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迷信，杀他后我不得不信

文章篇幅较长，内容比较干。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占了沈阳城，在城内大肆劫掠。而张学良的“少帅府”自然成为了日军的首要劫掠目标，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办公室，在里面发现了一个锁得很结实的箱子。

日军军官大喜过望，认为在少帅府里发现这么一个箱子，里面肯定要么是绝密文件，要么是金银财宝。结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箱子后，日军却傻眼了：里面没有文件，没有黄金，也没有珠宝，只有一块银元。

其实当时一块银元也值不少钱了，但张学良显然不是缺钱的人。为什么他这个少帅要把一块银元锁在这样的箱子里呢？

不是因为这块银元本身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块银元曾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张作霖曾经的老部下，张学良曾经的老前辈，杨宇霆。

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坦言：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迷信，杀他后我不得不信。他后来多次表示，后悔杀掉了杨宇霆。

那么，杨宇霆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张学良想要杀他呢？这块银元又是怎么决定杨宇霆的命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杨宇霆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

杨宇霆曾经是奉军的元老和核心人物，对奉军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可惜的是，杨宇霆与张作霖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却因为张作霖的突然去世而终止了。

1928年4月，蒋介石发动“二次北伐”，对张作霖发起了全面进攻，要“实现统一”。

日本从中作梗，制造了“济南惨案”进行干涉，并鼓动张作霖与蒋介石决一死战，这样双方都元气大伤，日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但张作霖却并不愿服从日本，也不愿在关内的争夺战中大幅消耗自己的实力，因此抵抗并不顽强，还逐步将自己的部队撤到关外。

结果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北伐军就推进到了北平、天津一带。张作霖不打算和北伐军硬拼，便退出北平，乘火车前往关外。

日军闻讯大怒，这意味着他们让北伐军和奉军两败俱伤的图谋破产了，也意味着张作霖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于是日军索性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张作霖死前留下遗言：“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副臭皮囊不算什么，让他快回沈阳。”

当时张学良还不在沈阳，而在兰州。在得知消息后，他紧急赶回沈阳。从张作霖去世前的遗言可以看出，他毫无疑问是想把奉军的事业传给长子张学良的。

但奉军不是张作霖一个人的，张学良的威望和实力显然都不如张作霖，而且他当时的名声其实并不好，被许多人认为是花花公子。

因此在张作霖在世时，大家还能服从他的安排，一旦张作霖去世，奉军由谁继承，就不是张家自己能决定的了。

此时杨宇霆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由于此前的资历和曾留学日本的经历，奉军内部的部分军官以及日本人都希望他能够成为东北军新的领袖。

于是奉军出现了三个继承人，一个是张作霖指定的继承人张学良，代表着张家本身的势力。

一个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代表着奉军的“老军官”。

一个是受到年轻军官以及日本人欢迎的杨宇霆，代表着奉军的“士官系”。

张作霖尸骨未寒，三方势力就为了奉军的继承权展开了明争暗斗。

1928年6月23日，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在沈阳召开。

这场会议名气不大，但却影响了奉军，乃至整个中国之后的命运。因为这场会议讨论的是恢复东北保安总司令问题和易帜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决定两件事。

一个是奉军由谁继承，一个是奉军是否要服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这两件事都十分敏感，而且极其重要。

继承问题自不必说，易帜问题涉及到奉军的“法统”，因为奉军一直以来是打着北洋政府旗号的，现在如果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那路线必然要改变。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场会议却挺顺利。张作相尽管威望极高，却不愿意和把兄弟的儿子争权，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张学良：“老帅已逝，子承父业顺理成章，我应全力辅佐少帅。”

而杨宇霆见两家联手，知道自己没什么机会，也服了软，表示支持张学良。于是张学良就这么顺利继承了奉军领袖的位置。

但问题在于，张作相本身就与张学良关系较好，而且在此前的争斗中表现得清心寡欲，并没有和张学良争权的意思。而杨宇霆就比较活跃了，只是见形势不利才见风使舵。

而且此前张学良就跟他关系不太好，因为杨宇霆总是以一个“老前辈”的身份来说教自己，自己也不得不听。

这种经历让张学良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为杨宇霆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按理说杨宇霆在这种地位尴尬的情况下，应该老老实实做人，隐居一阵，可能风头就过去了。

但是杨宇霆不但继续干涉奉军事务，还多次公然表达对张学良的不满，看不起张学良，甚至曾直接对张学良说：“要我服从你父亲，那是没问题的。但要我跟你做事，不太可能，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当时张学良经常跳舞、抽大烟，对此杨宇霆也公开表示：“小六子整天不是跳舞就是抽大烟，东北前途堪忧啊！”这让张学良更加不满。

除了这些危险言论外，杨宇霆还做过一件很离谱的事。

赵吉春老人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杨宇霆在张学良戒烟问题上大作文章》。

里面提到张学良后来也想戒烟，却怎么都戒不了。于是杨宇霆给他举荐了一个叫马天池的人，这个人自称从日本学来了高超的戒烟方法，那就是“戒烟针”。只要扎上几针，就不想抽大烟了。

张学良此时对杨宇霆已有戒心，但毕竟对方是老前辈，而且他也确实想戒烟，就试了试。

一开始果然有效，几针“戒烟针”扎下去，张学良真的不想抽大烟了。但很快就出了问题，大烟是戒了，但是张学良又对这个戒烟针上瘾了，每天不得不扎几针，不然根本受不了。

结果张学良的背上经常被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每天痛苦不堪，还不如戒烟前了。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这个所谓的戒烟针就是比鸦片毒性更大的吗啡，这下张学良的身子更弱了。

并且马天池不但是个庸医，还是个间谍，经常趁着张学良不在的时候偷偷翻看文件。后来张学良发现了，他就逃之夭夭。

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杨宇霆识人不明，错信了这个庸医。一种是杨宇霆就是想利用此人来控制张学良和获取情报的。但不管是哪种，杨宇霆确实是有责任的。

除此之外，杨宇霆在政治上也和张学良存在着激烈冲突。

在此前的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上，各方已经基本确定了要“易帜”，至少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但杨宇霆坚决反对这一点，他根本不愿向蒋介石低头，表示这样是没骨气的体现，抛弃了老帅的志向。

杨宇霆及其派系的反对，使得东北易帜拖了半年之久，直到12月底才实现。

而在东北易帜之后，杨宇霆认为自己被张学良骗了，十分愤怒，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而让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杀杨宇霆的，还是这样一件事。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及其心腹常荫槐来到帅府的老虎厅求见张学良，他们提出了关键性的“中东路问题”，认为中东路作为东北的命脉，目前却被苏联控制，这是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因此应当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将中东路纳入管辖范围，至于督办的人选，杨宇霆认为常荫槐就很合适。

张学良此时刚刚易帜不久，认为自己根基还是不稳，便提出此事涉及外交问题，应该“从长计议”，等上报南京国民政府后再决定。这已经是委婉地拒绝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却不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上前，直接将文件甩在了张学良的面前：“这事儿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这么办就是最好的。你签字就好了，我们到时候公布！”

张学良愤怒了：我不同意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决定好了，究竟我是领导还是你们是领导？但他最终还是把愤怒压了下去，表示可以考虑。但天色已晚，不如先吃饭，并邀请杨、常二人共进晚餐。但二人却不买账，表示要回家吃饭，饭后再来听结果，说完就扬长而去。

张学良火冒三丈：还来听结果，合着你们两人就把事情定好了，那还要我这个少帅干啥？

张学良后来总结了自己愤怒的原因：“他本来就是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又担任黑龙江的主席，现在又要跑来当督办。东三省难道没人了，只剩他这一个人了吗？所有的事都让他做了。”二人走后，张学良气得狠狠敲了一下桌子，把桌上的茶杯都震碎了。

张学良本就对二人不满，在这一事件后更是直接动了杀心。但杨宇霆毕竟是奉军元老，劳苦功高，以前张作霖对他都十分尊敬，因此张学良一开始只打算杀常荫槐。但他又感觉杨宇霆对自己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最终还是决定迷信一把，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

于是他拿出一块银元，念念有词：“反面不杀，正面杀。”结果连抛三次都是正面。张学良还是有些犹豫，难道上天也要杀杨宇霆？

此时他的夫人于凤至听到动静上来了，于是张学良当着于凤至的面又抛了三次，念道：“正面不杀，反面杀。”

结果这回三次都是反面，张学良就这么下定了决心，将银元锁进了一个箱子里，并叫来警务处长高纪毅，下达了枪决杨、常二人的命令。不久后二人在老虎厅被枪决，张学良除去了两个心腹大患。

张学良晚年时，有媒体就这块银元的事情采访张学良，张学良也表示：“你说的那个钱的事就是这件事。我们家跟杨宇霆家关系很好，我太太跟他太太关系也很好，所以我总是下不了决心。这事也没法跟人商量，就只能这么决定了。我不大迷信，为这事情真迷信。”

至于“抛六次银元结果都是杀杨宇霆”这件事究竟是张学良为了推卸自己责任而杜撰出来的“天意”，还是结果就是这么巧，那就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了。

不过张学良在事后处理上还是有底线的，没有祸及家人，还给杨、常两家各送去一万大洋作为抚恤。

此事之后，张学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奉军内部也再没有人能制约张学良的权力了，这对于张学良个人而言是件好事，对于东北军而言就未必如此了。

后来有人宣称杨宇霆是因为妄图谋反，并想投靠日本人才被杀的，这就纯属污蔑了。杨宇霆虽然看不起张学良，但在个人操守方面还是没问题的，日方曾经向他提出“侨民安置问题”，想要让日本侨民和中国百姓混居，实际上是为了渗透东北，但被杨宇霆坚决拒绝。

日方又多次提出扩大特权的问题，也被杨宇霆打了回去。他虽然是日本留学出来的，但绝不卖国。

而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尽管杀了杨宇霆、常荫槐二人，但最终还是执行了他们的此前提出的策略，并且比他们做得更狠，更激进。

1929年5月，张学良决定以强硬手段解决中东路问题，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收回中东路路权，并关闭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结果苏联很快发起报复行动，直接出兵入侵东北。

东北军与苏军激战了三个多月，却节节败退，满洲里、海拉尔等地都被占领，最后张学良不得不向苏联求和，这就是“中东路事件”。不知他在求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杨、常二人此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