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收入分配

本文节选自《数字宏观：数字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变革》一书 第十七章

一、技术革命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般规律

（一）技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加速

前几轮技术革命，从发生到完成呈现出三个较为鲜明的特征（见表1）。一是新技术从出现到广泛应用，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短。在中国，铁器从发明到全面普及，持续了四、五百年的历史，而社会生产生活实现信息化，则用了不到40年。二是相邻两次的技术革命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关联性越来越强。铁器革命完成后，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人类才正式进入蒸汽时代，而后续各国全面实现电气化、信息化的过程则是无缝衔接或是交叉进行。三是技术革命的国际竞合趋势越来越强。局限于当时的交通工具，铁器革命在欧亚大陆分开进行，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局限于临近地理范围，或者同一大陆板块。蒸汽时代时，英国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新机器发明和新生产方法，其他国家主要通过购买英产机器、引进技术和人才等方式跟随推进技术变革。电气时代则是英美德法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几乎同步推进技术革命，各国都在努力争取获得某一方面的领先技术，这种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加快了技术的改进与更新。到了信息时代，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跟随发达经济体的步伐参与到本轮技术革命中，信息相关的产品、技术、人才和资本在各国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信息和知识的扩散明显提速。总的来看，随着技术扩散步伐加快，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进程也会被压缩。

技术进步加速反映到国民收入分配领域，意味着财富的形式与分配路径、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上下流动、劳动者就业的形态与薪酬分配方式等都会发生较大变革。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收入分配的技术偏向性与资本偏向性趋势越来越强，社会财富在传统与新兴产业、高技能与中低技能人群之间的初次分配差距加大。这些都给收入分配制度的适应性提出了挑战。

（二）财富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史，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推动社会生产力出现新的飞跃，创造的社会财富总量也随之实现大规模的增长。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而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生产力发展创造的社会财富总量，更是蒸汽时代难以企及。

技术革命率先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革，在催生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传统产业有的逐渐走向没落，有的则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了升级。投射到收入分配领域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社会主要财富形式的日渐丰富。从农业社会的土地，到工业社会的固定资产、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再到信息社会的信息资产、技术资产、数字资产，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促进财富形式的创新和分化。同时，社会分层的划分也随之演化。二是财富分配逐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农业时代的财富与土地牢牢绑定，收入分配受地理空间限制。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进程，财富的创造、转移和分配开始突破地域的局限。工业时代随着分工深化，资本和技术的在全球布局，围绕资本和劳动为主的分配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赋予全球化新的内容和意义，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完善、世界贸易体系的健全以及跨国公司的遍地开花，资本、信息、技术的自由流动，使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突破时间和空间局限。总的看，不同类型的要素资产规模，及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和流动，对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社会阶层的调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随着社会财富效应越来越显著，财富集中度也逐年提升。对资产性收益进行有效调节，对于完善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

（三）技术革命的就业创造效应远高于破坏效应

自人类社会步入蒸汽时代起，“机器替代人”就成为每一轮技术革命过程中永恒讨论的话题。在前面三轮技术革命的发生过程中，世界人口都出现了较快增长，但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出现长期性、大规模的失业。在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再到自动化生产，虽然有明显的劳动替代，但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第三产业的兴起，又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足够吸纳转移劳动力和新生劳动力就业。总的看，技术革命短期内会对就业形成一定冲击，但长期的岗位创造效应远远超过短期的岗位破坏效应。

同时，技术革命也在不断改变人类的就业形态。一是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在农业社会，地主和佃农是租赁关系，在工业社会，劳动者和雇主是工资雇佣关系，信息社会则除了传统的劳动关系外，还出现了“去雇主化”“多雇主化”以及“第三方中介雇主”的新型劳动关系。二是劳动协作方式日趋灵活化。自蒸汽时代起，产业工人就保持紧密的流水线协作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劳动者间的协作已经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来完成。三是工作地点日趋自由化。劳动者的工作场地从牢牢地被限制在土地上、工厂里，到借助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实现远程办公。

（四）制度变革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至关重要

从农业时代到信息时代，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先后经历了暴力革命、工人运动和政府主动改革三个阶段。总的看，及时的制度改革与有效的政策创新，社会成本最小，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也最为显著。

封建社会，政府缺少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收入分配格局的大规模调整，主要通过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完成。进入蒸汽时代，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在无产阶级的抗争下，政府不断推出相关制度的改革措施。在这一阶段，欧洲发达经济体初步建立起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体系。1842年英国正式将个人所得税确定为固定税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先后探索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到了电气时代，收入分配格局大规模调整，主要通过工会谈判、政治诉求表达以及全面的社会改革实现。发达经济体不断推进税收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开始探索建立最低工资制度。

进入21世纪，最低工资制度已在全球普及，大部分国家都建立相对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英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过上百年不断的改革，即使在经济增长由中速转入低速阶段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依然保持平稳态势，显示了国民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韧性和适应性。在税制结构上，三个国家的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例都在六成以上，政府可用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资金规模较大，在二次分配上也更具主动权。在税种设计上，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类收益进行全方位征税，涉及个人薪资、企业经营、资本利得以及各类资产性收益等。在再分配领域，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民，但更倾向于向低收入者转移。

二、数字时代收入分配的显著特征

数字时代收入分配的变化，可能会遵循技术革命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的一般演进规律。与此同时，数字技术革命又具有不同于以往历次技术革命的鲜明特点。结合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维度，数字时代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呈现以下显著特征。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可能加速

如前文所述，重大技术变革的时间在逐步缩短，数字技术革命很可能在20-3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完成。较前几轮技术革命而言，数字技术革命具有明显的国际趋同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布局谋划，同步推进数字技术研发，力图抢占先发优势。数字革命相关的技术、人才、资本的国际竞争会日趋激烈，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快数字变革的速度，并在短时间内出现更具颠覆性的技术，从而对原有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形成巨大冲击，进而促进社会各阶层更快流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更为频繁。

（二）数字技术变革既是收入格局调整的诱因也是解决手段

技术革命冲击原有的国民收入格局，往往会沿着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和投资行为特征改变，财富创造与分配方式变化的路径展开。技术革命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加剧某一领域的不平等，又可能在其他层面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数字时代这一特点将尤为突出，数字技术变革既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主要诱因，也将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手段之一。

数字技术革命推动社会财富总量快速增长，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基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切好蛋糕，更重要的是如何动员全社会力量做大蛋糕。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积极推进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综合配套改革，改革的成本更容易消化，改革的社会共识更容易达成，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更顺利。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许多国家都面临贫富差距拉大、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挑战。数字技术变革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将会带来新一轮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无疑也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的重大契机。

数字技术应用，也有利于测度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提高再分配政策工具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现阶段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指标，如基尼系数、帕尔玛比值等，大多以各社会阶层的年度收入情况为基值进行计算。现实中，人们对收入、财富不平等的感知，往往与统计指标所反映的现实存在一定背离。例如，法国的税后基尼系数和税后贫困率20多年来一直保持平稳，且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但公众的感受反差强烈。最新调查显示，73%的受访者认为法国收入不平等是严重或非常严重的问题（Blanchard和Tirole，2021）。统计指标与公众主观感受之间的偏差，主要是目前的指标实时性不强，难以及时反映动态的不平等维度，同时也不够直接，难以刻画教育公平和获得优质就业岗位的机遇公平等。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主观感知和倾向性选择，可以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实时反映。在收入分配测度中的应用大数据，有助于更及时了解不平等的情况并明确改善方向。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纳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慈善事业中的普遍应用，将大幅提升体系运行的精准性、有效性和灵活性，让真正有需要的群体得到税负减免和及时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还是缩小，目前学术界尚存诸多争议。背后的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对就业影响是多元的，优化效应和破坏效应在各个层面都普遍存在。有学者通过对机器人的分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机器人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并不会均等地惠及所有要素，机器人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远大于劳动工资率的提升幅度，即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未能实现同步，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余玲铮等，2019）。Acemoglu和Restrepo（2020）的研究也表明，千人机器人保有量每提高一台，就会减少当地雇佣比0.39个百分点，同时当地平均工资下降0.77%。直接效应是机器直接替代人工，而间接效应是雇佣人工减少，会导致对当地服务需求降低，从而进一步降低服务行业的雇员数量。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与不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相比，使用信息技术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高0.5—0.9个百分点，使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申广军、刘超，2018）。同时，更多的信息，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程度，减少摩擦性失业。此外，AI技术的应用虽然对人力有一定替代，使优质工作岗位更倾向于高技能人群，但同时中低技能人群又可以借助AI技术从事从前不能从事的工作。为此，若能提前布局，实施有效的政策引导，积极发挥数字技术对优化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将更有利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三）初次分配：财富不平等的形势可能加剧

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有可能加剧“头部”效应。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催生新的财富形式。数字时代的国民收入分配范畴，不仅涉及传统的各类资产收益、劳动者报酬，也包括数字收益。数字技术的“赢者通吃”，可能使财富更向“头部”资本集中。网络巨头不断通过收购兼并竞争对手或者有潜在威胁的公司，巩固既得的主导地位。例如，2014年7月，Facebook宣布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Oculus工作室。“头部”企业也可能因流量、价格、货源优势具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例如，淘宝直播电商行业，2020年薇娅直播间销售额为310.9亿元，李佳琦直播间销售额为218.61亿元，两人占淘内达人直播总商品交易总额的80%以上，而同年零售百货公司百盛集团销售所得款项总额仅为112.25亿元。一方面，可能缩小中小主播、品牌商等电商生态成员的利润空间，同时对传统百货业上下游产业链也会形成冲击，原来分散在各个层面的市场收益可能更为集中。

数据要素的定价及分配机制也不完善。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劳动产品的数据商品，通过对其生产、创造、加工或传播参与收入分配，数据商品的生产属于生产性劳动；二是数据单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一般商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为厂商、消费者提供信息，数据所有者可以依据对数据的所有权参与收入分配。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数字要素如数字资产、网络流量、大数据资源等难以明确定价，消费者参与价值创造的贡献很难测度，数字收益的权属和类别很难界定。

此外，数字化对就业的冲击也呈现不同的特征。一是国际间的产业转移规模会逐渐缩小，对发展中国家就业带来一定冲击。在工业时代，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数字时代，数据要素集中度更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会更加明显。二是部分传统领域数字化升级，技术门槛越来越高，人力资本需求开始逐步由中低技能向高技能倾斜，AI技术会替代一部分低端劳动力需求。三是技能溢价加剧薪酬收入不平等。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的劳动者收入差距、同一行业的高端技术人员和中低端技术人员、低技能工人与高技能工人的劳动报酬级差可能拉大。

（四）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更大挑战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工业经济的基础上，迄今已经运行近百年。数字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这一制度的适应性需要进一步提高。一是AI替代劳动力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步存在，势必影响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延续。二是技术变革在短期内完成，以专业性、技术性人群为主的中等收入阶层可能率先受到影响，同时中低技能人群特别是50岁以上的劳动力实现再就业更加困难，失业保险制度面临冲击。三是数字技术催生了更加多元化的雇佣关系、更加灵活的劳动协作关系，一种技能服务多个雇主或平台、一个人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复合型劳动场景越来越多，灵活就业劳动者、复合型劳动者收入的测度和认定，以及以何种形式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存在争议。

三、更好适应数字变革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冲击

在数字时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演变会进一步加快，未来也可能面临更多未知的、不可预料的情景，需要未雨绸缪，加大顶层设计力度， “调高、促中、提低”，构建更有韧性、更具适应性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体系。

（一）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

我国过去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熟练劳动力，未来需要更多培养面向数字化和创新型经济、具有终生学习能力的人才，同时也要更加公平，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数字化红利。要尽快建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针对新增人口，在基础教育中逐步普及数字技术相关课程。针对新增就业人口，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应更灵活，适时设置涉及数字技术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针对转岗就业人口，建立健全终身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各类就业认证资格考试。适应数字技术革命的国际化特征，提高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水平，研究引入高端技术移民。

（二）建立更精细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数字技术革命对短期的岗位破坏效应较大，为避免出现赤贫阶层以及中产阶级向下流动不可控，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应更具针对性、操作性。继续夯实对最低收入群体实施基本保障的“兜底”功能，同时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更加注重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为其失业转岗期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培训补贴。探索将技能培训纳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机制，即失业人员向政府当局申报失业登记时，向其发放失业救济金的同时，可附带发放“救济性技能培训券”，尤其是数字技能培训券，从而缓解因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导致的技术性失业以及由此引发的收入不平等（腾讯研究院，2021）。此外，还要加快数字经济下各类分散性、流动性、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收入认证，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三）推动“调高促中就低”的税收体制改革

按照马斯格雷夫的分析，所得税和财产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较好，其中所得税调节流量的收入分配，财产税类调节存量的收入分配，二者相互配合，能够共同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要逐步从间接税为主体，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体，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优化税收体系，扩大税基范围，覆盖数字化相关收入、数字资产收益、数字财产转让所得，加大对“赢者通吃”格局的调节力度。完善对劳动者多元收入的测度与统计，完善综合计征方式。建立更为完善的个税减免体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婚姻状况及身体健康程度等情况，保障中低收入人群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