支付服务，创新担保支付功能，并且不断完善支付宝的功能和服务，在电子商务领域成功打败竞争对手eBay。2008年，阿里巴巴集团正式推出支付宝移动电子钱包，开启了支付宝的迅猛增长。支付宝在2008年之前花了五年时间才达到1亿用户，但在2009年的前两个月便增加了2000万新用户。截止2013年，支付宝成为中国覆盖率第一的移动支付平台，大约80％的在线支付用户使用其服务。腾讯公司于2005年推出了在线支付产品财付通，于2013年将其整合到一款基于智能手机的社交应用程序—微信当中，并创建了微信支付（WeChat Pay），使用户能够直接通过微信平台相互汇款。2014年春节期间，微信支付通过开发手机发放红包这一功能，使其在手机用户中形成病毒式传播，从而吸引了数亿用户。在随后的几年，微信支付的活跃用户持续增长，从2013年的3.5亿增加到2018年的11亿，甚至超过了支付宝，成为中国活跃用户最多的移动支付平台。在线下支付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选择了二维码来实现移动支付功能，更好地满足了中国用户的需求。2011年，面对国内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高，支付宝利用手机应用程序（APP）技术，在苹果iOS和谷歌安卓平台上发布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允许智能手机用户在零售商、咖啡馆和餐厅完成支付。这标志着支付宝将其支付服务从线上扩展到线下，不再仅限于网上购物的电子支付工具，从而进入到更多消费者的视野。面对国内消费者对现金以外的快捷支付方式的需求，与苹果支付、三星支付等采用NFC技术的移动支付系统不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选择了二维码来实现近距离移动支付功能。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利用二维码基础设施门槛低的特点，在短时间内以更便宜、更便捷的支付优势快速普及。在线下商店进行移动支付时，消费者只需使用智能手机上的支付宝或微信APP生成一次性二维码，随后商店的工作人员手持专门的条形码阅读枪对其进行扫描，便可完成交易。此外，商家也可以打印出以二维码显示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账户，让消费者用对应的应用程序账户进行扫描，便能够完成转账支付。后一种方法甚至不需要在支付硬件上进行任何投资，使得包括街头小贩和街头艺术家等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相比于现金支付，移动支付使得交易的无形损耗（如盗窃、欺诈）减少，相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容易、更安全。另外，支付宝与其他移动支付参与主体共同合作，主动降低平台安全风险。2011年，支付宝同银行、网络安全公司和门户网站等主体联合组成中国安全支付联盟。2012年，支付宝又同移动支付行业的领军企业成立了中国第三方支付安全联盟，以促进信息共享，降低在线交易风险。通过以上联盟的合作，约1.3万家钓鱼网站被关闭，潜在的经济损失减少了90％以上。总的来说，与现金支付相比，中国用户认为移动支付更加便捷且安全。在移动支付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给予了“先松后紧”的产业政策支持，为其开启了政策窗口。首先，中国政府明确将移动支付相关的电子商务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为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007年，中国发布首个《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积极发展电子商务，改善对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服务，推动信用服务、网上支付、物流等社会配套服务建设。其次，在移动支付产业发展初期，中国政府采取对移动支付产业放松监管的策略。在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之前，移动支付产业一直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管约束，给予了移动支付企业极大的灵活性。随着移动支付产业逐渐成熟，为更好地规范移动支付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明确了非金融机构从事移动支付服务的进入壁垒，通过审核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方式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纳入国家金融监管的领域。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向27家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颁发了首批牌照，支付宝和财付通这两个移动支付巨头是首批获得授权的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自那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发放了近270张第三方支付牌照。授予第三方支付许可证成为移动支付产业创新的重要步骤。自2015年初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需要加快互联网金融体系监管构建，才能够促进移动支付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体系建设。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移动支付企业通过新成立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机构—中国网联清算公司开展业务，该公司将受到中央银行的密切审查。如今，中国的移动支付产业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移动支付普及率还是交易规模都位居世界前列。早在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到77％，而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普及率分别为48％、47％、48％和38％。截至2019年，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达到86％，依旧位居全球榜首。2018年，中国的移动支付在总非现金支付价值中的份额从2013年的不到1％上升到2018年的7.4％，在总非现金支付中的份额从2013年的3.3％上升到2018年的27.3％。在2020年最新的全球各国移动支付渗透率排名中，中国成功蝉联榜首，渗透率32.7％，人均消费额1596美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移动支付交易量和金额一直保持持续增长，2021年移动支付业务达1512亿笔，金额约5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73％和21.99％（见图6）。在企业层面，中国移动支付的两大巨头支付宝和财付通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并且成功跻身全球知名的移动支付平台。2019年第4季度，支付宝和财付通两者总共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94％的份额，两者的市占率分别为55.1％和38.9％。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Statista）发布的《2021年金融科技报告》，财付通和支付宝成为2020年全球活跃用户量排名前两位的移动支付平台，超过了苹果支付、谷歌支付和三星智付等先发国家企业开发的移动支付平台。随着国内移动支付市场的成熟，中国的移动支付企业纷纷走向国际市场。2019年，蚂蚁集团全球活跃的支付用户超过12亿，其中海外用户约3亿，支付宝已支持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上交易。2020年，微信支付与澳大利亚金融公司空中云汇（Airwallex）合作推出的微信国际收单服务正式上线。此后，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的商户可将微信收款方式添加至自己的电商平台，轻松连接全球超过8亿的中国消费者，扩大市场销路。由此可见，中国移动支付产业无论是在交易规模还是企业发展上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成功实现了对先发国家移动支付产业的赶超。
本文将印度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在短时间内实现移动支付产业赶超的后发国家代表，以检验本文因果机制的作用过程。印度移动支付产业起步于2010年左右，2016年之后开始爆发式增长，期间印度十分注重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为移动支付产业开启了第一个机会窗口，即政策窗口。首先，印度政府于2010年9月启动印度的生物识别系统（又称Aadhar计划），以解决移动（电子）支付业务中用户无法进行实名身份验证的问题。在Aadhar计划推出之前，印度官方提供的身份证明多达20余种，包括出生证明、驾驶执照等，但这些身份证明中没有一个是被普遍认可的，从而使得移动支付账户的实名身份验证成为一大难题。截至2015年，Aadhar计划完成了对全国8.2亿人口（覆盖了印度67％的人口）的生物识别数据采集，包括照片、十指指纹和虹膜扫描，这为每一位印度公民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12位身份证明编号，这一号码与手机号及银行账户绑定，印度公民可以在网上进入数据库进行身份识别和手机实时验证。这为印度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其次，印度政府颁布“废钞令”，大力推动无现金社会的到来，将移动支付推向全国。2016年11月8日，印度政府宣布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两种最大面额纸币的流通，借此一方面打击“黑钱”和遏制腐败，另一方面发展数字支付迈向无现金社会。这一举措的直接结果便是推动了既有移动支付平台的使用，并催生了许多移动支付产业新的参与者和平台。为了让国民做好迎接不断增长的数字经济的准备，印度政府于颁布“废钞令”之前推出了“数字印度”计划。该计划由印度总理莫迪于2015年提出，旨在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政府服务和公民数字教育三个方面推动印度的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该计划的推出也带动了移动支付产业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数字印度”计划和“废钞令”的出台，印度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推动以上政策的落实：其一，推出统一支付接口（Unified Payment Interface，简称UPI）。用户可以通过该接口在银行和移动钱包间转账，实现所有支付服务提供商的互相操作。其二，推出基于UPI的国家移动钱包BHIM。BHIM整合了所有与其合作的银行移动钱包，对于用户来讲，只需要通过一个虚拟支付地址就能实现银行对银行、个人对个人的转账交易，而无需下载不同的移动钱包程序。其三，推动国家支付二维码的开发。国家二维码促进了各电子钱包之间能够相互兼容彼此的扫码支付；对于用户来讲，只需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和国家支付二维码关联就可以在不同银行和多个账户之间扫码转账，用户不需要在手机钱包存钱。如此设计主要是打消用户对于手机钱包的不信任感。最后，印度政府为推动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多项税收优惠，其具体举措包括：对价值2000卢比的在线交易免除15％的服务税；取消销售点设备和指纹识别器的关税；对通过移动支付购买的机票提供交易价值的0.5％到10％之间的折扣。总之，印度政府为了实现在未来10年内将印度打造成一个无现金的经济体这一愿景，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见表2），对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这为移动支付产业开启了最为重要的机会窗口。
2016年印度政府颁发“废钞令”后，由于现金短缺，全国各地的人们对数字支付的需求急剧增加，加之印度传统金融体系的覆盖人群十分有限，两者的合力为移动支付产业提供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开启了需求窗口。“废钞令”颁布后，印度政府一夜之间收回了86％的现钞，人们蜂拥到银行网点兑换废钞，引发了历史性纸币危机，人们对于非现金的支付需求骤然增加。另一方面，尽管印度政府早在1969年便致力于金融包容性的发展，但其传统金融体系服务的人群依旧十分有限，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使用银行卡支付。2014年，印度无银行账户的人数多达1.45亿人，位居世界之首，仅55％的人具有存款账户，18％的人具有借记卡，2％的人具有信用卡。这一水平远落后于同时期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同时期的巴西、墨西哥等后发国家。截至2016年，印度每10万成年人只有13.54家银行网点，并且这些网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印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只有27％的银行网点在农村地区。即使在城市地区，也有许多人缺乏开户的证件和／或操作银行账户的技能。尽管近几年印度政府增加银行账户的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许多账户仍处于休眠状态，余额很低或为零。在推出移动支付之前，印度有超过人口总数50％的人无法享受最基础的转账汇款等金融服务，现金可谓是印度消费者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支付手段。由此一来，“废钞令”为便捷、安全且普及率高的移动支付带来了巨大需求。移动支付之所以会成为“废钞令”后人们首选的支付方式，其中离不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手机普及率和互联网用户的增长所开启的技术窗口。自20世纪90年代印度电信改革以来，一些私营移动运营商开始进入市场并提供服务，移动电话随之出现在大众眼前。直到2010年印度政府陆续推出3G和4G移动通信牌照后，印度全国的手机普及率才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增长速度达到每月1000万名用户。根据《2016年互联网趋势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印度的互联网加速增长带动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长保持稳定；印度拥有2.77亿互联网用户，已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互联网用户市场（见图7）。2016年，印度城市无线通信密度（Wireless Teledensity，指每百个居民拥有的通信线路数）为165.04％，农村无线通信普及率为52.84％，总体移动通信普及率达到89.90％。与此同时，印度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如Micromax、Karbonn迅速兴起，在低端手机领域同三星等外国手机制造商抢占市场，使得智能手机在印度的价格急剧下降，其结果是进一步促进了智能手机的普及。总之，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使得手机的普及率超过了银行卡的普及率，加上移动支付企业对技术和需求窗口的把握，使得移动支付成为实现非现金支付的最佳选择。
印度移动支付企业不仅充分利用本国移动通信和智能终端技术快速发展的机会，积极地推出相应的移动支付产品，而且还凭借国外移动支付企业成熟的技术，完善自身的产品，实现在该领域的赶超。考虑到手机在本国的广泛普及，印度的移动支付企业普遍将其作为移动支付实现的基础设施，从而避免了广大商家购买额外设备产生的昂贵费用。为了实现移动终端的最大化利用，印度一家名为Eze Tap的技术供应商与花旗银行联合推出了一种低成本的读卡器，售价1500卢比（约25美元）。这一读卡器可以连接到任何移动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使得消费者可以使用手写笔在触摸屏上记录签名，成功替代了销售点终端和刷卡工具。此外，商家不需要打印收费或付款单据，因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短信服务得到对应的通知，极大地提高了支付的便利性。这一时期，一些国家的移动支付企业在技术上日趋成熟，开始积极地寻找海外市场，印度便是它们的目标之一。通过引入国外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印度的移动支付产业实现赶超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2009年One97 Communications（简称One97）创建了Pay Through Mobile（简称Paytm），将其作为旗下的一个在线充值和账单支付平台。在Paytm最初成立的4到5年里，平台的发展十分缓慢。2014年，Paytm开始寻求与中国移动支付巨头蚂蚁集团合作，并成功地引入了后者成熟的移动支付技术，从而实现了数据处理和技术架构质的飞跃。如今，Paytm成为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拥有2.2亿用户，每月新增800万—1000万用户。印度移动支付企业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令用户满意的移动支付产品，充分利用了需求窗口。对于商家而言，移动支付产品的相对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使用移动支付无需花费额外的费用购买POS机设备。以往消费者使用借记卡和信用卡支付，商家需要购买额外的POS机设备；如今通过移动支付，线下的商家可以直接使用创新的二维码完成交易，无需购买额外的设备。消费者在商店内使用智能手机扫描商家二维码图片，就能够直接将金额转移到商家的账户，完成支付。在“废钞令”颁布之前，POS机使用卡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数字支付模式，主要局限于大城市和有组织的零售。在缺乏足够POS机等基础设施的小城镇，POS机使用卡并不能立即使用，但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无需依赖额外基础设备的替代方式，得到了大部分商家和消费者的青睐。第二，移动支付的交易费用为零。小商户通过借记卡／信用卡进行的每笔交易被收取0.4％的费用，而移动支付账户的交易费用为零。对于消费者而言，移动支付具有多项优点。首先，没有银行账户的消费者也可以使用移动支付。针对没有银行账户的用户，印度移动支付企业在当地商户网点设立了特殊的服务中心，用户可以通过此服务中心使用现金为手机钱包充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金融体系覆盖人群极为有限的问题。例如，Airtel电信集团在印度设立了150万个实体网点，超过了印度的POS机数量（148万），这些网点已经遍布印度全国。其次，移动支付的功能完善，为消费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移动支付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转账服务，还具备存储货币、网上购物、提供折扣信息等功能。在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保存个人和银行信息、购物详情、支付历史等，具有极大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这些优势使得消费者对移动支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另外，移动支付便捷的操作方式，提高了移动支付的覆盖人群。在使用移动支付的过程中，用户可以输入唯一的12位Aadhaar号码进行支付，这个简单易用的系统可以在普通手机上运行，不一定需要联网的智能手机，对于广大的文盲和半文盲用户也十分友好。总体而言，印度用户对于移动支付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较高，感知风险性较低，因此当“废钞令”颁布后，他们更倾向于也更可能使用移动支付代替现金支付。最后，以Paytm为首的移动支付企业迅速抓住“废钞令”这一政策机会，凭借移动支付不依赖POS机等设备完成交易的优势，通过积极的宣传和推广，吸引了广大的商家和消费者。在“废钞令”颁布后的4个月时间内，Paytm的流量增加了435％，整体交易和交易价值增加了250％。与此同时，随着印度政府支持的统一支付接口（UPI）的推出，更多的移动支付参与主体加入这一领域，例如Amazon Pay、Flipkart的Phone Pe以及Google Pay，它们都希望借助印度政府对移动支付产业的支持，实现自身快速的发展。在2016年之后，印度整体的移动支付交易量实现了90％的复合增长率。在此之前，在印度政府大力扶持移动支付产业的背景下，印度移动支付企业积极与政府展开多种模式的合作，以增加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接受和采用。例如，印度跨国电信运营商Bharti Airtel和西部联合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从2007年开始联合提供移动支付服务，塔塔电信服务公司在2009年与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 Bank）签订了提供移动支付服务的合同。自Aadhaar计划推出之后，印度移动支付企业迅速将Aadhaar作为用户注册身份验证的主要方式，从而实现对低收入用户更快速、更便捷的身份验证，进一步扩大了用户基础。总之，对于印度政府开启的政策窗口，移动支付企业可谓进行了充分利用。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印度移动支付产业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在普及率和交易规模上名列世界前茅。印度的移动支付产业发展于2016年进入快车道，2016年8月，其移动支付交易金额突破1万亿卢比大关，环比增长28.3％，此后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都保持快速的增长。从2014年到2019年的5年时间内，印度移动支付的交易量增长了45倍，交易金额增长了16倍（见图8）。
根据全球数据（Global Data）发布的《2017年全球消费者支付洞察》，印度是移动钱包采用方面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已经超过如美国和英国等许多先发国家。截至2019年，印度移动支付普及率约为83％，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有学者预计到2025年，印度每年的数字交易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约76万亿卢比），其中五分之四是基于移动支付产生的。在企业层面，印度移动支付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众多，目前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为Paytm。由于印度移动支付产业发展较晚，许多先发国家的移动支付企业也加入到印度国内移动支付市场竞争当中，它们提供了超过45个移动支付应用程序，主要包括Paytm、Phone Pe、Freecharge、Google Pay、Amazon Pay等。其中Paytm是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同时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手机钱包，其估值从2015年的15亿美元跃升至2018年的100亿美元。截至2021年3月，Paytm已服务3.33亿注册用户和2100万商户。截至2021财年，Paytm在印度的移动支付交易市场份额约为40％，钱包支付交易市场份额为65％—70％。总体而言，印度移动支付产业的赶超效果较为显著。总的来说，移动支付产业是一个以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等融合而成的产物，它涉及消费者、商家、移动支付平台提供商、移动网络运营商、金融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对于后发国家的整体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杠杆效应。因此，对于后发国家移动支付产业的赶超问题，需要构建一个多因素、深层次的分析框架才能解答。对于肯尼亚、中国和印度的案例研究结果简述可参见表3。
本文通过对肯尼亚、中国与印度的案例研究验证了基于机会窗口构建的因果机制，即在这3个后发国家的移动支付产业发展过程中，知识和技术、需求条件和参与者主体与制度环境的变动带来了技术窗口、需求窗口和政策窗口，为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其国内的移动支付企业对这些机会窗口作出了积极的应对策略，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机会窗口，从而实现了移动支付产业对先发国家的赶超。除此之外，本文在案例研究过程中，还产生了以下三点思考：第一，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产业赶超过程中，技术、需求和政策三个机会窗口的发生次序和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对于肯尼亚而言，需求窗口是其移动支付产业赶超过程中的第一个开启的机会窗口，也是相对最为重要的机会窗口。肯尼亚国内城乡之间固有的“双元制度”特点，导致其国内汇款需求远大于一些先发国家。在存在如此巨大市场需求的情况下，肯尼亚既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汇款方式都无法为人们提供安全、快捷且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汇款方式上供需严重不匹配的问题成为肯尼亚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根源。在国际组织、肯尼亚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发力下，借助国内短信服务技术较为成熟的技术窗口和政策支持创造的政策窗口，推出了第一款也是最受欢迎的移动支付产品M-Pesa，从而开启了移动支付产业飞速的发展之路。对于中国而言，在发生次序方面，技术窗口、需求窗口和政策窗口开启的时间较为同步，但就相对重要性而言，技术窗口是其移动支付产业赶超过程中最重要的机会窗口。在2010年之前支付宝等移动支付产品推出的早期，中国的移动支付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在普及率和交易规模上都与先发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中国在3G、4G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研发与制造水平形成突破，中国网民规模和智能手机用户迅猛增长。在此背景下，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公司利用手机应用程序技术和二维码技术将移动支付推广到线下场景，从而以安全、高效且低成本的移动支付产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中国的移动支付企业是率先利用技术窗口，以产品作为敲门砖，从而打开了中国庞大的市场，实现飞快发展。对于印度而言，政策窗口并非在移动支付产业赶超过程中开启最早的机会窗口，但却是最重要的机会窗口。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政府对于构建“数字印度”和无现金社会的强烈愿景，使得其以更多的资源来推动本国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尤其是2016年颁发“废钞令”这一举措，让印度的移动支付交易量得以实现复合增长率达90％的增长；而使得移动支付交易量和交易金额也在从2014年到2019年短短5年时间内分别增长了45倍和16倍。综上所述，在不同国家同一产业的赶超过程中，机会窗口的发生次序和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需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定。第二，部门创新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协同演进，某一组成部分的变动往往会触发其他组成部分随之变动，进而引发整个产业机会窗口的涌现。在肯尼亚移动支付产业赶超过程中，需求条件最先引起国际组织、肯尼亚政府和企业的注意，由此肯尼亚企业开始对移动支付产品的技术实现进行开发、设计和测试。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具有想要解决既有汇款方式供给短缺，即金融普惠性差的问题，意识到过早的严格监管可能会扼杀企业的创造力，因此采取了放松监管的支持政策。需求窗口的开启也伴随着技术窗口和政策窗口的启动。在中国移动支付产业赶超过程中，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电子商务市场的繁荣，而电子商务的出现又促使企业开发更加安全可靠的支付产品；当支付宝和财付通凭借二维码技术以安全快捷的特点，从线上网点走到线下商店时，又满足了消费者的支付需求，技术窗口和需求窗口在此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演进。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的支持电子商务发展、前期放松监管的政策也为企业更好地利用技术和需求窗口保驾护航。在印度移动支付产业赶超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令政府意识到推进无现金社会的必要性，启动生物识别系统、颁布“废钞令”、推出国家移动钱包和国家支付二维码等举措都为移动支付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激发了市场的巨大需求。为了更好地满足本国用户的需求以及在市场竞争中持续发展，印度移动支付企业自主研发或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和完善自身的移动支付产品。总之，部门创新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共同演进而非相互独立、并无交集的关系，只有三个组成部分高效配合才能促使整个产业赶超机会窗口的涌现。第三，机会窗口的存在并不能决定后发国家产业的赶超，在此基础上还取决于后发国家企业和其他系统组成部分，尤其是政府的有效反应。首先，后发国家企业必须发现并致力于把握已经出现的机会窗口，尤其是对特定的技术和需求领域的机会作出积极回应和充分利用。无论是肯尼亚、中国还是印度，本国的移动支付企业对于技术的运用和市场需求的观察，都是其产品能够被大规模用户接受以及整个移动支付产业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例如，Safaricom通过市场调研，设计出基于短信服务功能的M-Pesa，用户无需拥有银行账户即可实现支付、汇款等功能，弥补了肯尼亚金融普惠性差和移动通信技术较为落后的缺陷；此外，在确定M-Pesa的核心功能时，Safaricom调整了原有的想法，用“汇钱回家”4个字便精准地锁定了国内绝大部分用户的需求。尽管机会窗口开启，但如果后发国家企业没有作出必要且有效的回应，那么赶超就不会发生。其次，政府对于产业发展不同阶段所实施的政策或是创造的制度环境都对产业的赶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肯尼亚中央银行前期没有给予移动支付企业足够的政策保护，那么M-Pesa很有可能被传统银行业所封杀；如果中国政府早期便对移动支付企业给予严格的监管约束，那么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很有可能“胎死腹中”；如果印度政府没有颁布“废钞令”，印度移动支付产业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可见，后发国家提供的产业政策或监管规则可以为本国企业创造赶超的便利环境，抵消其进入行业或市场的初始成本劣势，为企业的赶超提供强大的动力。*文章原载《世界政治研究》，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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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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