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体育改革的足迹

体育改革，已结束了吗？已沦为“过去完成时”了吗？显然没有。这次体育界的几桩腐败大案陆续曝光，再次证明不彻底的体育改革遗留下的后患迟早总要爆发出来。追述一下几十年来体育改革进进退退、迟迟疑疑的过程，或许可以对中国体育的未来做出一点判断。

一、一场没打响的改革“前哨战”

1978年，早在体育改革实施之前，中国竞技体育最远端、最脆弱的部分——业余训练突然萎缩（这是恢复高考制度引发的），无意间敲响了体育改革的警钟。然而当年在烟台召开的业训工作会议没有能得到教育部门的配合（即现在所说的“体教结合”），体育部门无奈将业余体育提升为运动学校，以解决体校学员的出路问题。45年的事实证明，将业余训练提升为半专业训练与专业训练（后来又冒出来的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做法，是解决不了竞技体育后备力量薄弱，以及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基础性体育问题，这一动作恰恰与体育改革大方向背道而行。

称青少年体育也罢，称业余训练也罢，如果不能走脱选拔运动员的单一功能老路，不能得到学校、社会、家庭甚至产业的合力支持，不能着眼于青少年的全面教育，便难以走出日渐式微的困境。

二、日见模糊的改革目标

1980年首次提出的体育改革目标是“以革命化为龙头，以社会化、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的腾飞”。显然“革命化”是文革老调，“科学化”与改革不相干，不能称为其目标，“社会化”符合全国各项改革的总目标，但与强调完善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相互矛盾，无从操作。

在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社会综合治理、公共服务等概念还未提出，体育改革定位还不准确，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中国体育率先向国际开放，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并立即感受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兴奋，领教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痛楚，也知晓了中国竞技体育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更明确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为体育改革主导的必然性。

三、屡屡错失良机的体育改革

1988年兵败汉城，本应成为体育改革的良机，但是习惯性思维将汉城的失利归结为固有体制的实施不力，反而强化了政府为主导的体制，推延了改革步伐。随后中国体育经历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3年第一次申奥未果。

1998年，新一届政府旨在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机构改革。体育行政机构本应在这场全国性改革中顺势推行体育改革，然而体育改革在一场“体委保卫战”中受挫，再次错失了改革良机。与此同时县级体育机构大多被并转，大量体育资源严重流失，县级业余训练更是遭到致命摧残。

2001年第二次申奥成功，体育改革走上正轨，“一法三纲”出台，足球职业化改革破冰，体育彩票发行销售激增。但体育改革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改革领军人物被逼出局。

2008年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为体育改革提供了极佳的时机与良好的社会心理准备，人们期待北京奥运会可以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里程碑，然而体育改革依然处于休克状态，人们大失所望。20世纪90年代，以改革过渡形态成立的“四位一体”的各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为确保既得利益，成为了体育改革的最大阻力。之后体育改革基本无作为。反映到伦敦、里约两届奥运会上金牌数、奖牌数逐届锐减，几个优势项目失手，兴奋剂事件也不断往中国体育伤口上撒盐。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国家队、全运会都遭到舆论诟病，爆出的各种腐败问题严重困扰着竞技体育发展。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多次成为体育改革延缓迟滞的借口。2018年体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新一轮的改革再次与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狭路相逢。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东京奥运会上的金牌压力与北京冬奥会能否成功举办，确实成为了体育社团化改革举棋不定的现实问题。能否正确处理体育改革和两场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奥运备战，做到以备战促改革，以改革强备战，都是对改革者的智慧与能力的考验，最终体育改革仍在观望中告罄。

北京冬奥会后，短时期内中国体育不再会有与政治相关的特大国际赛事，此时能否重拾改革话题，重拾改革举措？拭目以待。

四、“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应成为对抗体育改革的借口

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在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必须的，如发展核工业、航天技术、制造航母等，也比如中国突然宣布进入奥运会，急需短期内组团。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也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条件。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能当作应急的临时措施，而不应视为长期恒定的做法，因为利用政府的权威长期施用集中力量的办法，一定会打破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打乱事物之间的固有关系，长期搞下去也必然会打乱事物总体的和谐关系，造成不协调、不平衡的种种冲突，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体育的整体发展也如此，长时间“集中力量”抓了精英竞技，业余训练跟不上，最终还是失去后续支撑。中国体育的大事——国内无非是举办全运会，国外无非是参与夏冬两次奥运会，中国举办全运会已有60多年历史，参加奥运会已有10届，与国际奥委会也打了40多年交道，参与洲际、国际体育活动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强健的队伍与完整的应对策略和流程，今后非不得已不应再过分地强调为办大事而集中力量，更不应以办大事作为停滞体育改革的口实。

五、体育改革“夹生饭”带来的危害

体育改革的长期滞后导致了体育改革煮成一锅“夹生饭”，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体制落后造成的运动成绩下滑日益严重

已施行近70年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具有高度行政垄断性质，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契合，是一种专制性质文化在体育中的残存物。这种体制暴露出越来越多且无法克服的弊端。中国体育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制度性成本和代价，包括人文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体制的垄断性质也彻底压抑了创新精神，从而使竞技体育无法得到从容的发展。当其他国家针对集体运动项目开始实行全面市场化的职业化体制时，中国在一些项目上曾经的优势荡然无存。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三大球的日渐衰落，特别是中国足球已成为让人不齿之顽症。

（二）体育改革停滞为腐败留出空间

近十年来，中国体育的格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文化事业系统，全国只有几十个亿的小进小出，而现在已成为亮眼的庞大“红海”，上千亿大进大出，易人交易频繁，钱货交易日大，若体制不改革，法治不完善，贪婪腐败必将愈演愈烈。回顾体育界的腐败大案，世纪初第一轮腐败金额之总和已不及当今第二轮一人贪腐之零头。当下中国足球的种种怪现象背后是腐败作祟，体制漏洞给腐败留足了活动空间，体育界再不认真从体制源头查找原因，从政体育将成为一种高危职业。

（三）机构重叠繁复，不适应国际竞技体育的竞争环境

由于体育改革不彻底，原有机构、改革过渡性机构与改革完成性机构长期并存，形成了多重机构“齐抓共管”的复杂局面。比如某个球队，其上级领导单位包括协会、项目管理中心、竞技体育司主管处室、训练局以及总局分管领导，加之地方体育部门也参与其中，如此政出多门，一线队伍如何专心训练比赛？现在的国际竞技体育技战术发展变化很快，运动成绩排序也千变万化，中国这台沉重的体育管理机器不能轻装上阵，还能适应下去，持续多久？值得一问。

（四）体育运动的各区块难以协调共处

放眼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竞技体育、大众体育、职业体育、学校体育与体育产业不仅分工明确，更是协同发展。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学校、社区等各领职责，达到充分动员社会，人人分享体育。

国内已长久听不到全民健身的动静了，更难见有创新价值的活动开展。“体教融合”叫得很响，仍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校园足球”扔进了不少钱，主管进了板房，今后如何推进还有待观察……

（五）中国职业联赛几近寒冬

足球、篮球是中国体育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翻看过往，中超、CBA的广告赞助商已悄然变局。职业联赛举办之初，大量外企冠名赞助并参与运营，仅仅几个赛季外企便识趣离开。冉冉升起的民营企业家欣然接盘，但好景不长，民企不堪重负，地方政府只好做媒引进了大量国企和房地产商，随着中国GDP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房地产业暴雷，职业球队应声解体，还有一些俱乐部被冠名“体育彩票”。集体项目资金投入大，又几乎不可能获取升国旗奏国歌的政治效应。这种市场化改革，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弃婴”，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体育行政部门则以备战奥运会、世界杯，安排国家队集训为由，随意更改赛制，减少比赛，压缩赛期。广告赞助商、职业俱乐部毫无话语权可言，断离成为唯一选择。随着中国体育的国际政治作用的下降，加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作用，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寒冬已至，春天则遥遥无期。

人们期待中国体育的再度辉煌，也寄希望于体育改革的善始善终。中国体育再度站在十字路口，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正路。

★作者卢元镇：中国社会体育研究权威，中国体育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公开发表学术性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性著作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