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的创立与其在元初的兴衰历程

王重阳，原名王中孚，字允卿。出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年轻时期的王重阳曾经试图通过科举的方式进入仕途，成就心中抱负，但是坎坎坷坷，不如人意。直到金海陵王天德四年，王重阳才在家乡附近谋得一个小官：终南县甘河镇酒监，而此时王重阳已年有四十。王重阳越发没有信心，开始了自己的疯癫生涯。

1.王重阳创教与全真教在金朝的发展

金海陵王正隆四年，王重阳在甘河遇到两位外貌与着装奇异的云游道士，便有心学道，得到一些修炼秘文，开始决意遁入道门。在甘河遇仙之后，王重阳改名为王喆，字知明，道号重阳子。其后，王重阳在终南县南时挖了“活死人墓”，于墓中修行两年有余。得道后，先在关中一带传教，成效不大，遂于金世宗大定七年东游山东。

在山东东路宁海州，王重阳收到了第一个弟子马从义，改其名为马枉，号丹阳子。马钱将王重阳请至自宅居住，并起命名日“全真庵”。这一年，王重阳的传教活动有很大进展，依次收丘处机、潭处端为徒。

2.丘处机与全真教在大蒙古国时期的兴盛

金宣宗贞祐二年，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此后实际控制区域越来越小，原金中都一带很快被蒙古占有，河北山东一带则豪强并起，难以管控。对于河北山东一带的各色势力，蒙古和金朝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拉找。

贞祐四年，金宣宗遣使诏丘处机至汗京，以求借助全真教稳固其统治，却遭到拒绝，显然，丘处机用行动表明他已经不认为金朝有“天命”了。金宣宗兴定二年，即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金宋两方又多次派遣使者邀请丘处机到各自都城，但都被丘处机拒绝了。当年底，成吉思汗派遣的使者持金牌到达山东，请丘处机远赴漠北，丘处机认为“天意”在蒙古，决定投靠新兴的蒙古，于次年年初率十八弟子启程西行参觐成吉思汗，历时三年，终于元太祖十七年得与成吉思汗会面，并得到成吉思汗的嘉许，言语之间，十分融洽，丘处机后来又多次为成吉思汗讲解道家学说，深得成吉思汗的赏识。

元太祖十九年，丘处机返回到燕京，继续主持斋醮之事，宣扬全真教。太祖二十二年，丘处机的声望已经是无可复加了，成为自王重阳创教以来对全真教贡献最大的人。由于成吉思汗的推崇，社会上形成一股追捧全真教的风尚。

太祖二十二年六月，丘处机病逝，后由尹志平任掌教一职，由李志常负责料理平时教务。当年七月，成吉思汗随即去世，元太宗窝阔台汗即位，继续与全真教保持着良好关系。太宗元年七月，窝阔台汗在克鲁伦河大帐召见李志常，并聘其为皇子师，留至十一月。太宗四年，窝阔台汗征伐河南后北返，途中曾在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行宫接见过尹志平。当他成为掌教后，更是改变全真教的活动方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太宗七年，尹志平令宋德方等人编刻新的《玄都道藏》，在编修《玄都道藏》时，全真教将《金莲正宗记》等众多全真教教徒自己新编的道书收录其中，后来这套《玄都道藏》的内容基本上被明朝官方所修的《汪统道藏》所继承，因此，编修《玄都道藏》为全真教在宗教理论基础上夺得道教正统地位打下了基础。历来道藏均由国家出面主持编撰，唯有此次编修是以全真教一派之力独立完成的，可见当时全真教实力之雄厚。

3.全真教在蒙哥和忽必烈时期面临的危机

后来全真教的地位越来越高，部分教徒行为趋向狂妄。宪宗六年五月，福裕联络众僧人到和林，准备与李志常等人再次辩论，但是李志常等人未到场，全真教方面也没有派出其他代表，此次辩论事实上没有达成，全真教被判失败。宪宗七年八月，福裕等再上和林，全真教一方仍未派代表参与，由于全真教几次未派代表出席辩论，在和林的汗廷已依佛教一方之言，已做判断，如果再燕京的全真教不作出回应的话，勿怪朝廷不公。佛道双方事先都有准备，但是全真教一直处于下风，最后以判定全真教失败而告终。

全真教前期在北方的势力过于强大，信徒由平民扩展到地方世侯和地方官员，不能不引起统治者对其有所猜忌和警锡。忽必烈即位后，先是尊崇正一教，使全真教在道教内部地位下降，又收回全真教自立掌教的权力，就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势力的管控。加上全真教在论辩前对佛教的侵凌，引起了佛教徒及其支持者，而佛教在元朝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蒙哥和忽必烈都倾向于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迅速流传于蒙古王公贵族之间，其地位已然取代全真教而成为帝国的最为尊崇的宗教了。所以全真教的兴起源起于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全真教之抑赔，也和忽必烈宠信藏传佛教有很大关系。

全真教最初的兴起是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创教初期较为关注社会底层的人民，因此而获得大量信徒，另外又倡三教合一，有别于旧道教，能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支持和包容。战乱时期，整个北方社会处于动荡状态，为宗教传播提供了滋生繁殖的沃土而当时北方的统治政权金朝又出于风雨飘摇之际，无能力对于全真教进行遏制，转而实行拉拢政策，反而使全真教处于一种更有利的政治地位。大蒙古国初入华北，就开始和全真教合作，全真教的投靠在事实上至少为蒙古的统治带来了两点有利之处，其一是可以依靠全真教的宗教宣传来打击金朝在天意上的合法性，树立蒙古“天命所归”的形象，其二就是通过宗教活动来安抚饱受战乱躁觸的社会，有助于稳固蒙古在北方的统治。

自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后，全真教的走向开始出现变化，开始过多地依靠统治阶级和官员。这种倾向，在李志常主政全真教的时期达到顶峰，全真教同时也获得了统治阶级的欢心，风靡于社会但是全真教与官员的关系也很快由之前的相互利用很快转变为依附关系。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并在之后不断加强，随着元朝的消亡，完整的全真教也随之瓦解。由于自李志常后，全真教逐渐开始成为政权的依附者之后，其命运就开始由元朝各统治者决定，其社会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全真教自身的努力，更多地受制于政府支持与否的态度，故此后全真教发展的兴衰期基本上与各皇帝在位期间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