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的相关理论

（一）马克思财富异化理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财富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生存、社会发展的各种需要，这是财富生产的根本动因，即财富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本源属性。而劳动生产和创造，是构成财富的内在价值。

同时，揭示了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的不同方法，是形成财富的不同生产方式。这意味着财富的生产，是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导致财富异化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财富的创造、生产与积累完全牺牲了劳动者的权益。

劳动者只能分配到刚好购买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资料，此时，财富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一少部分人实现“资本增值”的致富欲望，夸大了财富的资本力量，即“财富幻象”。而财富内在的生产方式异化、生产目的异化、财富分配异化是贫富分化、财富异化的直接原因。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梳理马克思财富异化理论叙事，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刻启示。

首先，马克思出财富的生产与积累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定形式社会关系的具象表达。其次，揭示了财富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根本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大分工背景下直接表现为交换需要，而非“庞大的资本堆积”，如果认为财富等同于“货币”这种符号特征，会陷入对货币的储存需求，忽视了人的需要价值，从而促使财富生产目标发生严重背离。

再次，马克思异化财富思想将财富的主体向度由物质积累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在于人的发展与财富发展是否统一，另一方面在于财富的成果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否满足人民需要。最后，财富的最终实现，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财富最终将表现为“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

因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财富异化的跨越，需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财富生产的劳动者是人民群众，财富价值的最终受益者也将是人民群众。同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已由数量向质量转变，财富生产、创造的供给重点也向质量追求转变。

（二）马克思财富贫困与财富分配理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财富的占有不平等，造成了阶级结构的演化，资本主义的财富贫困，正是资本和工人阶级差距剧烈分化的结果，而脱离这种贫困，需要延伸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形式，以及弱化阶级利益的狭义特征。马克思进一步通过名义工资和利润的运动关系，揭示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的更加不平衡。”

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并且当“生产力与财富分配制度产生矛盾到达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在对蒲鲁东《哲学的贫困》质疑道：“所谓集体财富、公共福利究竟是什么呢？这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而不是每一个别资产者的财富。”

并且认为“在实践中，只要把现有的一切财富平均分配给工人们也就够了，不必改变现代的生产条件。这样的分配当然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在对公平分配的论断中，马克思认为需要辩证的看待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赞扬了威廉·汤姆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方式。”

马克思认为，在历史范畴的逻辑里，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公平是相对的，是与过去的对比下递进的，而公平是在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相互继起的环节中的基础和前。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集成社会福利制度，协调劳资关系的斗争中，对工人和资本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

回归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逻辑，当前中国确实存在社会财富逆转移风险，包括由垄断引致的资源要素的占有不均、企业多元化所有制形式的福利边缘化现象、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机遇与风险偏好选择机制、权利寻租机制等问题都加剧了财富差距的扩大。“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已充分关注并致力于破解财富贫困难题，历时六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已超过经济增速。

基于现实国情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财富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更是摆在了突出的位置。马克思在批判印度征税行为中，认为税收获得的财富，需要“以公益设施的形式还于人民”个人利益、集体财富、公共福利之间的运动规律仿佛是破除贫困壁垒、消除阶级固化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强调，不同的历史阶段，分配方式具有不同的公平法则。

随着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新发展时代，财富分配模式构建需要重新思考其价值基准，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更需要在发展视角的时空推演下逐步更新和完善。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促进共同富裕，需要深化制度的供给侧改革，增强民生建设，高社会福利。

但是，中国居民财富收入分配现状、政府公共性服务供给和社会福利之间的互动关系鲜有学者关注，文雯和常嵘出财富不平等来源于财富积累过程不平等财富流的多期叠加，那么，收入分配的较大差距具体传递机制是什么？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社会财富分配是否有显著的、直接的动态传导机制，或是通过间接高社会福利水平，向分配机制传递？

此外，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扩大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那么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的不同程度，是否也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决定因素呢？在现有研究中，尚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政府行为、社会福利水平与财富收入分配的互动影响和传导路径。文章拟创新之处在于：

其一，验证了政府公共性服务供给、社会福利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其内部的互动关系具有时间传递效应。

其二，进一步进行分组异质性检验，分别检验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同区段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下，三者传递机制影响的显著性差别。

其三，出了各地区需要根据各自收入分配的实际现状，进行适度的、差异性的政策调节，并认为政策调节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时点进行更新，并不是一概而论和一成不变的，从而实现制度供给对财富分配的激励效果，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