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同在亚洲的近邻，越南有着不少乍一看和中国颇为相像的地方，再加上发端于1986年、怎么看怎么眼熟的“革新开放”，很容易让人产生亦步亦趋的既视感。

然而事实上，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条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越南政坛存续多年、以“三（四）驾马车”形势为标志的“弱王”态势，就是其中一例。

越南政治的“弱王”特性

网上曾经流传一种说法，认为越南政府在制定新的工作计划和方向之前，会先看中国有没有这么做过，以此作为“试验”和“取样”的重要对象。

这种情况被调侃为“摸着中国过河”。

这些说法虽然有玩笑话的成分，但也并不是无凭无据的随口胡诌。

多数看法认为，被越南视为重要国策的“革新开放”（越南语发音“多摩”）开始于1986年，其实质基本上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照搬克隆。

越南国家社科院一位研究员曾在媒体专访中透露，越南对中国“改开”中的每一步都保持着高度关注，有关部门时时进行总结研究，《邓小平文选》和各种公开报告文件的越文版，在越共中央委员当中也堪称普及。

越南会选择密切注意中国，其中原因也很容易想到——溯源这个诞生于1976年的“年轻”国家，会发现其架构与中国确有相似之处。

同属社会主义阵营，采取一党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越南规定越南共产党为唯一合法执政党。

如果再将越南国会与我国人大、越南“祖国阵线”与我国政协进行粗略对应，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就更高了。

然而就像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完全一样的两条河流，国家的条件、发展和道路也是各色各样、存在着难以枚举的“具体情况”。

例如“体量”，就是中越区别中最为直观的维度之一，因为它可以简洁明了地用数字描述。

论人口，2021年时越南的人口数字为9800万，大致与河南一省的人口相当。

如果再考虑历史、地域、资源、风俗、人文等更加复杂的影响因素，两国面临的条件必然存在更多的差异。

这些区别，越南国内必然也有所意识，但仍然选择了跟随中国的脚步。

其中原因并不能用谨慎从事来完全概括，而是多多少少与其政坛的“弱王”特征相关，“三驾马车”甚至“四驾马车”的局面持续多年，谁都不能足够强势地“说了算”。

“三驾马车”起源

越南政坛著名的“三驾马车”之起源，可以追溯到越南国父胡志明逝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所谓“三驾”构成的权力体系，是指在越南国内，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这三者各有权力，彼此相对独立而形成一种制约平衡，谁也不能掌握较为强势的位置。

这种特殊的权力结构最初产生于胡志明去世之后，本意是为了在胡的继任者当中体现出较为平均的权力分配。

1986年总书记黎笋去世之前，其本人与长征、范文同一同组成了那个时代的“三驾马车”。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越共总书记杜梅被认为是越南平民集团的利益代言，国家主席黎德英代表了军界的反帝立场，而政府总理武文杰则代表着越南的统一力量。

研究者认为，越南这一特定的政治模式本身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有助于保持党内外的权力平衡关系，减少冲突摩擦。

足够的合作精神和协同能力，被认为是越南前进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也有研究者将之与“三权分立”相提并论，认为“三驾马车”各自掌握着一定的实权。

自越共七大之后，国会主席的实权也得到了加强，这也就是“三驾”变“四驾”的源头。

有总结式说法认为，越南这几大“巨头”的来处长期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性：北部多出总书记，南方则出总理，国家主席或国会主席则更多可能来自中部。

自2018年陈长期以来，越共权力阶层基本上是搞三地均衡，北方历来出党的总书记，南方出总理，中部出国家主席或国会主席。

正因为越南内外许多人都已经将这种潜在规则视为常态，2018年原国家主席陈大光的病逝及其身后局势变化的“不寻常”，才一度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

2018年9月，时任越南国家主席的陈大光在首都河内去世。

负责高层健康管理的前卫生部长对媒体宣称，陈大光身患“由某种罕见病毒”引发的疾病，且目前尚无药物可以治疗，他为此生前曾经六赴日本接受治疗。

更微妙的传言随之而起，被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看好作为接班人的丁世兄，以及某个刚由岘港市调任中央的干部，也恰巧赶在那个时间段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健康问题。

在这种种神秘而扑朔迷离的消息之后，国家主席一职落到了时任越共总书记的阮富仲头上。

这一结局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惊讶和质疑。

如前所述，越南政坛四个最为引人瞩目的位置，约定俗成由四个不同的人担任，其身后甚至可能代表着更为深层的含义。

而且按照宪法中针对此类突发情况的规定，在国会选出新主席之前，代行职权的应该是副主席。

阮富仲不但打破了应有管理，而且一人担任了两大要职，更在随后的会议中以100%赞成的票数获得通过。

这一结果显然对此前政治格局带来变动，不过越南外交部给出的最终结论依然是“符合党章、符合宪法、符合民意”。

现在越南政坛的大佬级人物，形式上仍然保持着“四驾马车”的格局：阮富仲为越共总书记，范明正为政府总理，国会主席由王庭惠担任，而国家主席一职则因前任阮春福的辞职，由武氏映春担任代主席。

值得玩味的细节之一在于，前任辞职的国家主席阮春福，又是上一任总理职位的担任者。

虽然越南政局一直以来都显示出地域均衡的特色，然而水下的角力却显得暗流涌动。

局面形成的历史原因

任职于社科院政治所的房宁曾经撰文分析，认为越南虽经革新开放获得了经济领域的活力，发展也收效颇丰，在国际上获得了“新型工业国第二梯队”的评价。

但是迄今为止，其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工业化仍属初级，也决定了其社会构成中中产人群的数量相当有限。

他认为，越南社会结构的变化尚不足以构成自下而上的变革压力，该国政治呈现出的独有特点，实际上仍需要从自上往下的角度去分析。

简而言之，由于种种因素共同作用，越南共产党展现出来的控制力偏弱，其高层缺乏核心的存在感，最高权威也显得扁平化。

而通向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原因。

越共自其诞生之日开始，地位始终只是国内诸多股政治力量之一，并未实现绝对领导者的地位。

反殖民大潮时期，越南忙着抗日抗法，进入南北对峙时期，又要直面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因此越共一直都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祖国阵线这一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便是该策略的具体体现。

英国学者迈克尔.利弗在其《当代东南亚政治指南》中描述，即使在法国被迫放弃在越南的统治地位后，北纬17度线作为一条政治界线也仍然存续了二十多年。

越南民主共和国掌握分界以北，而背靠美国支持的越南国（后称越南共和国）则控制了界线以南。

直到美国不得不承认虚耗人力、深陷泥潭而选择了从越南抽身，越共才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

而此时国际局面已经又大为变化，越南南部的天主教势力、庄园主经济等元素近乎依然故我，并未经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

房宁的文章认为，越南共产党之所以容许这些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并非出于政治雅量和气度使然，更多是受限于支配力与渗透力的鞭长莫及。

例如天主教势力，其根源来自法国殖民时期的文化辐射。

但这股宗教势力与无宗教信仰的越南共产党之间天然存在冲突，因此越南执政方时常受到来自宗教界的压力，这些宗教团体背后大概率还站着西方世界的“教友”。

其次，越南在革新开放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西方意识形态，社会中持有不同政见者也不在少数，这些因素都成为了越南执政方面临的新压力。

“一条扁担挑两米篓”

其次则是地理原因。

地理环境对于经济发展、人口聚居等局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越南形如“一条扁担挑两米篓”的地形特征，又决定了它极易出现地域分块化的情况。

所谓“两个米篓”，指的是位于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和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河流三角洲往往更容易发展出人烟稠密、商贸繁盛的经济区，越南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两个三角洲上的红河平原和九龙江平原，汇聚了越南国内很大比重的人口和经济活动。

而“一条扁担”则是指纵贯南北的长山山脉，虽然地势狭长综合发展不如两大平原，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越南国内南北两块各有一个经济中心，在物流半径和管理半径的综合作用下，势必加剧南北地区“脱节”的发展趋势。

而中部地区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相对较低一些，有时倒向南有时倒向北，也有时显现出自身地区利益优先的倾向。

这便是“三驾马车”能够长期存续的深层原因。

高层人员构成中呈现出地域“均衡”的特征，一方面可以昭示公平，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各方实力和影响力彼此博弈、达成共识的结果。

此外，同一国家内各个地区，其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差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越南的统一步伐是自北向南，然而进入革新开放阶段之后，却显然是南方的经济发展势头更强劲。

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出现在高层的南方干部不但人数增加，其地位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一动向无疑会使本来就分散的高层实权进一步被稀释。

如文中所言，现在的总书记“不是核心，不是最高权力者”，而是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

“不比功劳比智慧”

第三个原因来自时代背景的影响。

在不同时代，领导人受到广泛接纳和信服的标准也是不尽相同的。

越南学者将之概括为“不比功劳比智慧”——在建立一个国家或确立一个体制的过程中，领导人的成就被视为“功劳”。

他们之所以成为领导人，本身就是由漫长艰难的革命斗争和与国家建设筛选出来的。

然而，现在的越南已经进入了“在路上”的阶段，政坛竞争者的成长环境、经历都拉不开太大差距。

没有既成现实的功劳政绩作为背书，大家就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智慧”来进行PK。

但是“智慧”和“功劳”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功劳是已经获得成果的，成果就摆在那里、人所共见；可是智慧却是未完成的，一事一议，权力地位并不固定。

比“智慧”，就意味着大量的辩论和说服，只有先说服了对方，才能执行计划。

“无为而治”的现代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南的施政方式被称为“无为而治”的现代版。

高层权力分散、效率不高、执行力也不强，表现在整个社会治理上就是多做不如少做，顺其自然去发展。

此类做法的优点是很显著的，由于管得少、推动和拒绝的东西也少，矛盾自然也就少。

但如果从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等需要宏观决定的领域来看，弱点也十分明显。

我国专家曾经赴越南调研，从首都河内出发前往胡志明市——恰是越南两大经济区各自的龙头城市——沿着1号公路行驶了2000公里。

沿路的路况除了两大城市之外，基本相当于我国二级公路水平，平均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

另外，对于位于河网地区的城市而言，桥梁数量也能够成为发展水平的直观参照数据之一。

例如我国的上海、武汉、南京、重庆等沿江城市，为满足不断发展的交通所需，都已建造了多座桥梁。

韩国首尔汉江上的桥梁也早已超过20座。

如果以此作为参照标准，越南的道路还相当长。

除了首都河内、胡志明市这样的一线城市外，越南大部分城市刚造完第二座桥。

由此看来，越南的“无为而治”对于后发国家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苗头。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硬件若不能尽快到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起不来速，全盘经济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越南自带“需要关注的邻国”标签。

近年以来其“四驾马车”成员中多人均曾高调访华，其中还有人出席了东盟相关、“一带一路”等活动会议。

这些举动登上媒体之后，越南政要的对华态度顺理成章地成为关注焦点。

但不得不加以注意的是，越南政要的立足点并非完全一致，因此也很难说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态度和选择。

参考资料：

《越南式政治变革》；《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

《新变局：演进中的东南亚与中国 东盟关系》；中国发展出版社

《越南官员：陈大光因罕见病毒性疾病去世，曾6次赴日治疗》；观察者网；2018-09-21

《越南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沿革、现状分析及未来挑战》；《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3年003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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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延津

编辑：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