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国内外重大战略的调整方向

国家领导人强调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改变我们过去追求粗放数量增长造成的巨大代价的增长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率先做出调整，转向生态文明。

我国过去一段时间大幅度增加的金融资产的总量客观上使我们向金融资本升级，这导致新世纪中美关系的质变。当中国加入全球金融资本的竞争时就被强迫纳入到新冷战中成为对立面。但中美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美国是私人银行家组成的美联储，中国的金融主体是体现人民意志的国家资本。国家在反贫困战略上投入巨额资金，承担重资产投资职能和风险，弱势群体只以劳动力零风险介入就能得到资本投资的最大化收益，这就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国家金融主权有效的用于国家的综合发展，国家控制的资本与西方追求利润的私人资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如今，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巨大，国家能否有效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一方面城市中的资本过剩，另一方面乡村中的空间生态资源有货币化需求，这两者的结合需要一定的制度建设。在政府已经形成深厚的沉淀资产的情况下，一般的资本下乡不必再支付基本建设成本，如果它对资源做定价就可以搭乘基建的便车。我们认同推动城乡融合，推进公平贸易，深化生态文明改革，动员市民下乡联合创业创新的举措。但当务之急乃至前提，是在农村基层中形成农民集体组织，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推动新型城乡融合的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内涵。

我们现在面对的重大国际挑战来自于海权竞争，当我们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时，就面临着海权竞争或陆权竞争的战略选择。历史上，有李鸿章代表的海防论和左宗棠代表的陆防论，但在清末的时候，中国被迫纳入到海权竞争。今天在西方已经明确以中国为敌的情况下，硬脱钩可能在所难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派生着海权、陆权两大战略思路，这意味着无论走哪一个方向都会对西方长期控制的海权构成重大挑战。虽然中国维持亚欧大陆的陆权竞争战略未必具有明显优势，但它将有可能在中国海权竞争不利的条件下提供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无论向南、向西、向北均可以对当地的资源和人口形成重要影响。在此，我们构想了一条连通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亚欧大陆桥格局。

中国的能源通道过去主要依靠海洋，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将更多的流入中国。实际上正给我们提供了从海权战略向陆权战略转化的契机，这有历史经验可循。过去，沙皇俄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形成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中长铁路贯通的第一大陆桥。中国在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和产业资本崛起的过程中，客观派生出欧洲鹿特丹到中国连云港的第二陆桥。

接下来我们要构建北非亚历山大港到中国香港的第三陆桥，我们叫做“去殖民化的亚非陆桥”。这条陆桥沿线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总量较低。如果能够把亚非陆桥连接到泛非大陆桥，比如从埃及南下到南非，或者从埃及沿北非海岸向西到卡萨布兰卡，再沿西非海岸向下到达南非，无论走哪一条线都是非洲经济不发达地区融入欧亚非世界岛发展的重要支柱。中国转向内陆发展可屈可伸，至少在半个多世纪之内会继续存在着产业资本的增长空间。

因此总的来说，一方面，国内要调整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要转向陆权战略，去联合沿线国家形成亚非大陆桥，带着欠发达国家进入到以基本建设促进经济的发展方式之中。到本世纪中叶之前，这个战略这对中国都应该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研究和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