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谈新作《烟霞里》：写作必须真诚，字里行间见生命

在文坛沉潜十几年后，定居广州的作家魏微终于献出自己的转型力作，她的全新长篇小说《烟霞里》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作家魏微

魏微成名较早，她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湖闸》《拐弯的夏天》《胡文青传》等作品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200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时，她才刚刚34岁。2011年，她又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项。在此期间，她还拿过很多小说奖项，创作水准稳定，却不高产，因此，评论界和读者都对她给予很高的期待。

但自2012年在《花城》发表了《胡文青传》之后，批评界关于她创作的研究文章仍在陆续呈现，魏微却几乎再也没有新的作品面市。魏微自己也承认，这些年，有很多人曾催促她写小说。但她迟迟不肯动笔，似乎淡忘了自己小说家的身份。整整十年，魏微在做什么？

而今，魏微用长篇小说《烟霞里》回应了大家的期待。这部小说采用编年体形式，把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与四十年来时代发展的重要事件起伏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学气质的完美对撞，完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直接对话，给文学处理记忆提供了新的尝试路径和样本。

评论家阎晶明肯定了魏微新长篇的重要突破：“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世事变幻，魏微用《烟霞里》对这样一个巨变的、转型的时代提供自己的小说记录。”

《烟霞里》有中国四十年波澜壮阔的生活

魏微在创作《烟霞里》时，采用了极富挑战性的编年体结构方式。她借由女主人公田庄的出生到离开，逐年检视和铺写了田庄在1970年-2011年间的生命段落：学龄前的烂漫童年，小学中学时的叛逆懵懂，大学青涩的恋爱和对大城市的憧憬想象，工作结婚后平直疲乏的日子，步入中年的空虚与挣扎。

出生于1970年的田庄，有着乡镇、县城和一线城市等三种生活体验，她的经历涵盖了当下很多人的类似成长轨迹——上县城、离开乡土；盖房子，成为城里人；高考冲刺，南下广州；买房炒股，赚外快；旧城改造，招商引资；互联网经济、智能手机时代；家庭主妇、女性意识，等等。当中既有时代的波澜壮阔，又有平凡人生的生动细节。

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小说中藏有每个人的记忆元年——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改革开放，80年代的个体经济和万元户，90年代南下打工潮，1992年的南方讲话，1997年的“一国两制，香港回归”，2001年加入WTO等，所有这些曾从我们身边涌过的时代浪潮，在小说中再一次被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所卷起，它奔流、激荡，冲入我们记忆的海滩。魏微沿着女主人公田庄人生的时空变迁，回顾当下中国走到今天的每一段旅程，只为提示：历史的潮流中有你有我，我们的今天看似各不相同，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来处。

但编年体的写法难度很大，选取历史事件需要翻阅大量资料，很容易会写成社会调查报告，魏微在创作中成功克服了这些难题，将人物命运、日常生活与历史变迁融合交织，将自叙传、纪传体、编年史、综合视角、田野调查、散文笔法等熔铸一炉，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文本。

保存了县城家庭流变和持守的典型

田庄在1979年离开生活了九年的小乡村李庄，来到了青浦县城，实现了母亲多年以来的“上县”梦想。接下来，小说交代了田庄一家想要融入县城生活的各种努力和适应。生活的流动性，生存经验的陌生化，新生事物的持续闯入，从此成为田庄一家所要面临的永恒挑战。这些在今天提起，依旧历历在目的生活变迁，完整展示了中国传统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魏微通过田庄一家表达了她对家国故园这一深沉主题的思考。

从198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到了1990年代以加速度的方式席卷整个中国。年轻人要外出，与更广阔的世界对接，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被新一代年轻人所接纳，但是城乡接合部的县城却承载了更多的传统生活模式。于是矛盾和冲突，在每一个县城家庭中上演。田庄后来读大学、考研，又南下定居广州，她的每一次回家过年，都变成了一种警醒：故乡，是回不去了。但仍然要回。同样的命题也给到县城里的父母：儿女，长大了是留不住的。但仍然要留。于是，漂泊、返乡成为70后80后的集体心结，流变、持守也是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核心经验。

《烟霞里》是魏微沉潜十几年的转型作品，外界对于她创作的猜想与困惑，魏微用这部厚重有力的作品给出了答案：这些年，她沉潜在历史的卷帙中，迷失在家族年谱的册页里；“她走在艳阳里、酷暑里，她走在风沙扑面的街上”，她看见“人潮涌动，人人是主角”；她看见时代的光照见每一个人的脸，大地上有每一人的影子，风中吹过每一个人的声音。

并不是她淡忘了小说家的职责，反倒是是太过看重。于是，她在给虚构文学做非虚构文学的功课，在给小说嫁接生活鲜活的枝叶，她在寻找一个新的自己。她终将回到创作的工地，用作品构建这一切。

【访谈】

南都：自2012年发表《胡文青传》之后，你几乎没有新作品出来。是什么让你在十年后重回到小说创作上？

魏微：人文社约稿是一个契机。另外，这十年来的积累也到了，包括阅历、阅读，也包括语言、情绪，都到了一定程度。是时候开始写了。这十年来，我跟我的同龄人一样进入中年，体会生活的五味杂陈。另外还有阅读，我以前只读文学，中年以后开始读史，这对于我的写作是有帮助的。我有几年除了小说不读，什么都读，刻意让自己跟小说保持距离，这样隔了些年再回头读小说，又能读出些新意。比如有一次我读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哇，写得这么好。有新鲜感，感觉到文学的魅力。再比如波拉尼奥的《2666》，也是好，我当时被惊艳到了，小说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文学这东西，你必须常跳脱出来，才能保持新鲜感，每天盯着这件事，反而不行。

南都：这十年间你一直在为写小说做准备吗？一个作家长时间不出作品，你是否经历过焦虑和担忧？

魏微：是的，一直在做准备。长期不写作，当然有焦虑，因为写作是我的职业，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作家。外界有说我太懒，我认为不是。是到了中年以后，视野开阔，心胸开朗，看人阅世比年轻时复杂多了，写作难度上了一大截。年轻时的写作靠感觉，看山是山，是可以做到简洁有力的。到了中年不一样，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太复杂了，要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首先是个认知的问题，另外还有语言。我是比较看重语言的，语言有了，一切都有；语言没有，硬写都写不下去。语言挺神秘的，我找了它十几年都没找到，等到写《烟霞里》的时候，它自己来找我了。可能是积累到了一定份上，情绪饱满，语言自会来找你。还有一个现象，作家到了中年，写作的内在驱动力大多数不够，不像年轻时，有强烈的表达欲求，不写就堵得慌。到了中年，更看重写作的质量，如果功名心不是太重的话，是宁愿自己沉默，也不愿自己咶噪，挺丢人的，写得那么差，不过是为了在杂志上混个脸熟，怕人忘了他。就写作而言，这样写有什么意思呢？你写出来的东西都过不了你的心理关。最终就是我们这些对文字有要求的人，如果没有遇上一个外在契机去推动，很可能就不写了。我的契机是人文社，恰好语言也有了，各种机缘凑在一起，才有这了这篇《烟霞里》。

南都：小说主人公田庄，作为一个县城青年来到大城市，以文学为业最后在庸碌中早逝，这个人物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田庄身上有没有你的影子？

魏微：有我的影子，但又不是我。田庄之于我，就像方鸿渐之于钱钟书。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写起来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作家把自己放进去了，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写作的诚意，字里行间能见得生命，或者说生命感。现在很多作家，可能会编一个精巧的故事，但是这故事跟他本人没关系，看不到作者的喜好、爱憎、悲欢，他把自己藏得紧紧的，这样的文学当然不会动人。然而田庄毕竟不是我，她是1990年代来到广州，我是2005年才来广州。有论者认为，1990年代田庄到了广州念中文系，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她不应该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但是我觉得，非要她去当弄潮儿，去辞职下海做生意，一是财经这方面我不熟，我当然可以去做功课，但很容易写成财经小说；另外，一写改革开放，常见的写法都是下海创业，这就会落入一种窠臼，总得有人来写普通人，或是一个时代里不那么主流，甚至是边缘的职业，比如文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南都：小说时间线横跨四十多年，和你以往的作品相比，这种宏阔的历史写作算是你的一次转型吗？对你个人而言，这部小说有哪些突破自我的地方？

魏微：首先跟我的年龄有关系。2005年移居广州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是中年人了。中年人更喜欢读历史嘛。至于《烟霞里》是不是我的转型之作，我想引用张莉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她说，就像萧红在写《呼兰河传》之前，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为了写《呼兰河传》做准备，我之前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在为写《烟霞里》做准备。我觉得张莉的判断是有道理的，《烟霞里》的一些元素，包括故乡、女性、成长、时代，都是我以前的小说里就有的，只不过那时我对时代的概括不像现在这么全面宏阔。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把握更宏大的题材，另一方面把握细节的能力是我一直以来的强项，这个能力我也没有丧失。《烟霞里》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这个能力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尽力了。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