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川西北地缘战略格局是如何重塑的？

如果说正德至嘉靖前期的军事改革主要针对边区防御体系的“硬件”问题的话，那么从嘉 靖后期开始，川西北的军防体制则主要在“软件”层面发生更新，尤其着重提升军队战力。在此 基础上，川西北明军针对本地“番众”发起了数轮大规模征伐，重塑了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和军 防态势，并刷新了地区之于明朝军防的地缘意义。 十六世纪中期川西北军事力量的重振，主要在于班军系统的调整和“赏番”政策的釐正。 先看前者。上文已述，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川西北的班军政策呈现畸形发展的形态，更成 为影响前线兵士生计的重担。弘治末年即已有官员就此建言，提出改革设想，所谓“外卫轮戍 南路官军不习地势，请令于松茂操备，而于松茂等卫所官军内选取，如数戍守，以近相就，俾宫 室、田宅若常居，然庶几气息相近而赴敌不畏”，但其时班军制度仍占主导。

十六世纪以后，调整和改革班军制度的运行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普遍共识，川西北的有识之士亦就边区 的班军轮戍方式纷纷建言，多有取消此一政策的呼吁。但在如何处理取消班军可能造成的兵 员短缺问题上，边地文士、将领则各执一词。如叠溪所监生刘价认为，叠溪所处于松潘、茂州二 卫之间，性质模糊，地位尴尬，因此应该在罢革班军以后，抽调兵员加强叠溪军防：“乞将叠溪或 再添一所，或攒成一卫，比照茂州卫，长宁等堡，只用本卫官军备守，革去班军，另于多余卫所抽 取补足四千员名。”

而副总兵何卿则认为，应该以勾补军余的方式向川西北输送兵员，并强制 性地齐家起送，独身士兵则由边卫负责为其妻娶： 请罢外戍，益以主兵防守，倘不足，惟有余丁可以勾补，责令亲管官旗与在伍军人将各户余丁一一供报在 官，又要先尽随伍，次及屯营，照名造册，分委指挥千户，会同该州县掌印清军官沿屯清选，每一军户丁 多 者 或 三五名，丁少者或一二名，拣其少壮，拘 连 妻 小，差 人 押 送 赴 边，即与收粮类分部伍配发守备，如 又 不 足，宜 为 召募情愿效力之人充补，中有无妻室者，官为娶配，厚加存恤。必使庶卒忘归，贫人乐从，方为长策。

事实证明，刘价和何卿的设想皆因过于理想化，并未获准施行。而其时在地方真正得到 贯彻者，为本地募兵，即“由户籍密切相联系的旗军和边地民壮乡勇来承担”边区防务。时人 对本地壮丁的战斗力多有认可。一方面，川西北物产欠丰，从军立功是很多家庭维持基本生计 的重要方式，曹学佺即言：“召募土著，乃为常胜之兵焉，何也？茂叠不产五谷，不养蚕桑，人所 为命者，惟恃军饷耳，且如五口之家，须应军二名，方得温饱，不然，而应军一名，且见菜色，如无 军可应，则无生可度。

另一方面，土兵熟稔地方风土，且世代守边者，亲人兄弟皆为战友，能 够相互帮扶，“彼中官军长年备守，父子弟兄世业于边，有警则人自顾重家业，效力忘死，以尽所 事”。此类乡勇也的确在军事行动中颇为得力，如嘉靖时四川巡抚张时彻便评论道：“兵贵乡 导……故 前 此 官 军 一 千，不 能 敌 百 余 之 番，而坝底五十乡勇，乃 能 冲 锋 破 敌 …… 其 强 弱 可 知也！”

万历年间，本地募兵逐渐成为地方兵员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极大充实了地方军防。当然， 轮戍客军亦并未被完全取缔，一则本地兵员数量有限，二则军防系统内部的阻力尤大：“盖不便 于将领之唆削及主军之陵虐耳。”因此，川西北军防体制中尚保留了部分戍军，只是比例大为 降低，班军制度表现为彭勇所论“垂而不死”的情状。先是，“各堡之军有主有戍，戍军之数， 常数倍主军”，而至于万历年间，情况则有所变化，如茂州北路松溪四关堡即在“茂军一百八 名”以外，另有“成都戍 军 四 十 八 名”，其余多处堡寨的正军与戍军比例，也 多 在２∶１以 下。

除却卫所正军、招募军余、轮戍班军以外，万历时期川西北军防系统的兵员来源，亦有包括善后 兵、“番”兵、民兵、土兵、义兵等其余数端。而即使是同一兵种，内部亦存在阶序差异，并表现为 所支月粮多寡有别。其中原因，一来与士兵的军事技能、资历等条件有关，二来则出于因地制 宜的考虑，所谓“盖因地缓急，为之等差”。

除却裁减班军以提高兵员质量外，嘉万时期军事改革的另一重要面向，在于改善军士的生 计待遇，尤其是卸下了“赏番”的重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之数十年的“赏番”一朝取消——— 郭应聘即言，“丑类无知，视为应得，官军立有私簿，相沿以为定规，一议减革，则群然起而争之， 纠聚阻掠，危害不小，必 欲 大 举 以 挫 之，则 兵 连 祸 结，无 有 已 时”———骤 然 取 消“赏 番”，于“番 众”、于卫所，都过于突然，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因此，军卫官员提议以“官赏”代替“私赏”，即回 到制度施行的初始状态，由卫所系统来承担此一财政支出：“松潘南路私赏，近已议允，并为官 赏矣。

北叠接壤之地，事体相同，相应计所私赏之需，即以后开所减戍军粮银之内，如数动支， 照依正赏。”毕竟从十五世纪后期开始，相对于官赏而言，私赏数目巨大，对普通军士造成了巨大的生活困难，“每岁官赏费至钜万，而私赏复数倍之”，而若私赏不除，则再多的军制调整 皆属治标不治本之策：“要之私赏不处，虽主军亦不能安，主军不实，虽抚赏亦终无益。是处私 赏实主军，二事相须，又不可偏废者也。”

而即便 “赏番”费用全由官方承担，对于军卫的整体 财政支出而言，此一开销亦不足挂齿，“殊不知一掣数堡戍军几及千人，岁省万斛之粮，岁活数 百人之命，视添赏六 百 余 两 之 费，不过取诸所省者一二以克之，其 多 寡 利 害 相 去 何 如”。因 此，以郭应聘为代表的军卫官员皆大声疾呼：“非以官赏而代私赏不可也！”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军事改革可谓立竿见影，地区军防能力大为提振，并具 体表现在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事中。而在此过程中，区域社会的汉“番”势力格局首 先得以重整。先是，龙州地区有白草、白马、木瓜三支“东路生羌”，频繁造乱并攻陷关堡、杀掳 军民。

就此局势，朝廷在重整军防体制的同时派遣大军攻伐，大量被掳入“番寨”的汉族军民因 之获得解救，边区被侵夺的田土亦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把持地方数百年的龙州土司亦遭改土 归流。在此之前，龙州土司权势颇盛，鱼肉地方，“议者每欲添设流官，又以事体重大而止。”嘉靖四十四年时，龙州薛姓、李姓二土司揪斗仇杀，明廷遂以此为契机，弃调解之道而直接征 讨，从而将宋代开始便掌控龙州的土官势力一举革除。在此以后，龙州土官由从四品宣抚使直 降为九品土知事，世袭领地也从龙州全域缩为河谷一隅。经此数役，长时间处于羁縻状态下的 川西北非汉族群社会逐步被整合进入州县体系。 川西北防务得以振兴的标志性事件，是万历初年松潘南路的恢复。

虽然嘉靖中后期时松 潘南路已然修筑了相当数量的边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商旅粮运的通畅，但亦有地形险要之处 的安防 工 作 尚 存 不 足，未 能 加 强：“议 者 谓 南 路 后 山……建重关以扼首尾，复 增 旧 墙 联 络 相 接……而其说未用。”而其时松潘南路有所谓南路四十八寨“番众”，其中“最称桀骜者，无如 人荒、没舌、丢骨三寨也”。以此，明廷于万历七年发兵，对相关“番寨”大举攻伐，过程中尤其 值得留意者，为所谓“雕剿”战术的频繁采用，即以精准打击敌军首领的方式，高效消灭军事威 胁。

由杨一桂《调剿处置人荒等三寨议》可知，明军在万历七年前后的军事行动中频繁使用“雕 剿”战术压服“造乱番众”，常能取得如“斩首捕虏一千七十五级，夺获马牛羊二百一十头，焚毁 碉房一千六百余所”般的大胜。对于万历七年军事行动的效用，史籍中有“神宗万历七年，大 征人荒、没舌、丢骨三寨，南路尽平”之语，亦有人评论道，“廓清数十年陆梁之丑虏，扫除千万 里煽焰之妖氛，诸寨畏威，群夷破胆”。此一时期的军事行动以后，困扰川西北军防数十年的 南路梗阻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十六世纪中期川西北军事行动体现的第三重特质，在于明廷重估了区域军防的地缘意义，将川西北防区与广大区域的对蒙古防御联系在一起。面对正德以降蒙“番”渐趋结合的倾向， 及至万历年间，朝野上下皆已产生共识，即川西北防区的区位价值已然发生变化，所谓“昔之松 潘重在番，今之松潘重在虏也”。以此，明廷一方面继续加强区域军防，尤其重视直面蒙古军事 威胁的地区，如漳腊“旧制，驻劄守备一员……近改设游击一员以压制之，良审所 重 也”，其 “所属绝寨谭那等十七屯堡去松遥远，支粮不便，议于漳腊旧基修建新仓”，而堪称“正适中要 地，实乃松镇以北之藩屏也”的高屯堡，亦“设把守一员……展筑屯基，宽包隙坝”，并与镇虏堡 一起，与漳腊 合 为 犄 角 之 势。

另 一 方 面，则是着力击破本地 “番 众”和 蒙 古 势 力 的 军 事 联 盟———对于明廷而言，“其忧不在西羌，而在羌与虏合也”。万历年间，伴随着接续亦卜剌的俺答汗势力进入青海并沟通卫藏，川西北地区“番众”与蒙 古部族的联络愈发紧密，并意图借助蒙古后援，侵犯明朝辖境：“万历三年，俺答亲渡河迎佛，入 寇牟尼寨包子寺，与松城相去止二十里。而元坝、潘咂、商巴、石嘴四寨并阑出物与俺答交易， 且以二百骑寇尒尒坝，声言欲遍寇保定、撒喇、洮岷、松茂诸边。”茂州东路的“白草番”亦“与 松潘黄毛鞑相通”。万历八年及十四年，松潘雪山国师喇嘛两次联络蒙古势力攻击明军川西 北防区，并“潜献皮币于土鞑乞师”，然皆为明军击破。

此役以后，曾被蒙古势力攻破的牟尼 包子寺也回到了明廷控制，并有文士作诗《题包子寺》：“喇嘛僧静风声软，包子寺寒月色皤。七 校枕戈无战垒，八郎司铎有夷歌。天涯尽处皆王化，何事骁骑出塞多。”体现了万历时期川西 北地区“王化”的日渐加深。在大征以后的万历十五年，四川巡抚徐元泰上奏总结战事，并乞请 在松潘南路加设守备、往来巡视，加紧兵员训练以增战力。以此，松潘南路军防亦连带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直至万历二十四年，蒙古大酋火落赤部侵扰川西北，明军与之激战，并击杀 火落赤之侄小王子

若将此役与同时期明军在北至陇东、南至滇西北的绵长战线上对蒙古 军事行动进行综合考察，则可见万历中期时，川西北防区已经成为明廷对蒙古战略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此一时期的军事行动多有成效，及至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基本遏制住了蒙古诸部 南下川西北的势头。经历了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的整顿以后，川西北防区得到了全局性的刷新。一方面，防区 内部各区域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相互协同达到了动态平衡，如章潢即言，“成都，堂奥也；灌口， 门户也；威、茂、松、叠，藩篱也……藩篱不密，则门户危，门户不密，则堂奥危，此西北之边防，所 以重于蜀也”；

另一方面川西北区域之于明朝边防的地缘意义亦得到了提升———过去仅用以 防范本地“番众”的军防体制，被提升到了“对蒙前线”的高度，并因之与甘肃、青海地区形成了跨地域的军防体系。在此语境中，本地的“番众”也不再仅是军事镇服的对象，而是需要极力争 取以“断匈奴右臂”的重要势力，所谓“虏以勾番为猾夏之渐，则我以鼓番为制虏之机”。嘉万年间区域战略意义的重整，又为十六世纪后期川西北地区加强文教、地方非汉社会逐步纳入华 夏文明体系提供了地缘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