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明三暗五

香港有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日本人的碗里没有地震，莫斯科的郊外没有白天，这个世界似乎给穷人留的问题特别多。穷人的世界，天是暗的，风是大的，水也是混浊的。穷人的四季从来不见花开，眉梢间就写着一个字——难。贫穷可以肆无忌惮的撕碎懦弱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许下的诺言，将它揉成一团丢在风里，但它对强者的内心独白却毫无办法，像德国法西斯绕开"马奇诺防线"那样，远远躲开。

1991年，我家迎来了春天。

半个世纪杳无音讯的三爷爷从台北寄回钱，帮助家里脱贫。那时金融汇款手续很复杂，我父亲到徐州外汇银行取钱，全家像请财神一样，苦等一整天。那架势好像半年没下雨一样，乌云突然来了，盆盆罐罐都拿出来做好准备，可龙王始终缺席。拿到这笔钱，全家人在一起几番商量，有提出做点小买卖的，有提出全家置换新衣裳，家什的，也有的默不作声傻傻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的，我母亲提出来把钱存起来，一阵激烈的讨论，毫无结果。这年夏天，雨水特别的多，仿佛催促我家盖房子。老旧的土坯房无法坚持下去了，顶开始漏了，墙上的裂缝也似乎在变大，床底下的老鼠洞也多了，这东西说来奇怪，聪明无比，就是懒惰出奇，终日偷偷摸摸，上屋梁，下粮仓，让人难以忍受，泥土地强烈呼唤水泥地，也许以后就不在受到这小东西的烦扰了。一个平日里办事很聪明的本家笑着说，还不如把钱分了。这笔钱好比贵州的阳光，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它。每一分钱要摔碎成几瓣用。彷徨之际，我三爷爷从台北来封信，提到破旧的老房子要翻盖，日后回来住着也干净。最终家人纷纷同意翻盖房子。就在全家商定之后的不久，本家一个叔叔，他说这个钱是大家的，不能只给你一家盖房子。于是又吵得不可开交，好在我三爷爷来信答应再给他们钱盖房子，方才平静下来。

拆房子的时间定在深秋，过完中秋节，家里便忙活起来，各式人物来来回回，有送红砖的、有送瓦片的、有送料石的。有一个人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是包工头，此人个头不高，胖胖的，小胡须，有一双会算账的眼睛，整双眼睛充满了财富，我一直认为他和电视里的鬼子翻译官很像，只要再给他一副眼镜，无需化妆。我父亲和他几番商量，最终才确定价钱，双方都挺满意，那人走的时候说："我这几天活太多，人手忙不过来，可能要到明年春天过来。"父亲想到春天还有时日，老房子暂时不拆了，要不然住哪呢？可没过几天，那个"翻译官"又来了，反复催促拆房。

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泥瓦匠骑着二八大杠，气势汹汹的来了，像非洲野狗嗅到了羊的味道。胖包工头也来了，那场面颇滑稽，一个胖子指挥一群瘦子，瘦子们冲锋在前，胖子在后面点钱。这群瘦子们很听话，指哪打哪，贫穷使他们眼皮耷拉着，只看向脚底下，瘦弱的身躯像干涸的老河床，流不出一滴水来。说来也怪，如此瘦弱，却有使不完的力气，一个多月才完工的老房在他们手底下，不一会儿就变作一堆土了。那样子真像一群饥饿的狼扑向羚羊，一会儿就剩下骨架。院子里一颗靠近老屋的泡桐树也随着一起画上了句号。记忆中，树上每天停满了各类鸟儿，像印度火车上一样堆满了人。鸟儿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一波飞走，一波又来，那阵势极像去麦加朝拜的人群。鸟儿们为何独爱这颗老树呢？那是因为这个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的院落没有猎犬和猎枪。每年春夏之交，上面开满了泡桐花，但那花儿极易坠落，稍有风雨，便忽的一下子消失了。蜜蜂独爱这种花，我想：它也许是甜的。于是捡起一朵落在地上稍带泥屑的花，放在嘴里，哇，极苦、极涩，赶紧吐掉，我为什么不能像蜜蜂那样品味它的香甜呢？我常在泡桐树下玩耍，我觉得在那里才能找到舒适和安心，我把家里唯一的一辆永久牌大杠自行车放倒在树下，用力摇动脚蹬，后轮便飞快的转动起来，我的心也跟着飞舞起来。后来，我念五年级，要到镇上的学校去，五里地，家里给我配了一辆"永久"，我能骑出各种花样，在104国道上飞驰，坐在后座上骑行。学蒙古人骑马那样，从一侧下来，再上去，再从另一侧下去，再上来。两只脚可以同时放在一个脚蹬上滑行，左右侧都可以，而车稳稳的，我觉得这些灵感都来源于泡桐树下的乐趣吧。我爷爷常坐在泡桐树下的一块青石板上，抽烟，抽的是没有过滤嘴的"大前门""丽华"，他抽的那样无声无息，烟头上的星火也点燃不尽他内心的苦。他在家中排行老二，老大和老三解放前去了台湾，我曾祖父去世的早，剩下的老四老五老六，像他们的排行一样小，都未成年，全都由我爷爷和奶奶抚养，我爷爷年轻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过壮丁，当过"维持会"，后来逃了回来，捡回一条命，去南双沟做了码头工人，所以全村人都喊他"老工人"，病魔并没有因为他受的苦难多而放过他，一场大病带走了他的所有牙齿。每一次，他坐在树下喝红薯稀饭是那么的艰难。红薯快对于没有牙齿的人显得那么坚硬，嘴里没有固定点，红薯快在他嘴里滑来滑去，像个溜冰场。干瘪的嘴唇奋力的搅拌着，像老牛嚼草那样费力。他这辈子吞下的苦，只有这碗稀薄的红薯稀饭知道吧。没有牙齿，与嘴有关联的所有事情都变得艰难无比，包括口腔的清洁，我清楚的记得，我父亲用牙刷给他的父亲刷舌头，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没有牙齿多好啊，不用刷牙了啊？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房屋建筑，我觉得它就像几次工业革命那样分明。也像苏北的四季那样，无需别人提醒，你便知道该穿棉袄还是衬衫。我那时体弱多病，无力分担他们的汗水，只能急切的看着。为了省点工钱，所有材料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装卸，屋顶用芦苇扎成的把子，是我母亲一点点用红绳子捆匝的，这些红绳子，是我爷爷没日没夜用双手搓捻而成，他搓绳时是那样小心，就像给孩子扎小辫子一样，绳子的一头踩在脚底下，另一头左右交叉，双手轻轻一搓，绳子便飞快的旋转起来。整个五间房屋用到的芦苇大概有几千斤，这些芦苇是我母亲从苇塘里一根一根的收割下来，再用平板车一车一车的拉回来。放在打谷场上。一把镰刀，一个小板凳，一匝小红绳，几样简单的工具是如何做成长短不一，直径相同的芦苇把呢？那红绳子和芦苇花相互映衬着，在高高的屋顶上迎风飘扬。工人们中午不回家，在我家吃午饭，奶奶负责做饭，十几口人的饭菜，她一个人天不亮就起床，忙到中午，一口气都来不及喘息。那些工人们特别能吃，眨眼之功，杯盘狼藉。我都担心，他们的焦瘦的肚皮会不会撑破。房屋建成那天，我父亲从集市上买来长长的爆竹和一大包糖果，家人的脸上写满骄傲，在鞭炮声中，邻居们、孩子们都分到了甜蜜的糖果，"明三暗五"傲然的屹立在村中央，它是那么的高大宽敞，给我家增添了无数的光彩！五个房间，窗明几净，我站在里面，抬头仰望，几个月的辛勤，印在墙壁上，汗水混合着水泥的现代化建筑味道弥漫在整个房间。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家的明三暗五不再有昔日的繁华，他像一位老兵离开驰骋的疆场，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那曾经亲情。几十年过去了，我家也在城里买了房子，住进楼房里，乡村人梦寐以求的楼房，但总感觉这个房子缺少骨气，缺少泥土的芬芳。人置于其中，脚下踩的不是热土。心里总想着：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早晨，鸡吵鹅斗、猫叫狗叫，爷爷的咳嗽声，奶奶的唠叨，会突然在某一个清晨想起，烟囱冒着炊烟，卖油条的挑着担子，卖油的敲着梆子，小货郎推着独轮车，手摇小鼓，鼓声咚咚在孩子们的童年里。乡间小路上一层薄霜，像烙饼里的白砂糖，小嘴还没张开，它已融化在心里。路边的花椒树上挂满了小圆果子，散发着鱼香味。草垛前，几位老人手插袖笼，借着阳光，用几口碎牙聊着那古老的岁月。院落里，几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跳着橡皮筋哼唱着动听的歌谣，石板旁，几个顽皮的男孩用玻璃球撞击着矮墙，这每一次的碰撞，夯实了成长的基调。心里涌起即刻回到那座老房子的冲动。偎依在它的怀抱里，去吹吹那时的风，去听一听那时全家人一起奋斗盖房的笑声，去看看那天全家人在门口等待父亲拿回从台北寄回的亲情。

人的一生可能会搬无数次家，但建设美好家园的目标始终不变。爷爷奶奶这辈人从战争年代走来，吃了无数的苦，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住进了"明三暗五"这样宽敞的房子，如今他们不在这里了，但我依稀感到他们就在身边，只是从这里搬出去了，住进了距离"明三暗五"一公里左右的河畔，肉体永远留在那里，灵魂永驻我的心里。

​ ——《我家的明三暗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