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学唐比宋”政治制度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一、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蔡美彪《辽金元史十五讲》中认为唐文化是辽代汉文化主要构成来源之一。陈述《辽代史话》首次提出了辽在澶渊之盟后的政策变化就“学唐比宋”。林鹄《南望:辽朝前期政治与制度研究》周、《辽史百官志考订》对辽代的政治制度与官职作了详细研究,认为辽前期的汉化程度极深,并且最终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多元局面。

张正明《契丹史略》、武玉环《辽制研究》都认为辽朝南面官、科举、法律制度大抵沿袭唐制。吴天墀《西夏史稿》李蔚《西夏史》李范文等《西夏通史》都论述了唐在党项族内迁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西夏建国后在姓氏官职服装科举音乐等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参考了唐制。何俊哲、张达昌、于国石《金朝史》论述了有金一朝的史事,指出金初制度多仿唐辽旧制,在之后的汉化过程中也多吸收汉唐文化,尤其是表现在儒学科举文化教育方面。

郭康松《论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从精神、制度、物质文化三方面阐述辽文化对唐文化的全面继承。彭向前《谅祚改制考论》对谅祚改制的各方面进行考辨,认为这是西夏仿照唐制进行的一次改革。杨蕤《漫谈西夏文化中的“唐风”》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两方面探讨西夏文化中所存在的“唐风”。王锡九《金诗学唐的历程》详细阐述了金诗学唐的历程,起因在于金人对学宋诗的反思,也导致了元初诗坛“宗唐”的风尚。

赵永春《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一--以<大金德运图说>为中心的讨论》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金朝德运之争的历史事实为出发点阐述了金朝对唐代历史的认同。张勇耀《金元之际的汉唐情结与文史建构一-兼论“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说的虚实》“指出汉唐情结最早源于元好问并经过金末文人一系列的文史建构对新建立的元朝产生了极大影响。

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指出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金人接受了中国大一统正统观的理论,并在政治建构中淡化华夷之别强调文化中国的概念。刘辉《金代儒学研究》指出金代儒学承继汉唐儒学、辽宋儒学,前期处在普及化阶段至金代中后期开始学术化,并产生了以赵秉文等人为代表的金代儒学理论。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指出辽朝经历了由夷入夏的观念转变,初期不以夷狄为耻,中期则不再自称夷狄转而希望获得与宋平等的地位,后期则自视为夏是天下正统。

郑好《辽代木构建筑的“学唐比宋”》指出辽代木构建筑在承接唐代木构建筑技艺的同时吸取宋代建筑技艺,侧面印证了辽文化的多元并立,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永《唐宋古文金代传承论》。指出唐宋古文范式在金代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并同当时的南宋散文异轨同驱,为元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国外研究现状

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书中的“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文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属于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发端,其间包含着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因此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朴汉济《大唐帝国的遗产》“认为辽宋西夏金这时期的特征是唐帝国统治的终结最后形成了若干个作为其遗产继承者的新政治势力的出现,并认为这一时期应该被称为“后唐帝国时代”。

谭凯著《肇造区夏一-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认为宋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国家间外交以及盟约下的全新边疆意识与族群观念。安梅文《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对宋辽外交进行了详细研究,尤其注重对外交使团组成以及宋代外交人员进入政府决策层的现象。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认为女真人迅速汉化就是因为在文化上处于劣势,先进的汉文化很快就被女真人接受。

三上次男《金史研究》三卷“论述了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的官制改革,认为这是模仿唐代的“三省制”,并参考了辽制的结果。包弼德《求同:女真统治下的汉族文人》“论述了女真统治下的汉族文人为实现政治理想作出的变化与努力,对女真的汉化起了推动作用。Morris Rossabi《中国棋逢对手:10-14世纪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论述了宋与当时各政权之间的交往,指出了宋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外交体系。邓如萍《白高大夏国》“对西夏历史作了详细论述,指出了唐政府对党项族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蓝德彰《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认为金朝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并建构起了自己的正统观理论。贾永吉《中国人眼中的蛮夷:对种族差异的人类学研究的出现》四从人类学研究中的种族差异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中原对蛮夷的认识。克罗科洛夫、克恰诺夫《西夏文译的中国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对西夏文的《论语》、《孟子》、《孝经》作了整理与介绍,解释了西夏人对于中原儒家文献的理解与运用。

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对党项的起源、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经济、文化、民族等均有论述。克恰诺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年)》“对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进行了刊布与翻译,对研究西夏法制提供了重要依据,西夏律法同唐宋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已有成果的贡献与不足

上述研究成果,为研究辽、夏、金三朝“学唐比宋”策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述先生首次提出辽朝的“学唐比宋”策略、蔡美彪先生对唐文化是辽代汉文化主要构成来源之一的论断彭向前先生指出谅祚改制是西夏仿照唐制进行的一次改革等都对本文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1.学术界多以宋史、辽金史、西夏学分而治之,难以突破断代为史的藩篱,未能对辽、夏、金三朝“学唐比宋”策略进行整体贯通研究。相关内容是分散的,论述并不完整,缺乏系统性。

2.些欧美、日本学者脱离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不了解辽宋夏金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是把二者分割开来,看成截然对立的,不承认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征服王朝论。这种观点与中国历史实际不符,亟须纠正其实正是因为辽夏金都不自外于中国,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才会主动地采取“学唐比宋”策略以期表明自己在中国王朝序列中承唐而立的正统地位。

学界以往多将辽、夏、金“学唐比宋”现象视为三朝出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需要,看作三朝学习汉族先进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未能从“文化认同”的高度,从“中华一体”格局出发去揭示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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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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