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的“大定之治”

金世宗在其统治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实施积极的官员任用政策，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以往官僚体制上的局限，促进了国家的平稳发展。同时，他制定执行的这些政策对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金代文人黄九约评价到：“主上之即位十六年，文恬武嬉，天下安乂，追述先猷，润色鸿业，由是礼隆乐备，百蛊一新。乃诏有司，开设学校，教养士类，内自京师，外周藩府，士有常数，官给所需。方领矩步之徒，振振洋洋，抱负坟素，四方毕致，文风载郁，复见太平”。

由此可知，在金世宗正确的用人政策下，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对金代黄金三十年的“大定之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金世宗的“大定之治”主要体现在政治清明、人尽其才、名臣众多、文化经济繁荣等多个方面。而这种结果多数是因为金世宗正确的官员任用政策。例如“名臣众多”一项就体现出金世宗在位期间任用了许多贤能之士。大定年间确实出现了如纥石烈志宁、纥石烈良弼、仆撒忠义、完颜守道、唐括安礼、移剌道、石琚、张浩等名相。这些人构成了金世宗统治期间的骨干力量，有效的协助了金世宗对金朝的治理。

贤君明主的治世良臣

例如张浩虽为海陵王时期旧臣，在任期间由于海陵王的高压政策，没有起到宰相应有的作用。但金世宗因其才华出众，又熟悉政务，所以仍然委以重任，位入宰相。由此可知，金世宗具有不计前嫌，唯才是用的高尚胸怀。

其它如纥石烈志宁和仆散忠义，成功粉碎了南宋的军事进攻并迫使南宋议和，为国家的国土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纥石烈良弼，“虽起身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尽心于国，谋虑深远，荐举人材，常若不及”。因此可以得知，金世宗时期的这些名臣对国家的建设及权力机构的运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又如金世宗积极任用进谏官员，对减少统治者决策上的失误产生一定的作用。

金世宗即帝位之后便积极鼓励群臣进谏。某些进谏者的合理建议对金朝各项决策的完善产生一定程度的效果。这些谏官通过自己的官场经历，或者参照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历朝历代的相关政策对统治者的决策进行合理的批判，并且制定出合理的行政措施，从而减少统治者在决策上的失误。金世宗这种鼓励进谏的执政方式，为官员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其发挥才能的平台。

例如金世宗曾问到如何解决县令缺员这一问题，李晏以金朝初期南北选为例进行劝谏，认为世宗朝取士人数过少，应适当增加入选人数。金世宗予以采纳，下诏要求毋限取士人数。大定七年（1167年），金世宗要求相关部门在东宫的凉楼增建殿位，时任参知政事的孟浩进谏道:“皇太子义兼臣子，若所居与至尊宫室相伴，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俭德”。

孟浩以不符合规章制度为理由要求金世宗放弃营建殿位，最后世宗不得不宣布罢其役。又如金世宗将要巡幸金莲川，梁襄严辞进谏提出巡幸的利害得失，要求金世宗收回成命。世宗不得已而放弃巡幸金莲川。由此可知，谏官对当权者在决策上的执行起着一定的规范导向作用。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政策改革与经济发展

在金世宗统治金朝的三十年里，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没有较大的波动。因此，也可以在整个金王朝当中将其定性为繁荣时期。但这个繁荣期与金世宗正确的任用官员有着莫大的关系。金世宗时期的官员大多数能在国家的经济问题上进行合理的解决。

例如大定年间，山东地区的猛安谋克与当地汉族民众经常发生土地纠纷事件，世宗命纥石烈良弼进行处理，良弼采取的措施是“使与百姓异聚，与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对易之，自是无复争诉”。金世宗统治时期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纷争一直很严峻，良弼的处理方法使得这种纷争得到了相应的缓解。

山东、河南军人和农民之间同样因为土地问题不断交恶，相关部门认为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应该给予宽容政策，但李石认为不可。他认为：“兵民一也，熟轻熟重。国家所恃以立者纪纲耳，纪纲不明，故下敢轻冒。惟当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无争，是为长久之术”。李石不但没有偏袒军人，而且秉公执法，按照相关规则正确处理好军民之间的土地纠纷。

这不仅平息了军民之间的争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又如大定年间，山东、河北猛安谋克因为与当地百姓互相掺杂居住，导致当地居民失业。

上述措施对解决当地百姓的失业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它使流民得以安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流民百姓，不至于产生大规模的暴动，从而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因此可以得知，金世宗时期的官员在国家的建设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与金世宗的用人方针有着紧密的联系。正确的任用官员不但可以使国家获得良性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长久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正是在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之上，文化事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

金代在世宗统治时期，其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十分繁荣的阶段,史载：“维金朝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由此可知，金代的文化事业在金世宗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金世宗统治时期南北战事终结，国内外逐渐进入平稳状态。

因此，统治者在此期间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使得典章文物得以进一步向前发展。在此背景下，科举、学校等各个方面都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完颜思敬要求女真人按照汉人的选举方式进行科举考试，并且得到金世宗的批准。

随后金世宗让思敬主持此事，最后成功的建立了女真科举，为国家统治机关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女真人才，对金朝统治产生重大影响。其它如女真国子学、太学的建立，乡、县、府、殿等各级考试制度在金世宗时期都有一定的发展。在其它文化方面，大定年间也获得了充分地发展。

金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以及各级官学的恢复和发展使得许多儒家经典被列入必修科目，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成功翻译了《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及《新唐书》。译经所将这些书从汉语翻译成女真语，供女真族学子参考，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在文学方面，如蔡珪、王寂、党怀英、王庭筠等都是在大定年间就很有声望的学者，并且都得到了金世宗的任用。周昂、刘迎、赵沨、刘昂等人都是大定年间有名的诗人。在碑刻方面，如《大金得胜陀颂碑》形成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主要记述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创业历程。

在天文历法上，如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司天监赵知微重修了继承自辽代的《大明历》，与此同时翰林应奉耶律履制造《乙末历》。后因《大明历》更为精确，所以《乙末历》没有被采用。凡此种种，都表明金世宗时期国家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与金世宗时期的政治清明和金世宗正确的用人方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对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金世宗的“大定之治”也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有相应的隐患，例如金世宗的民族思想。金世宗重用本民族官员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人和其它民族官员的入仕积极性，导致国家统治根基不稳。

金末文人刘祁提到：“观金之始取天下，虽出于边方，过于后魏、后唐、石晋、辽，然其所以不能长久者，根本不立也”。金世宗大定年间金代已经统治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此地区汉民众多，理应多由汉人进入中央阶层进行具体的行政规划。金世宗这种民族情怀不但得不到汉人士大夫的支持，而且也非常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建设。

接着，刘祁又提到：“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由此可知，金代的蕃汉分别政策，对国家的衰亡产生重要的影响。元世祖忽必烈与大臣张德辉曾谈及“金以儒亡”这一问题。

张德辉认为金代的灭亡与儒士无关，因为金代儒士基本无法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对国家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得不追溯到金世宗时代。金世宗作为执行蕃汉分别政策的中流砥柱，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又如选官体系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官员晋升与入仕途径。

例如大定文人王庭筠，“乃今碌碌常选，限于贤愚同滞之域，薄书期会，随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满，单车径去”。王庭筠乃大定十六年（1176年）进士，由于国家官员晋升制度的局限性导致其才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不得不辞去官职。

时代兴衰与英雄人物

由此可见，这种不完善的官僚制度对人才的任用和国家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存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对金朝当权者的统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历史上，“治乱循环”是其显著的特色。

每个朝代都存在初兴、鼎盛、衰亡这一固定不变的发展历程。金朝在海陵王及前几任帝王的治理下已经创造了中国传统式的国家政权，各项制度皆已完全建立。其后便是如何运行这些制度，从而促进国家向前发展。金世宗加上其本身固有的秉性成为推动国家前进发展的幸运者。

因此，从总体上来讲，在整个金朝120年当中，金世宗的统治是政治上最稳定，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整个金代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最终被定性为类似于汉唐时期“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大定之治”。有学者指出：“金世宗统治时期，从金朝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开创金朝繁盛的新时代，尽管这个发展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证明金朝历史也有其发展繁荣时期”。因此，我们无可否认，金代确实存在“大定之治”的相对繁荣阶段，而这个繁荣阶段不得不与金世宗本人的用人策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金世宗不失为一个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