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古今敬天鉴》的写作背景

白晋生平著述颇多，历来学者尝试为其整理著作，往往因工作量巨大和甚是浩繁而不够全面，如加蒂的著作《白晋神父的游记》中，白晋神父的著作目录占据了密密麻麻的多页。这样一个问题，只要关注白晋的《古今敬天鉴》一书的抄本就能看得较为清楚。曾经或现今仍存放有此书抄本的图书馆遍布罗马、巴黎、北京、上海、莫斯科等地，这些抄本之间有很多在语句内容及排序上的异同。白晋编写《古今敬天鉴》是对利玛窦开创的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延续，继承了利玛窦研究中国经典、使用中文创作出版书籍的传统。但因此书写作和成书时间处于“礼仪之争”的高潮时期，白晋其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也是一个焦点人物。

1.《古今敬天鉴》一书

《古今敬天鉴》是清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的中文著作，徐宗泽在其《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中列其于“真教辩护类”内。此书使用传统的经书注疏体例，对中国“四书五经”内的一些与“天”、“上帝”相关的语句，做出天主教神学诠释。体例上虽符合中国文人的研“经”习惯，但思想上完全是以《圣经》为根本出发点的。白晋的这种努力在当时受到极大的阻力，《古今敬天鉴》在成书后，引起了颇大的争议，后被禁止刊行。但从白晋编写此书的出发点来看，他是为了解决“礼仪之争”而研究中国经典，进而促成了《古今敬天鉴》一书的逐渐成型。在其书中，除却经典原文和后儒注疏，白晋还借助了一位最重要的赞助者的权威，那就是康熙皇帝对经典的解释。

《古今敬天鉴》的编纂体例

中国经书中关于“天”、“上帝”的语句，在白晋看来蕴含着“天学”的要旨，但是已经失去了其中的天主真理，只有在西方各个国家还尚存有“天学”原本的本来面目。白晋声明他所要做的是依据天主教的圣经来解释中国的“四书五经”，通过他的努力，中国人才可以了解经书的本来要旨。所以他的基本方法即是如此：

在列我国的经典语句后，引用中国学者符合白晋观点的后儒注疏，个别重要的条目，会引用《圣经》里的神学思想加以佐证和总结。以上是《古今敬天鉴》上卷的编纂体例。下卷又是以原句、文人话语中以及百姓民人关于天主的语句，分类加以排列，一个条目下各对照三句。如此看来，白晋的自序给我们认识《古今敬天鉴》一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古今敬天鉴》的材料来源

白晋在《古今敬天鉴》中使用的材料表明，他在此时已经掌握了惊人的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在材料使用上，有一个版本的数量是最多的，白晋对“易”相关书籍的阅览非常广泛，我们或可以推测《造物主真论古今敬天鉴》的成稿，应当是在白晋奉康熙命令研究《易经》之后。在清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五十年后，白晋研究的《易经》的活动持续受到康熙皇帝的关注，在康熙五十年五月一整月中，白晋通过王道化共送来御览篇、张研究《易经》的成果。

《古今敬天鉴》的诠释模式

白晋编写《古今敬天鉴》一书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为天主教的存在立论，并运用当时康熙皇帝的言论来为之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本节就白晋在其书中所引《洪范》一篇中的“五福”及据“天主圣经”的诠释为例，来看《古今敬天鉴》一书的神学诠释模式。《洪范》是《周书》所载箕子所论治国之术，以应答周武王的咨询。原文字数极少，康熙《日讲书经解义》的注疏和解释也没有用很大篇幅，而这一篇关于中国上古思想中的命定论，在白晋眼里，充满了天主教的神学命定论思想。白晋对其“五福”篇目下的诸条语句做了大篇幅的论证和引申，不厌其烦地将中国古代皇帝用来统治国人的命定论思想阐释为蕴含天主教启示性的神学命定论。

人心是难以满足的，比天还广阔，没有边际的。世间的所有万物是数得过来的，世上的荣华富贵都有限度，能够填满心田的，只有天主赐给有福之人之不可胜数的“天禄”，这是神给予的恩惠，得到它的人，才称得上“大富”。由此，才能有足够充实的东西来养护自己的本心，延长自己的生命，以此达到万世而无疆的地步。世上的善人，能得到天主的宠爱，可以在天堂得到永生。

2.《古今敬天鉴》的成书背景

对“利玛窦规矩”的延续“利玛窦规矩”出自康熙皇帝之口，白晋在“礼仪之争”中，被康熙称为是遵守“利玛窦规矩”的模范。且将“白晋”、“中国文理”、“敬天”，联系在一起。白晋对“利玛窦规矩”的发展，原因和表现在于：白晋进入中国后，基本一直在北京的朝廷供职，所以他是通过满洲皇帝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而相较于利玛窦，虽然利玛窦在两次努力之后终于在北京立足，但是终究没有见到中国皇帝一面。这种不同体现在《古今敬天鉴》对于康熙作为儒学领袖学术成果的使用上，白晋在书中把由康熙皇帝经筵日讲成书的“日讲”系列经典注解作为重要的论据。

由此，借助康熙皇帝的权威注解来使得读者相信《古今敬天鉴》中的观点。白晋处在社会中心，随时都要听从皇帝的差遣，这使得他没有自由传教的可能，也让他基本隔绝于当时文人圈子，而利玛窦在当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了徐光启等高级儒士的助力，以及利玛窦和儒学之士的广泛交往。这个因素也影响到了《古今敬天鉴》的内容和体例。正如孟德卫所说，白晋对中国文化适应的起始点是中国优秀的管理，白晋看到的是中国出色的君主政体，尤其是在康熙皇帝身上的体现。虽然白晋修改了利玛窦的适应政策，他使用的新成分却仍然继续满足利玛窦确定的两个标准：一、在中国文化中占支配地位；二、能服从于基督教。《古今敬天鉴》的写作，显然坚守和遵循了这两个原则。

对“礼仪之争”的回应

随着“礼仪之争”日益尖锐，教皇特使多罗出现在历史舞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场斗争进入第二个阶段。白晋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白晋的《天学本义》一书在此期间也成为被讨论的重要文本。《天学本义》进入康熙的视野缘于白晋渴望得到中国最高权威的认同。早在年之前，白晋就写了一本汉语名叫《天学本义》，白晋在康熙四十年给莱布尼茨的信中似乎也提到过《天学本义》，当时北京的尹大仁主教建议将这篇杂文呈献给康熙，希望得到他的权威肯定。安多将其呈递给了康熙皇帝。传教士们从康熙那里得到了否定的回应，此书被驳回。然而，白晋对此并不气馁，这种执着促成了康熙四十二年由韩菼作序的《天学本义》一书的出现。

当年，教皇特使多罗主教到达广东的时候，白万乐主教为了表示欢迎，还给他带了《天学本义》的手稿副本作为礼物。后来多罗将这些副本交给了来自英国的多明我会士托马斯·克罗凯和刘应。白晋在这本书中称，当代的中国人一直有自己敬仰的造物主，那就是被他们称为“天”或“上帝”的神灵，并且认为“天”和“上帝”指一个有位格的神。

但是，多罗主教却以翰林院翰台对这本书的审核时对教会审核权的僭越为借口，对此书横加排斥。他认为俗世的核准应该在宗教的核准之后，何况韩菼曾经称欧洲人为蛮族。鉴于该书的重要性，多罗主教命令在京的主教，查抄所有已经印好的《天学本义》，并命令耶稣会士们发誓，不得私藏这本书。

作为回应多罗禁书令的对策，曾读过这本书原稿的康熙帝颁布谕旨，命人将该书翻译成一种欧洲语言，并直接递送给特使多罗审查。当时白晋已经对该书进行了补充和订正，并且以《古今敬天鉴》为书名重新印刷。奉康熙皇帝之命，由马若瑟和赫苍壁翻译的拉丁文名为《古今华人对天之敬拜》的该书的拉丁文译本也完成。因此此书的原稿和增补稿有多种版本，这也是“礼仪之争”对白晋《古今敬天鉴》一书成书和流传的影响。

白晋的兴趣和康熙帝的赞助

杨廷筠曾在《西学凡》序中直言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学习汉语文字，融汇天儒，沟通中西的状态，白晋无疑也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过程。稍微不同的是白晋在来华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关于学习中国经典的准备，或者说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那种尊重传教地文化传统的观点。白晋在暹罗停留时，虽然他大概并不懂暹罗语言，但想方设法得到了许多关于暹罗人的宗教神话传说和经书的知识。白晋认为在暹罗国的经书中可以发现与圣经《旧约》相似的一些内容。

白晋研究中国经典的赞助者主要来自中国方面，首要的一位是康熙皇帝，康熙令西方传教士将《古今敬天鉴》翻译成拉丁文，可见他对白晋此书的认可。康熙希望在京传教士的信件可以转变多罗强硬的态度，但似乎效果不甚好，只得搬出“教化王”的权威。白晋《古今敬天鉴》一书，与多罗所宣称的禁令针锋相对，自然获得了康熙皇帝的认同。所以，康熙赞同白晋书内的观点和帮助白晋将《古今敬天鉴》宣传到欧洲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么看来，白晋在研究中国典籍的时候是有中国文人来帮助的。康熙对此看得清楚，但他的旨意不是为了指责和批评白晋，这其实是一种担心，以免白晋被他的反对者抓住马脚，自己陷入“礼仪之争”中亦不可解脱。为白晋《天学本义》作序的韩菼也颇与耶稣会士友善，而柯兰霓提到多罗禁止此书，是因为白晋让韩菼作序，以为获得中国儒士权威的认可即出版此书，但由多罗看来这是不合天主教出版书籍规定的，更为重要的是韩菼似乎曾发表过诋毁天主教的言论。

白晋请韩菼为《天学本义》写序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此时韩菼为礼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韩菼也是康熙朝的一位理学名臣，曾充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和康熙一起讨论经学。韩菼深受康熙赏识和中用，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三年，一直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又在此间于礼部任职为官。他的这种文官领袖的地位，在当时的环境中，对白晋等在京传教士来说，应是极力要与之交往的最佳对象。

综上所列，学界对白晋的研究集中于他的索隐主义思想和对他本人在天主教来华史中的评价。从汉学研究的角度看，白晋是一个汉学家，他研究中国经典而成的著作，也就是白晋自己的汉学研究成果；作为清初康熙年间一位重要的传教士，他在中国的活动和历史作用，也有很多学者对之做了充足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