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刘少奇并不属于情绪强烈、个性锋锐的类型。

美国学者马若德说他是“特征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回忆他总是“面带微笑，谦虚和蔼”。

然而这样一位总是温和淡定的人物，却在1959年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一脸严肃、看不到一点笑容。

其中原因，许多年后才由夫人王光美披露出来。

结果揭晓，没有笑容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

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宣布，让全国上下、乃至世界各国的人们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时间过去了七八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即将进入正式召开的倒计时。

在此以前，毛主席早已在不同会议上表达过自己“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想法，并且若时间适当，也不再担任党的主席。

中共八大通过的决议中因此出现了一个细节条款，一旦中央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研究者大都认为，这个“名誉主席”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为毛主席定制准备的。

在1958、1959年那两年相继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八届七中全会上，就通过决议同意了毛主席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意向，并正式将刘少奇作为提议给第二届人大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同年4月底，当毛主席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出现在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台时，台下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

会议的流程按事先规划平稳进行着：首先由执行主席宣布候选人名单，接着向与会代表征询：是否还有其他人选提名？若并不打算选择候选名单上的人选，也可以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人选。

进入投票流程后，毛主席也和与会的代表一样，郑重地将自己的一票放入了投票箱。

所有人鱼贯重复着相似的动作，那个意义重大的投票箱很快就被塞得满满当当。

负责清票的工作人员也深深明白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全神贯注很快就完成了统计，会上的选举结果即时出炉：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被选为副主席，朱德则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一意义重大的流程顺利圆满结束，整个会场内部洋溢着充满愉快和朝气的氛围，代表们脸上都显出喜悦的神色。

不过在这充满着兴奋高兴的场合里，却有一个人始终没有流露过喜悦的表情。

刘少奇从被提名、投票出结果开始，一直到离开会场回到家中，始终保持着严肃到近乎沉重的表情。

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得到了消息，早早地从中南海西楼的甲楼跑出门来迎接他，同时也表达祝贺的心意。

然而刚刚当选的刘少奇本人，却只向所有人匆匆地点了点头，便又一次沉进自己的思绪中去了。

这些人中有部分较为熟悉刘少奇、了解他性格习惯的人，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了，但在那时谁也不知道其中原因。

只有和刘少奇相伴多年的夫人王光美，才靠着多年经验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苗头。

不同人眼中的刘少奇

之所以说这个表现“不同寻常”，首先是因为这与刘少奇平日留给他人的印象是并不一致的。

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年曾经在燕京大学读书，因对西安事变、八路军抗日动向的全面报道而业内知名。

多年后，他将在中国期间的第一手见闻写成《华北前线》一书。

在这部由英国人视角进行审视的记述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抗战时期担任参谋长的刘少奇。

贝特兰最初注意到他，是因为“这个人常常随着某一团移动”，而部队中的那些“小鬼”对他既崇拜又亲近。

他是个刚满三十岁的“长官”，一举一动全无高傲的神气，在战士群体中始终显得“友爱而爽直”，目光似有魔力、整个人却又十分亲和。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马若德）也将他描述为“特征色彩最平淡的人物”，说他既沉着稳健又质朴随和。

当年曾进中南海执行任务、见过刘少奇王光美的赵淑琴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那时刘少奇和王光美通常是晚上九点多钟出现在舞厅，着装朴素整洁，对待所有人都既谦逊又和蔼，使人感觉十分放松。

很显然，当刘少奇得到自己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消息时，他的思维被一些更为沉重的东西占据了。

多年之后，王光美在《访谈录》中概括了刘少奇的心境：

在那个时间点上，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任重道远，人民生活存在困难，国际环境又存在种种令人难以乐观的因素。

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强烈的使命感让他深感责任重大，以至于失去了平常的沉稳心态。

立志为国的革命之路

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形成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从刘少奇少年求学期间就不断成长坚定起来的志向。

为了激励自己、同时申明自己的理想，他曾经两度改名。

他最早的原名叫做刘谓璜，“璜”是一种古代玉器的称谓，寓意如同玉石一样的君子之德。

这是一个寄寓着美好期望、但多少有点文绉绉的名字。

1913年，15岁的刘谓璜考入县立玉谭高小，在毕业考试中名列榜首。

同学们来祝贺他学业有成，他却说今后要为国努力谋求富强，“捍卫炎黄开辟的国土”，因此决定改名“刘卫黄”。

在长沙读中学的第二年，他又有感于军阀割据、时局动荡的现实，先是弃文就武、考进了湖南讲武堂，后来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积极探求马列主义理论，加入了共青团，后又转入共产党。

在这个阶段，他认为有志青年应当“少小就立奇志”，为了国家民族振兴，即使奉献一切也在所不惜。

他又一次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少奇”，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

自1921年完成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学习之后，刘少奇很快归国，实践他将精力和心血奉献给国家民族的立志之言。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直到土地革命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上，累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1922年，他参与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并取得胜利的工人斗争。

由此发展衍生出的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刘少奇被选举为该工会委员长，“汉冶萍”也成为该时期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转入京津东北等地领导底下工作，曾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中共满洲省委等职位，并于1932年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后的曲折征程，他走过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过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后又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北方局书记，坚定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的新政策，领导开创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随着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多，他的能力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认同。

“皖南事变”之后，他担起了重建的新四军政委一职，与陈毅并肩努力、致力于长江中下游抗日武装力量的恢复发展。

与此同时，他在理论方面的工作也十分突出。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演讲、中共七大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概括论述，对于党的理论建设都卓有意义。

欣赏与信任

长时期的共事和并肩战斗，为他赢得了战友的欣赏与信任。

当第二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还处于酝酿时期时，新一任国家主席的备选人选原本可以是好几个人。

八届七中全会上，时任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作了人事配备方案的相关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有好几个人选都可以作，譬如朱德，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

但考虑到这个职务不仅仅是荣誉象征，还需要处理大量繁杂的实务，综合考虑之下以刘少奇的能力和资望更为合适。

实际上，在会议召开之前，朱德曾经给邓小平及书记处去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表明自己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自己承担什么工作，一贯都是听党安排，不必有什么顾虑。

此后，毛主席也曾在其他场合向党外民主人士解说过这一人选方案——两人都很有威望，但此事是将“日常处理党内工作”纳入考虑范畴的。

从延安时期开始，通常遇到毛主席本人不在的特殊情况，都是由刘少奇担任“代理”的，如此已经多年，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

以1945年党的七大为分界线，此后毛主席有特殊情况不能处理中央工作、由刘少奇负责代理主席职务，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当时蒋介石心怀叵测，再三邀请毛主席前去谈判。

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毛主席决定冒险前往重庆。

有事离开中央，中央的工作就是由刘少奇代理。

当年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为了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决心冒着风险前往重庆。

这次前往是一步风险很大的棋，毛主席离开之前将工作交给刘少奇代为处理，实际上也是做好了“万一不幸”的最坏打算。

第二次则是1949年，应苏联方面的邀请，毛主席亲自率团前往访问。

在动身之前，毛主席又一次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交给了刘少奇代理，而这次访苏，至少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第三次代理发生在1953年，毛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离开北京，在西湖边的刘庄（也就是后来的西湖国宾馆）度过了七十多个日夜，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初稿草案，这一版的初稿也因此被称为“西湖稿”。

这将近三个月的工作，同样也是由刘少奇代为处理的。

这三次代理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条件和时代背景之下，但每一次代理的结果、前后十多年的累积，刘少奇的威望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关于候选人的提名，刘少奇本人曾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推辞，提议让别的同志来担任。

中央经过了通盘审慎考虑，仍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方案。

王光美曾说“少奇同志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见此情景他也就不再多说，但心中关于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却一时一刻都没有放下。

也是从这一年的国庆节开始，《人民日报》头版上刊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人的标准像，此后成为多年惯例。

走马上任之后

如果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当选国家主席意味着极高的荣誉加身，说得俗一点甚至可说是“光宗耀祖”，但对于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人而言，却并不会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他说，人民给予我们信任，我们就更不应该辜负这种信任。

他考虑的是：这个职务意味着对国家民族、对党的事业抱有千钧之重的责任，而不是个人升沉荣辱，当然更不能成为以之谋利的幌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常常向工作中接触到的各级干部耳提面命：“绝不能脱离群众，绝不能搞特殊。”

1959年国庆节前后，为杜绝可能会滋生的、因为他“当了国家主席”而心思活络的苗头，刘少奇将家人亲戚以及有关联的工作人员都召集起来开了个短会。

在这次有些特殊的家庭会议上，刘少奇严肃地表明，自己手上确实握了一些权力，但这些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也只能用在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利上。

面对求他帮忙办事的亲戚，他回绝“干革命是六亲不认的”；有人想要借他的名头去为他考高中落榜的儿子求情，他大为生气；儿子上学时觉得和周围人相处不好，想要找法子换个专业，他对这一想法极为不赞成，一连写了好几封信批评儿子，让他踏踏实实学好专业。

不仅对自身和周围人严格要求，刘少奇对工作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精力。

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升已经迫在眉睫，部分地区粮食和生活用品已经出现了短缺。

在国际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一些国家差距仍大，来自部分国家的恶意甚至反华倾向更是不得不防。

种种负面因素决定了新中国当时的处境，不管是谁接下“国家主席”这个责任，都意味着必然要承担巨大的国家发展压力。

为了尽可能了解真实、全面的情况，他在1957和1958年都安排出时间深入群众，到学校、工厂、矿山去调查倾听，坐硬座火车去和群众们交谈。

正是这些调研累积的信息和数据，才支撑了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着眼于国民经济回复和发展的政策。

他曾在“八大”报告中阐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而归根结底其实质，仍需要着眼到社会生产力上来。

其中一系列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决策执行，对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具有十分可贵的意义。

参考资料：

《邓小平眼中的英雄们：邓小平亲致悼词、题词及所记英雄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

《当选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何无笑容》；周闻天下；2015.05.30

《我给毛主席讲“故事” 一个部队文艺兵的难忘历程》；赵淑琴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华北前线》；（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