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都强调自己至高无上,以至于夸张地将自己称为“天子”。
究其根本,这是中国皇权“展示型”权力的体现。
其拥有者往往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先天的美德、血缘与命中注定。
因此,对皇帝而言,他们的任务不是让百姓、官员有权力参与感。
他们真正要做的是,把自己权力、美德和尊贵展示给人看,表明自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合乎纲常的。
而对于往往表面即事实的封建时代来说,这种办法非常有效。
因此,展示便渗透进皇帝日常的方方面面。
细微到所乘马车的规制、冠冕旒的数量。
其中,鼓吹是皇帝重点关注的领域。
早期的鼓吹由皇帝专享,只有被皇帝赐予鼓吹的人才能有权享用此种殊荣。
因此“鼓吹权”的变化,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反映“表面即事实”的权力变迁。
汉代语境下的鼓吹,可以理解为仪仗队与乐队的结合体。
皇帝吃饭时,鼓吹之人只需要奏乐即可。
而如果皇帝出巡,则鼓吹之人还需要充当仪仗队,展示皇家威严。
可以说,在一切需要展示皇帝权威的场合,几乎有鼓吹的存在。
也正因此,现代汉语中鼓吹的“宣扬”之意,也与汉代鼓吹宣扬、赞美皇帝的功能息息相关。
在汉代,鼓吹是非常年轻的事物。
根据现代学者对考古与史料的研究,鼓吹乐起源自西北地区,是当时游牧民族的一种日常音乐。
直到秦末汉初才在我国边疆地区流行开来。
虽然汉初,鼓吹乐已经获得皇帝的重视。
但史书记载,汉初豪强班壹常常使用鼓吹,且并没有被当时的舆论认为有何不妥。
可见此时,鼓吹尚未被皇家垄断。
鼓吹真正被垄断并神圣化,已经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
汉武帝十六登基,精力充沛、野心勃勃。
等独揽朝政的窦太后刚去世,汉武帝就迫不及待地筹备起对匈奴的战争。
在这种巨大的决心下,全国掀起从军热潮。
随后,无数内地男儿被派往北方边境。
谁料,正是这种复杂的人员流动,意外促进了边疆鼓吹乐在内地的传播。
此时,汉武帝也听到了鼓吹乐。
紧接着,他便意识到此举对巩固皇权的作用。
因为,鼓吹乐是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的混合乐。
它既不像纯吹奏乐那样过于风雅柔弱,也不像纯打击乐那样过于粗狂聒噪,刚好能够配得上皇帝自认为拥有的美德。
因此,汉武帝很快就把鼓吹乐垄断起来。
那个时候,他经常在昆明池游玩时让鼓吹人表演鼓吹。
古代皇帝权威至高无上,在伦理意义上被视作全天下的君父。
理论上,任何敢于挑战他权威的人,都会遭到雷霆般的报复。
自然,当鼓吹被上升到皇帝独有的权力后,任何未经允许的鼓吹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僭越。
从而遭到严厉的惩处。
比如,汉昭帝时期的韩延寿就因被诬陷“鼓车歌车”,擅自享受鼓吹,最终数罪并罚,被皇帝处死。
同时,鼓吹上升为皇权的符号后,赏赐鼓吹特权也就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
汉武帝时期,四方征战不休。
而后,汉王朝在西南、西北、东北地区都征服了大量土地。
新征服“边疆地”上的少数民族往往不愿“归服王化”。
按理说,皇帝、诸侯王在征服新的土地后都会亲自去巡视。
其以威武的军队和华丽的车队镇抚当地百姓,展现王权威严和皇家美德。
然而, 汉朝的情况有些特殊。
汉朝地域广大,巡视边疆耗费资财、时间甚重,代价不小。
当然,不愿耗费民力的借口下,汉武帝也有自己的私心。
那个时候,他沉迷修仙,对“盛产”方士的山东特别向往。
因此汉武帝更愿意出巡东方,而不愿前往边疆。
可如果这样,怎么才能让边疆感受到皇帝威严呢?
最终,汉武帝选择了刚刚被自己神圣化的鼓吹。
比如,汉军征服百越、将南方纳入汉朝。
武帝就特意把鼓吹特权赏赐给新设置的边疆郡,让他们“加威重”,宣扬皇帝的美德。
不过,这也是唯一能让汉武帝下放鼓吹特权的情况。
在他眼中,只有宣扬自己的美德时,才能使用鼓吹。
而那些通过鼓吹奖励功臣,表彰功绩的行为,是其绝不可接受的。
汉武帝对“鼓吹权”下放之慎重,对皇权至尊之重视,从中可见一斑。
汉武帝雄才大略,并不依靠他人,更不会受制于人。
但是他的子孙后代可就没有那么强大的能力。
西汉的皇权尚且能维持一定的力量和权威,勉强维持住皇室的尊严。
彼时,“鼓吹权”仍牢牢地被皇帝掌握。
但是到了东汉,皇帝就再也没能力单独持有“鼓吹权”了。
事实上,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短命”王朝。
不过这个“短命”,并非是指存续时间,而是指皇帝寿命。
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达到了突破下限的26岁。
13个年龄可以考证的皇帝中,有4位没活到成年,6个没活过30。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极易被架空。
一般东汉的皇帝都是冲龄即位,尚不能处理国政,需要可靠之人辅佐。
但叔叔、兄弟有继承权,往往都不可靠。
因此皇帝只能依靠自己母亲的家族势力。
这种情况让东汉形成了一种权力轮回。
即,舅舅在自己的外甥长大后容易恋权而不愿意交还权力。
而外甥则会联合宦官铲除舅舅的势力。
但皇帝不长命导致该皇帝的儿子又是冲龄即位。
其又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舅舅维持权力。
外甥再联合宦官铲除势力。
这种外戚和宦官的执政轮回,成了东汉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
最后汉末大混战的董卓之乱,也是由外戚何进与宦官张让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在这种情况下,皇权虽依然至高无上。
但执掌皇权的人却不再是皇帝自己,而是他们的舅舅、母亲和他们的宦官玩伴。
俗话说,“崽卖爷田不心疼”。
当权者对专属于自己外甥或傀儡的“鼓吹权”并不怎么珍惜,常常赏赐给他人。
开了制度的口子后,想要再关掉,可就难了。
随着东汉权力怪圈的轮回,原本除皇帝外只能赐给边疆新征服地区的鼓吹权,逐渐“通货膨胀”。
很多军事将领、权臣外戚、宗室子弟甚至外族头领,都能取得鼓吹特权。
客观上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政策。
此举让被授予鼓吹权的人感受到了皇帝的关心与信任,愿意去为国效力。
比如,班超就曾被授予过鼓吹特权。
深受激励的他深耕西域31年,立下不世功勋。
但“超发”引发的问题也不小。
人人都有鼓吹特权的话,皇帝和大臣、将领的区别在哪里?
何以彰显皇帝的尊贵?
这时,一种原本不为人所注意的新“货币”被选中,重振了皇帝威严。
东汉虽然有一堆短命的“小皇帝”,但终究还是有一些皇帝能够长达成人,重新执掌大权。
面对皇帝权威不振,皇权与皇帝分离的情况,年轻的皇帝也想要补救一番。
而在清除掉宦官、外戚势力后,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重振皇帝的精神权威。
因此放弃“鼓吹”垄断,强调“黄门鼓吹”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黄门鼓吹其实早在西汉就已经存在了。
“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
所谓黄门鼓吹,其实指的是在禁内随时备皇帝使用的特殊鼓吹队。
西汉时,鼓吹和黄门鼓吹都是皇帝独享的特权。
黄门鼓吹的特殊性无非是与皇帝更加亲近。
因此在西汉时,黄门鼓吹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
但到东汉,情况有所不同。
鼓吹既已“普遍化”,便只能拔高黄门鼓吹的地位。
在阅读记述东汉历史的史书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有关皇帝鼓吹的记载一般都会记为黄门鼓吹。
如“黄门鼓吹三通”、“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吹”。
若要说鼓吹与黄门鼓吹在东汉有了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其实并没有。
但正如开头所说,“表面即事实”。
天子的权威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靠表象来维持的。
就鼓吹而言,天子未必真的有那么关心鼓吹与黄门鼓吹的实质区别。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二者在表面上的区别。
这种表面区别反映的其实是权力上的尊卑。
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仪式给人的印象最终会逐渐转化为实际权威。
其让官员、百姓脑海中皇帝至高无上的印象,在一遍又一遍的仪式重复中,得到加强。
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相当复杂。
皇帝看起来至高无上、位高权重,能够调用所有的资源,控制所有的地区。
但就事实而言,皇帝的掌控力其实非常有限。
哪怕抛开羁縻地、附庸国这些本就无法有效统治的地区不谈。
内地的乡村也依然处在非常原始的“自治”状态。
即,现代人总结的“皇权不下县”。
其实不仅是乡村,朝廷也是如此。
皇帝既没有精力熟悉每一个官员,也不需要熟悉每一个官员。
因为大部分皇帝本身的素质根本无法让熟悉皇帝的官员产生由衷的敬意。
因此,这种展现权威的表面功夫就非常重要。
在鼓吹与黄门鼓吹的共同作用下,皇帝的权威与美德被拔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
这种至高无上,也许无助于解决外戚、宦官的威胁,却能在百姓和普通官员心中,树立起不可侵犯的威严。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资治通鉴》
《史记》
《通典》
页面更新:2024-03-09
本站资料均由网友自行发布提供,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QQ:4156828
© CopyRight 2020-2024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71396.com 闽ICP备11008920号-4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49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