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成敖里，一个崇尚儒学，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村落

一个地方有文化内涵，就像一个人有良好修养，便具有一定的魅力，让人愿意亲近。我对敖里也是如此，多年前就听说，敖里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村落，总想一睹风采。之后为探访此村，我也多次走进敖里，每每去，每每有不同的体验。

敖里是一个古村，明、清时属青田县柔远乡八内都，宣统元年始建敖里乡，民国十九年敖里乡析置西坑乡。后几经合并、析置，于1992年敖里与西坑两乡合并为西坑畲族镇。敖里是个极具文化底蕴的村庄，村内既有古代农耕文明、儒家文化、建筑与慈善事业也是远近闻名。村内曾有明清大宅院19座，这些建筑均具有很好的文化价值，如今村里仍遗留10余座大宅门台，每一座门台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是关乎一个个周姓的故事。

在敖里，周姓族人不得不提。敖里村村民基本为周姓。敖里周姓始族是在明崇祯六年（1633）从福建寿宁县平溪迁到敖里的，距今已有380余年的历史。当时敖里在青田县八都管辖内。敖里的周氏祖先最早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长期跋涉于浙闽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以担盐贩卖为生。靠着勤劳，周氏族人到了第三代开始在敖里底排山兴建第一幢房屋。

当年，他们一边靠贩盐谋生，一边到当时的岭根、金田、小顺一带创办炼铁炉几十处，开展大规模的洗沙、炼铁工业。当年，这些作坊雇佣工人多达几百人，凭着勤劳与智慧，周氏族人渐渐获得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过去，田地是人生存的根本，田多田少也是一个家族地位的象征。手里有了积蓄，周氏族人开始购买田地。他们一边在敖里周边铺路造田，一边大量购买田园山场。到嘉庆年间，敖里周氏的田产就遍及富岙、石庄、二源、三源、十源、南田、上垟、下垟、岭后，以及景宁的梅岐、章坑、东坑、北溪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家族。行走文成时，时常还会听到，“过去那片田与山地是敖里人的。”

那时，不仅田地多少是一个家族的象征，庭院大小，门台高低也是一个家族的象征。随着家业的兴盛，周氏族人开始建造房屋。在敖里，他们先后兴建起了19座规模宏大、工艺考究的“四面屋”，如庙儿垄大宅、前垄坳大宅、大份大宅、下大份大宅等。这些建筑无论从布局、实体、结构、形式及彩绘都很考究，且工艺精致，造型完美，充分体现了古建筑的节奏与韵律，也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慧。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或建筑自身的原因，如今这些古建筑已所剩无几。印象最深的谢林大宅院，也在几年前被焚毁。

谢林大宅院，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宅院坐东朝西，沿中轴线依次列晒谷场、门台、前厅、正厅、附房，两侧分列廊庑厢房，建筑四周糙砌块石围墙，总占地面积约2600平方米。台门为三山牌楼式，用青石和磨砖砌筑，前厅、正厅、厢房等各建筑多为重檐悬山建筑，多用抬梁、穿斗混合式梁架，大木件皆用材粗壮，制作精工。阑额、牛腿、雀替、门窗等装饰考究、雕刻精美，建筑室内多用制作考究的三合土，前后天井均用青石铺墁，出檐较为深远，两山出际较长，屋面施小青瓦，阴阳合铺，施缠枝纹勾头滴水。无论从整体构造还是建筑细节，工艺都十分严谨讲究，木雕、石雕、砖雕制作较为精细，梁架结构也颇具地方特色，是浙南山地民居的典型代表。2005年，谢林大宅院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几年前一场意外大火，将这座浙南山区代表的建筑毁于一旦。

敖里人虽然富了，生活上仍十分节俭，从不铺张浪费。村里的老人回忆，小时家里的主妇们还习惯将干粮让给上山干活的人吃，自己在家则吃一些稀饭。家用上也十分节俭，穿着上也很朴素。凭着勤劳与智慧，勤俭与节约，新中国成立之前，敖里村成为远近驰名的富裕之乡、集贤之里、德孝之村，敖里的周姓族人也成为浙南最富有的姓氏家族之一。

周氏族人是由贫困中崛起的富人，富裕后，他们没有忘记根本，而是选择回馈社会。

清乾隆年间，敖里周道亮就带着子孙做了不少善事。当时，大峃是瑞安县西面的中心城镇，青田的九都、八都（南田、百丈漈、西坑）一带的民众由于离县城青田较远，生活用品多到大峃购买。因此，通往大峃的大峃岭（大会岭）来往行人非常之多，由于路上无供行人歇脚休息之处，行人总是渴了找不到水喝，累了找不到落脚点，遇上下雨，更是无处躲藏。

为此，周道亮就在半岭处建了“会岭堂”三间，供人休息，每年还出二十二石的田租，冬汤夏水，招僧人司之。后“会岭堂”改名“半岭堂”。嘉庆年间（1806年）“半岭堂”曾被僧人卖掉，其后代又用银一千两将其赎回。光绪年间（1893年），“半岭堂”已破旧不堪，后辈又捐资将其重新修建，并在旧堂下首扩建五间，塑佛像，招僧人。近二百年来，周氏家族为方便行人所建的“半岭堂”不知方便了多少行人，这种不求回报的善举，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与传颂。

除会岭堂外，周道亮带着子孙后代铺造了丁坑岭、石门岭、八都岭、仓头坑岭等道路及建造了各道路上的桥梁。他这种好善乐施的举动不仅影响了其后代，也影响了周氏族人。后辈们先后在大峃岭头建了“云顶堂”；在丁坑岭头兴建了“广福堂”；在岭根岭头兴建“一勺堂”、“驻足亭”；在西里村冷水塘建了“施茶亭”， 为来往行人提供遮风避雨、供茶施水的休息场所。此外，周氏族人还捐出巨额银两建造百丈漈的周济桥、苍头坑的石板桥、黄洋坑的螺蛳埠石桥，重修兵乱中毁坏的处州试院等，对贫苦乡民送粮、免债，更是不计其数。

在周氏族人众多的善举中，位于百丈漈西段村的周济桥不得不提。周济桥建于清咸丰乙卯年（1855），由敖里的周作典建造。周作典为武庠生，钦授千总衔。此桥刚开始建造，周作典即辞世，其子承父志，力以成之。于1855年冬将此桥建成。

周济桥

建成的周济桥为三孔石拱桥，拱券两大一小，两端连接镇头村与西段村，全长40余米，宽3.70米，桥身皆由不规整块石砌筑，拱券纵联分节并列砌筑。遗憾的是，1958年百丈漈建水库大坝时，周济桥的桥面与桥身前的分水尖大部分被拆除，已残缺不全，现桥面呈拱形状，无踏步。1960年水库开始蓄水时周济桥被淹。每逢天顶湖水库枯水期，湖水干枯时，桥身才能一露庐山真面。周济桥是文成首座三孔石拱桥，如今，随着季节变换，这座古老而又残缺的桥，仍浮浮沉沉于水中，成了文成的一道景观。每次经过那里，都忍不住对那座桥观望。

敖里周氏不仅靠勤劳本分持家，乐善好施做人，还是一个重视教育，培养人材的家族，并于一百多年前，在敖里村创办了声名远播的南屏小学。

南屏小学办学历史源远流长。据《青田教育志》记载，南屏小学的前身即屏川义塾。明末，叶孟圭用八都叶氏管理的下垟都铺寺院租，在屏川（西坑）安福寺创办了屏川义塾。《文成乡镇志》也载，清咸丰年间，屏川义塾改为南屏书院，院址设安福寺。

在追寻南屏小学时，村人还向我介绍了一段往事。清光绪时期，上村叶氏和西里叶氏争夺南屏书院的管理权，相争不下。后来随着学生增多，都铺寺院租也不够支出。当时敖里周氏兴起，在周围的姓族中声望颇高。通过中介，两地叶氏一致同意把南屏书院让给敖里周氏，由光绪贡生周方忠前往接收。接过来不久，南屏书院改为南屏小学。

敖里人接办南屏小学后，决心要办一流的学校。周氏族人认为，强师出高徒，他们不仅高薪聘任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为人师表的清时期举人和民国时期大学本科生为教师，还规定，凡是本科毕业的周氏后代都要回南屏小学义务教书一年。

当时由北京、上海等大学毕业的学生都要回南屏小学教书至少一年，所以在南屏小学读书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与思想都是超前的，比如英语，在南屏小学读书的学生就会提前接触到。而这些由大学刚毕业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新思想、新理念和高尚的追求去熏陶感染学生，潜移默化中也促使学子奋勇前行。

“德厚而成人，学优而成才；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是南屏小学的教学理念。在此理念的教育和新思想的引导下，让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志存高远，发奋学习，通过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最终实现自己的想梦。

周定

正是在这种超前的教育理念下，南屏小学培育了一大批的人才。他们有革命家，有将军，有教授，有专家，有学者，有新思想先锋等。其中有树废科举上大学旗帜，殁于反清革命的周绍适；有开出国留学先河，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入研究所，后在民主革命中殉难的周绍佶；有留学日本，回国后弃官返乡办南屏小学，倡导读书救国论的周德三；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周定；有浙江首任省长，中将，追赠陆军上将，军长的夏超；有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周志轩；有著名教授、水稻专家周长信；有著名教授、林学家周桢，以及获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教授周建初；银行专家周志旦；糖业专家周志新；高级工程师周光南；还有教授周价等等。南屏小学可谓“群贤辈出，人杰地灵”。

周桢教授

由南屏小学走出的众多人材中，有一个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叫周光裕。周光裕是长工的儿子，同样毕业于南屏小学。当时敖里的大户人家并不剥削家里的长工，而且十分尊重他们，不仅为他们建房娶妻，长工的子女也同主人的子女一样有到学堂读书的权利。周光裕父亲是周定家的长工，受周定的影响，他由南屏小学毕业后，徒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又从抗大毕业参加八路军。建国后在国务院、浙江省财政厅等政府机关历任要职。可见，当时敖里的大户人家不仅有着乡绅风度，对穷苦大众也有着人文关怀。

临时大总统给南屏小学送的牌匾

由于教育质量优异，并有着深远的影响，南屏小学曾被教育部授予“三等金质嘉祥褒章”，临时大总统徐世昌曾颁给南屏小学校长周鸿钧“敬教劝学”的褒扬匾额。南屏小学可谓是鳌里的一个人才摇篮。当时的省立处州中学（今丽水中学）因南屏小学教学质量好而破例准许其毕业生免试升学。

随着时代变迁，敖里村在大环境下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如今敖里人虽不像旧时那么富足，但敖里人的精神仍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后人，文化仍在熏陶着一代一代的后人。（选自《淡墨文成》| 作者：张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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