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周恩来书信来往见宋庆龄的合作初心

编者按

自投身革命事业以来，宋庆龄秉承“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

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当做最知心的同志和挚友。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大量来往书信，是他们之间革命友谊的真实写照，见证了周恩来与宋庆龄半个多世纪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合作初心，为新时代讲述好多党合作故事，让合作初心薪火相传提供了榜样力量。

今年1月27日，是宋庆龄诞辰130周年。本期文史周刊策划“纪念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专题，分别从“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初心”“宋庆龄与孙中山的革命爱情”“宋庆龄与上海”等视角约请专家学者撰文，敬请关注。

周恩来与宋庆龄交往很多，并成为彼此患难与共、具有深情厚谊的朋友。书信和电报是周恩来与宋庆龄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重要见证。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收录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书信6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的《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收录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来往书信和电报27封，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续编）》收录的宋庆龄私人信件中有17封关于周恩来，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宋庆龄致周恩来、邓颖超书信18封。

1961年，周恩来、宋庆龄在北京共同会见外宾。

合作抗战之信

精诚奋斗 救亡图存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宋庆龄是一位热心、忠诚并积极行动的知名代表人士，对增强当时全国民众的爱国情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庆龄通过与周恩来会见、书信、电报等方式，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武装抗日的政治主张，她坚决支持这一主张。1936年初，宋庆龄在住所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者董健吾。宋庆龄拿出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董健吾，表示这是一封非常秘密的信件，要他马上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带回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以及送给宋庆龄的纪念品——红军在江西时铸造的带有镰刀斧头的三枚银币和苏区的一套纸币。读罢回信，宋庆龄激动地将一张张纸币在桌子上摆好、摊平，仔细观看很久，那三枚银币在她看来是无比珍贵之物。

同年春，宋庆龄应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访问的请求，给周恩来写了信，并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董健吾。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经西安乘张学良飞机到延安转赴瓦窑堡，递交致毛泽东、周恩来的密信，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充当秘密信使；后又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延安，对苏区进行实地采访。在宋庆龄的亲自协助下，斯诺抵达陕北完成了历史性的采访，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首次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传播到世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正步步紧逼，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宋庆龄，请她挑选一名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去苏区考察。宋庆龄第一时间推荐了马海德，记者人选则是斯诺。临行前，宋庆龄特别嘱托马海德：“你到苏区要特别详细了解一下那里缺医少药的情况，我们好设法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特意发电报请她尽快撤离上海赴香港。宋庆龄到香港后积极筹备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团结国际朋友及海外华侨，筹集各种物资，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抗战胜利，在宋庆龄及保盟的大力支持下，中共抗日根据地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形成了由8个中心医院、42个分院，包括1万多床位、几十个巡回医疗队组成的巨大医疗机构，为拥有1.4亿人口的军民提供了医疗服务。1946年，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就曾对其抗战以来为敌后根据地的援助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携手解放之信

风雨同舟 追求民主

在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洪流中，宋庆龄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人民主权、捍卫民族利益方面表现的先进性，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因此，她在革命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给予极大的支持，不断推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1946年11月16日，鉴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于前一天开幕，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及讲话，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为此，他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在两三天之内撤回延安。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人员返回延安。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始终惦记着宋庆龄的安全，12月17日，周恩来又通过英籍华人陈伊范带信给宋庆龄，信中说：

亲爱的夫人：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度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信的结尾，周恩来写道：“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以后的中国政局，正如周恩来所预料，光明胜利的前途与黑暗落后的势力的较量，经过两年多时间，就见了分晓。

《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致宋庆龄》全文约740字，是周恩来1946年12月17日给宋庆龄的信。周恩来在信中就从力量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确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地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两人一起研判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明确指出了整个世界的趋势是朝着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方向发展。因此，只要中国人民继续努力奋斗，光明胜利的前途就一定会到来。

宋庆龄

致力建国之信

肝胆相照 共商大计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一直在上海生活，那里是她的出生地，又是她熟悉的地方。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发去电报，诚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电文中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这封短短的电文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深切关怀和敬重。然而当时宋庆龄处境危急，国民党当局正在阴谋筹划劫持她离开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正在帮助她秘密地转移着住地。因为身体原因，加之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宋庆龄接到电报后，经过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先后给中共中央回了两个函件，表示歉意，称“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宋庆龄第一次以公开身份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欢庆。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自修函一封。现如今走进宋庆龄故居，很多观众都会在生平文物展的一个展柜前凝视良久，这个展柜里陈列着上述两封非常重要的信件。

一封是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另一封是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耑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两位领导人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书信，不仅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当时，也被宋庆龄本人十分看重。收到这两封信后，她一直将其珍藏在上海住宅的保险柜中。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负责整理其遗物的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打开保险柜，取出了这些重要信件，随后即按规定上缴中央档案馆。

根据馆藏原稿仔细研究，周恩来做事历来谨慎，对别人也格外尊重。他手书的信件大多整齐干净。而在给宋庆龄的这封信里，却改了一个字。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字被改成了“谨”字。一字之差，意味深长，更奇怪的是，修改后的信件却没有重抄。据宋庆龄故居管理处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改上的“谨”字并非周恩来的字迹，而是毛泽东的亲笔墨迹。当年周恩来写完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之后，认为“略陈”不够恭敬，便动笔将其改成了“谨陈”。周恩来认可这种修改，同时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也就这样将信原样送出。这两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都是那么不同寻常，实际上，它们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宋庆龄的非同寻常的尊重。

1949年6月25日，邓颖超、廖梦醒带着两封信抵达上海。宋庆龄接过信，深知其中的分量。仔细看完信，她认真思索一会儿后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为了说服宋庆龄北上，邓颖超留在上海耐心等待着。这期间，邓颖超几次去看望宋庆龄，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解决她的困难，向她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邓颖超还多次受邀参加宋庆龄主持的有关孤儿的公益活动。考虑到宋庆龄的病痛，邓颖超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周恩来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并对其来京后的住所、饮食、参会身份等一一作了细致安排。经各方面共同努力，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坐上火车，离沪北上。9月1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到达了金秋时节的古城北京，在火车站台上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站台上迎候……

同心发展之信

共商国是 擘画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更加注意在重大问题上征询和听取宋庆龄的意见，重要会议请宋庆龄参加，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她通报，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宋庆龄经常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她与周恩来除了面谈以外，还时常有书信、电报来往。

这从周恩来与宋庆龄来往的几封书信中可略见一斑。1950年2月23日，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总理关于全国救济工作会议建议书。3月25日，周恩来复函，“关于全国救济会议两次建议书均奉悉。所示各项，亟待面商，甚盼先生能于四月一二日驾临北京，借出席政府委员会之便，就近指导全国救济会议之筹备”，并委托罗叔章奉命赴上海前往迎接。同年5月24日，周恩来拍去一封致上海宋庆龄副主席转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贺电，称：6月1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纪念，特电致贺，并祝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为新中国的人民救济福利事业而努力中获得更大成绩。宋庆龄为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所感动，她立即回了信。

这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银婚”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着意向谁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纪念它。可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却挂记在心。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宋庆龄特意发了一份贺电致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你们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宋庆龄这份电文，包含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而深厚的友情。

新中国诞生之初，周恩来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出发，为了突破西方的舆论封锁，新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尽管当时国家已创办有《人民中国》等对外宣传刊物，但是周恩来还是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再创办一本刊物，由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出版。宋庆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及影响力，而且有多年丰富的国际宣传经验，她是最适合承担此重任的领导人。1950年4月下旬，宋庆龄到北京开会，周恩来与她商量中国福利会今后的工作时，就谈到加强国际宣传的内容。这一年5月至6月，宋庆龄曾四次写信给周恩来，提及“我们将扩展国际宣传工作”“用英文创办一个像样的月刊”。宋庆龄最初的设想是结合救济福利工作开展国际宣传，当年6月17日她致函周恩来，其中再次提到国际宣传工作。从这些频繁的信件来往中，可以看出，1950年12月周恩来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创办一本对外刊物，不是突然的动议，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换意见和酝酿之后的共识。其中稍有发展的是，最初宋庆龄考虑从救济福利角度开展国际宣传，而现在周恩来是从对外介绍新中国的更高的角度出发，将此重任托付于宋庆龄。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她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说。行前，因演讲稿之事，周恩来与她有两封书信的来往：

庆龄同志：

真对不起，演说稿被我压了几天，今夜才改出。现即送上，请您审阅，看是否用得。如蒙同意，请交柳无垢（曾任宋庆龄的秘书，时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笔者注）或金仲华（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笔者注）同志将中英文照此打出数份，并于今晚交我一份，我还想再读一遍。这样办，妥否，请酌。专此。

顺致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另一封信为随后不久写出的：

宋副主席：

发言稿根据您的最后修改又加斟酌后现已印好，特送上两份请阅存备用。英文改稿已由金仲华同志打好，想已送上。中文稿已另送一百三十份给仲华，俾在维也纳分发给中国代表团及国际友人。

敬礼！

周恩来

十二、四

“文革”时期，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周恩来顽强地与林彪、“四人帮”一伙作斗争，苦撑危局，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干部、人才，尽力减少损失。此时的宋庆龄成为受冲击的目标，也是周恩来要重点保护的对象。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先写下了13位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

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关于是否出版孙中山、宋庆龄等人选集的问题，廖承志嘱秘书向周恩来反映：有人向人民出版社提出，这些书最好不出版，因是资产阶级的，在国内发行也没有人买。下文是周恩来就这个问题所作的批示：

同意出版孙中山、宋庆龄选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

即送廖承志办公室阅转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全体同志：你们的紧急建议很好，你们的革命精神可佩。我同意在孙中山百岁纪念日前只出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两种，其他以后再印或到其他出版社去印。

永远怀念之信

深情厚谊 永载史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痛失了一位亲密的战友，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写下《怀念周总理》一文：“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年1月20日，宋庆龄在致美国友人曼尼和伯特的信中，就表达了她和全中国人民的悲伤。她说：“这样伟大的人物的逝世，它所造成的空白不仅带来一片震惊，而且也成为全世界的一大损失。”她在信中还向友人描绘了群众的悲伤：“他的灵车经历四个小时才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沿途聚集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要向总理最后道别。”3月19日，她在致廖梦醒的信中写道：“我们总理属于这么一种人，他们将被历史学家公认为在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度里最具伟大人格魅力的人。”宋庆龄对周恩来患癌症无法医治而去世表示深深遗憾，甚至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年之后，她仍沉浸在极度悲痛中。

1977年2月27日，宋庆龄致信挚友汉斯·米勒的女儿米密，悲痛地说：“在遭遇一年之内失去三个最好的朋友（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极度悲痛经历后，我的健康情况恶化。”3月1日，她又在致挚友汉斯·米勒的信中说：“我们都知道不能永生，但在一年中失去我的三个好朋友真使我受不了。”3月12日，宋庆龄致信美籍华人杨孟东说：“一年之内失去三个极好的朋友是巨大的悲痛，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他们就像我的兄弟。”

周恩来与宋庆龄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合作经历，源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源于“精诚奋斗、救国图强”的民生情怀，源于通今博古、学贯东西的知识储备，源于了解世界形势、熟谙中国国情的现实基础，源于“肝胆相照、共商大计”的智慧力量，源于以诚待人、襟怀博大的人格魅力。周恩来、宋庆龄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展现出来的崇高风范和伟大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我们相信从周恩来与宋庆龄书信档案视域研究多党合作事业的优良传统，能让更多的党内外干部、各界人士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坚守合作初心，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共同致力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郁士宽，作者单位：民革淮安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