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传承是如丰子恺先生所写《家书》般敦亲深意；有时，传承是如红木家具上摆放的百年碧玺般价值连城；也有时，传承可以从一封欠条中显露......

1929年，在湖北省孝感市，一位名叫杨长银的老农借给红军400大洋，并留以欠条佐证。86年后的2015年，他的孙子杨明荣拿着那张皱皱巴巴的借条，去到警局讨要欠款，获得了40000元人民币的补偿。

那么这件乍听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一切还要从1929年的时代背景说起。

一、自愿的赠与

1927年，对红军战士们而言是格外艰辛的一年，不仅在诞生初期缺粮少食，而且遭到各地复杂纷争的影响，因此红军战士们皆是寒衣素食，躲避全国各地的追击。行路艰难，时局不易，步履匆匆只为人民。

于是，红军战士多次召开会议，终于痛定思痛，决定走上独立武装反抗的道路，自主完成中国战斗的任务。在同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先后发动并且获得了伟大成功，红军这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战乱时期的历史舞台是不好攀登的，不仅因为时局的动荡，更是因为与其他党派相比，严重缺少粮食物资。因此很难抵御其他党派武装部队的袭击。

显而易见，处于萌芽阶段的红军根基尚且不稳，便遭到了其他党派反动派的强烈敌视，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封锁红军的物资补给，试图将红军围剿除尽。

恰逢1929年，红一军团在转战南方的时候路过了湖北省孝感市的一处村落，此时他们缺兵少马、粮食短缺，处境十分艰难。

彼时，杨长银家中经商，生活还算富裕。在听闻红军经费短缺之时，自发掏出300大洋的善款，又东奔西跑向亲戚邻居借了100大洋，方才凑出400大洋，主动赠与红一军团一分队队长涂杏。

涂杏对于杨长银的资助十分意外。据考证，当时的400大洋已经完全足够在孝感市购买一套几百亩的房屋了，但是杨长银态度坚决，再三劝涂杏收下。原来，杨长银早就知晓红军“不拿群众一分一毫”的严格纪律，但是战事吃紧，自己身体差不能亲上战场，便想以捐款的方式为战斗出自己的一份力。

对于人民群众这样一份报国热情，红军是无法抵抗的。我们可以从无数影像资料中了解到，红军这支队伍一直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为人民奋战的，群众们信任红军，愿意无偿资助他们渡过难关，然而红军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努力对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服务。

最终，涂杏给杨长银写下了400大洋的欠条，以示红军有借必还的态度。

二、训令的传承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战斗战争时期，红军战士为军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条，是红军战士纪律工作的重要原点。百年党史告诉我们，唯有守住群众纪律红线，才能永远把党的事业与最广泛的民心，牢牢系在一起。

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最终确定下来：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训令既发布以来，每位红军战士都按规矩遵守着，历史上便有一位将军因手下警卫员违纪而大发雷霆过。

在沂蒙时期，一位姓陈的将军体恤百姓，事事躬亲，因此日夜操劳，人也逐渐消瘦下去。陈将军的警卫员眼看着，但是部队粮食紧缺，他也只能在心里干着急，却无计可施。

一天，警卫员出门巡逻的时候走到了一片瓜田，眼看着西瓜个个饱满，心里想着能给将军解解渴也是好的，于是便上前询问西瓜价格，谁料小孩说：“要吃你就自己摘吧！”小朋友稚嫩的口气中充满了对八路军的信任。

警卫员挑了个圆满的大西瓜正要付账，却猛然想起出门巡逻并未带足银两。抬头看向前方，却发现小朋友早已消失不见。警卫员只好留下欠条，想着改天再来付款。

谁知，陈将军知道西瓜来历后，脸色阴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个西瓜事虽小，但影响却很大，大人不在的时候，我们摘瓜，那这和其他党派抢瓜，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西瓜，陈将军就如此较真，可见对于民众的财产，红军战士是极力保护的，不取人民群众一分一毫。

大家都知道，红军是一只以农民兵为中流砥柱的军队，因此他们的作战资金并不多，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时时刻刻面对残酷的战争考验，因此吃树皮、食战马的情节屡见不鲜，“山穷水尽”四个字都不足以准确形容他们处境的艰难。人们常言“时事造英雄”，却总忽略艰难时事中，英雄为成功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然而，特殊事件需要得到特殊对待。在红军建立初期，粮食严重短缺、急需作战武器的时候，红军曾几次向人民群众留下欠条。

而每一份欠条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建国初年，红军战士曾向外界广而告之，若持有红军欠条可向国家讨要欠款，国家会按照物价不同作出相应补偿。

我们党这样说了，也如实做了。他们对于每一份收到的欠条都会组织专家人员前来鉴别真伪，确认是真的后，便按照物价增长进行补偿。

可是，赤胆忠心的杨长银老先生当时并没有想过兑现欠条，他将欠条放到家中的小木匣子里妥善保管，代代相传着。

据采访，杨长银老先生在将木匣给下一代的时候，曾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些钱是我自愿捐给红军的，那时候红军战士吃不饱也穿不暖。我们村里很多人捐米捐红薯，当时我有能力捐钱就捐了。我知道他们是挨饿为我们打仗，我很感激他们，村里人也都感激他们，所以我不要红军还这笔钱，这是他们应得的。”

某种程度上，这个欠条正是杨家几代传承的时代精神的物化象征；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红军战士人数十年来传承并发展的红色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人同志多次提出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军队、教育干部、教育党员和人民。后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们都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出了高度评价。

2015年1月13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会议精神之一，被新时代人民谨记心中。

我国红军战士从诞生伊始，边遵循党中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指示，从不擅自取群众一针一线。并且在数十年的岁月中时刻铭记、不断深化，直到今日亦未曾改变。对于红色精神的传承可谓达到了极致。

数十年来，党对最初训令的遵守与升华，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了刀刻斧凿般的印记。这是党对于初心的传承；而杨家对于欠条的妥善保管，亦是红色精神的传承。

对于我们熟知的南昌精神、井冈山精神、三渡赤水精神、狼牙山精神等等，也是如此这般在战争中诞生，并经过年岁升华后牢牢留在人们心中的。

三、如约兑现的承诺

杨家到杨明荣这一代的时候，已经日渐没落。2015年的时候接近家徒四壁，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杨明荣迫不得已拿出了爷爷珍藏的欠条，只是希望能获得欠款，维系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86年前，他走邻访友凑齐400大洋，救红军于危难之际；86年后，红军战士按照物价补偿40000人民币，救其孙子于水火之中。由此，中国人民红军战士从人民在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宗旨得到了最好的佐证。

1985年，山西也有一位老农拿出欠条向公安局讨厌。令人诧异的是，他的欠条是俨然写着：八路军欠山西长治黎城郭明阳1100万法币！

这样一个庞大到令人当目结舌的数字看上去惊人。事实上，由于当时通货膨胀，法币又是新推出的流通货币，所以数额总是夸大到物体实际价值的数百、乃至数千位。那么这1100万法币，价值远远低于的1100万人民币。

详问之下才了解到：那是在淞沪会战刚刚打响的时候，身处华北平原的日军偷袭山西。于是，国民公安局派出阎锡山奔赴正面战场，八路军则有林将军率领一一五十奔赴山西，从敌后方包抄，进行游击战。

然而，日益漫长的行军路线与持续长期的游击战役，使得部队的粮草供应严重短缺，近一万名前线士兵将不能果腹。最终，一一五师决定向山西群众借粮。

借粮的消息一经发出，当地民众有的带来一筐米，有的捧来一盒子红薯，有人送来几斤粗粮。纷争不断年代，农民们的生活离温饱尚且差得很远。

却不曾想到竟然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带来了浩浩荡荡十几辆马车，每辆车上都装着满满当当的粮食。这位老人便是当时黎城有名的地主--郭明阳，他原本只想进行无名捐赠，却敌不过红军战士们的严肃拒绝，最终留下了1100万法币的欠条。

与杨长银老人相似的是，郭明阳也是后辈生活窘迫才不得以拿出欠条。然而法币在我国早就不流通，战乱时期的通货膨胀使得数额听起来非常巨大，但也只是耸人听闻罢了。

即使如此，公安局仍然给出了最大的诚意，还给老人8万元人民币，帮助郭家渡过难关。

由此可见，杨长银老人的欠条事件并非个例。所谓“军民鱼水一家亲”，或许就是在对方窘迫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吧。

四、外界的评价

杨长银老人的孙子向公安局讨要欠款的事情一经网络传播，便引起众多网友的广泛讨论。

许多网友在听闻杨明荣老人只获偿了4万元后大为吃惊。有网友提出：1924年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仅花了800大洋。因此按照当时的房价折算，一块大洋能折合人民币8万左右。

然而又有专家提出：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相当于如今的400元人民币，因此获偿金额应该远超于4万元等等众说纷纭。

当然，最多的评论便是：在确定欠条是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应有的赔偿，是红军战士诚信待人的表现。大家纷纷表示我党果然严格执行“从人民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党对于红色精神的延续;还是杨长银、郭明阳老先生对于初心的坚守;或是两位孙辈勇敢的要求兑现承诺......丝丝缕缕之中皆透露着传承二字。

五、结语

传承，往往并非物质价值，或许是家书中传递的字字真情，或许是窘迫中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无论是什么，皆是在我国历史长河被经久洗刷，但从未消灭的真情。已到情字这一步，再追究银元的物质价值便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