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女性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关注她们的精神情绪很有必要

马克思曾提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从教育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普通高校层级中男性及女性专任教师比例相对均衡，且女性专任教师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呈现逐年微增态势。

事实上，不仅是教育行业，女教师占比超过50%的数据背后是全国范围内女性各学历层次的提升，以及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超越男生、倒挂男性人口总量优势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进入高等教育学习，以及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数据，2009年起，中国高等教育普通本科类别中的女生总量已超过男生，并越发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发展趋势，以2020年为例，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重为53.7%，性别数量差达到了135万余人。

而在研究生层面，根据2010年至今的统计数据，硕士学历的女学生占比均超过50%；博士学历的女学生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和趋势称作“高等教育女性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就出现在部分欧美国家。以美国为例，“女性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分别于1982、1984、2005年超过男性”。

随后，高等教育女性化的现象开始向全球范围蔓延，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事实上，虽然女学生、女教师的数量有了质的突破，很多女性实现了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权、职业选择权和就业机会。

但是在职业空间拓展尤其是上升通道方面，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呈现与构建方面，两性平等的社会整体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重要的学术贡献者、教研精英复合型人才，女教授是位于教育系统顶端的专业化稀缺人才，无论是可供调控的学术资源还是话语权力，女教授处在具有明确知识和特权优势的中心位置，但她们首先是“女性”，依然面临着性别不平等方面的问题。

以大学医学专业为例，尽管女学生、女教授的人数剧增，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医科女教授在驾驭了学术阶梯之后，依然难以进一步向领导层跨越。

在英国的担任教授的移民女学者则同时面临着性别和流动身份的双重劣势挑战。科研之所以一直被视作是适合于男性的领域，父权制主导的性别文化才是问题的根本。

尽管女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方向相异，但她们集合成为群体之后，她们既有身为“教授”应有的开拓科学研究、传播学术思想的职责所在；她们也具备了利用自身的职业优势为推进两性权利平等、促进社会进步的的群体力量。

具体而言，女教授可以通过与学生、其他教师的互动，以及参与到公共活动之中，影响整个学校乃至社会的性别文化。

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改变，需要女性强大的能力被看见，女性群体有力的声音被听见，因此，以女教授为代表的成功女性的形象，她们的生活事实，受挫与修正等总结性经验值得倾力书写。

如果说对教授的关注停留在教授的价值、角色意义等层面，那么对于包括女教授在内的教授群体中的个人诉求、情感体验研究则尚未多见。

女教授作为一个个完整的生命体，她们的思想意识、素质能力、直觉感知是同时影响学生内在生命成长、高等教育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件。

因此，除了对教师的道德水平、教育教学水平进行关注外，涉及到女教授内部的个体认知、精神状态、主体价值需求、身心健康等关乎个人职业发展和生命成长的核心要素同样值得重点关注。

时间焦虑：审视女教授职业发展的全新视角放眼当下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职业已经从无中表时间向全球化的时间过渡，从而开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时间焦虑的时代。

澳大利亚的一项关于教师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教师患有焦虑症，近1/5的教师感到精神沮丧。

研究者请受访者列举生活中感到最有压力的事情，其中“工作”一词被提及的频率最高。研究表明，教师职业比其他职业更容易产生职业压力、工作倦怠等心理问题。

事实上，近年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焦虑情绪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女教授身上，受到工具理性的牵引，女教授同样面临着绩效考核等量化模式，至高无上的规训权力对她们独立自主开展学术活动的时间压制，不可避免的产生时间焦虑的情感体验。

一直以来，教育场域内关于时间焦虑的研究主要是以学生、青年教师为对象，高中生包括博士生受学业压力束缚而导致的抑郁症风险、高校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生存境遇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系列指向具体情境中相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不禁引发了我的疑问，作为符号资本的典型代表，女教授的时间焦虑心理反应具有怎样的主观觉知和行为表征？

此时，一个更大的疑问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除了痛苦的体验之外，时间焦虑对于个人而言是否具有其他方面的价值？

显然，不同的答案将引申到不同的分支。“时间”“焦虑”作为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教育学不能忽视教师的时间焦虑感知。

作为教育中重要的行动主体，女教授群体的时间焦虑情况更应得到高度重视。甲骨文中的“时”字从“日”、从“寸”，自古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之意。

今日之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阶段，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驱使着人们努力追逐甚至是赢得时间。由此确立了“速度”“效率”“卓越”的至高之位，并最终实现合法性甚至演变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时间仿佛成了至高无上的律令，个人不仅要与他人竞争、与自己竞速，还要与时间竞跑；“同比”“环比”等全方位的测量指标永远都在步步高……时间俨然化身成为了“暴君”，对个人进行“奴仆”。

为了争夺时间的“宠爱”，人们必须不断地对时间资源进行关注和衡量，提高自我的时间开发、时间管理和时间利用水平，才有可能在时间的“争夺战”中脱颖而出。

无怪乎有学者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时间作为承载人们社会实践的无声载体，一面默默无闻，似乎令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一面又咄咄逼人，以钟表的刻度催促着人们的脚步”。

在时间的律令下，个人获取了指向成功的密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加速”“慢不下来”“内卷”……然而，这种严格的控制力量，使得社会中的各群体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基于目标导向和“死亡期限”的紧张、倦怠、挫败、失控、害怕被时代抛弃等时间焦虑心理和症候。

“时间焦虑”概念最先由蒂里希提出，他认为，时间焦虑源于存在到非存在的发展过程，“在不得不死的焦虑中，非存在从‘内部’得到体验”。

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所谓的时间焦虑，是个体的主观感受之一，是个人在时间不足、倒计时等压力中，作出的无意义等否定式判断和认负面的知体验。

时间焦虑并非个别国家的阶段性产物，也不是单独群体的特殊性问题。根据罗洛·梅的观点，焦虑是与空虚、孤独并驾齐驱的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集体性症候。

通常，我们将焦虑定义为痛苦的、危胁的、有害的甚至是不正常的、毁灭的，人们会竭尽全力地警惕和避免焦虑。

诚然，严重的焦虑情绪本身确实不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但是焦虑同时也是行为主体远离创伤的自我保护，属于一种防患于未然的重要调节机制，与人类有史以来的防御天敌、适应客观生存环境的生物进化历程相关。

弗洛伊德等人发现，来自动物的威胁警示构成原始人焦虑的同时，也促成了他们对工具的运用等思考能力的发展。

焦虑是个人的“良师”，但凡出现了新的可能性，焦虑就会伴随着人格内部与客观世界的张力与日滋生。焦虑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结果存在着成功与失败的双重可能，也正是对成功的渴求、对新生活方式的向往造成了个人焦虑的心理和状态；但同时也使得个人的创造力成为可能和希望。

心理学家莫勒通过对时间焦虑感知进行考察后提出，焦虑应被视为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正向角色，“焦虑是整体人格迈向和谐、统一、健康、统整的必经之路”。一大批心理治疗的结果也证实了他的观点，个人如果若能有效地处理人格中的焦虑情绪，焦虑反而会成为自身成长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