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邓颖超告诉总理一个秘密，邓子恢的儿子太像林老

1954年，周恩来到国务院去，发现工作人员在交头接耳。

可是他一进屋，大家马上停止了议论。

“怎么不说下去了，你们的话我可是都听见了，欺骗组织可是不好的”，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听总理这么一说，秘书主动“交代”了：“我们看出来一个秘密，林老(林伯渠）的儿子林秉苏跟邓副总理长得太相像……”

总理听了一愣，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回家将这件事告诉了邓颖超。

没想到邓颖超说：“你整天忙工作，没有时间注意，我早就看出来了，只是不敢对你说，怕你说我背后说人闲话。”

周总理说“这怎么能是闲话？肯定是撤退之后发生的事，我这就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派人去会昌调查。”

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原来在当时两家把孩子领错了。

匪夷所思的是，邓子恢当时就看出来了，但是他将错就错，把林伯渠的孩子领到了自己家，养大成人。

那么，两个孩子怎么会跟父母分离？邓子恢这样做又是什么目的？

1934年10月，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为摆脱红军遭遇更大损失，党中央不得不做出决定：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即开始长征。

长征是悲壮的，也是充满艰险的，要面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首长的孩子肯定不能跟着队伍，只能留在根据地，寄养在老乡家里。

红军长征前，邓子恢夫妇儿子呱呱坠地不到一周，嗷嗷待哺，他们真不忍心将孩子丢下。

但是为了集体安全，也只能忍痛将孩子留下。

邓子恢的夫人黄秀香抱着孩子就来到了家属局找林伯渠夫人范乐春，因为她是红军家属局长。

俗话说，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对黄秀香来说这个孩子更重要。

她跟邓子恢都是福建龙岩人，18岁嫁给了比自己大14岁的邓子恢，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孩子，黄秀香更加疼爱，唯恐孩子受丝毫的委屈。

“范大姐，这个仔就麻烦您给他找个好点的人家”，说罢，黄秀香的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1903年出生丈夫林伯渠比她大17岁。

范乐春比黄秀香大了7岁，对这个小妹妹自然很关心，对她的话也很上心。

刚好，范乐春和林伯渠的儿子也刚刚出生半个月，她就对黄秀香说道：“妹子，大姐给俩仔找个可靠的人家，不会让他们受委屈，你就放心吧。”

黄秀香揉着红红的眼睛，有点依依不舍地把孩子放下，一步三回头与范乐春挥别。

谁知道这一别，竟然再也没有见面。

把孩子托付给了范大姐之后，黄秀香和丈夫也分开了。

两人都没有跟主力红军长征，而是留了下来，开展游击战。

白色恐怖

按照组织安排，邓子恢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黄秀香向江西赣州的会昌方向突围。

敌人很快就在会昌将红军包围，敌众我寡，红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

战斗中黄秀香被子弹打断了腿，最终成为俘虏，惨遭杀害。

就义时，她还在心中念叨，我的儿子可好？

那么，她和邓子恢的儿子后来如何？

黄秀香托付之后，范乐春也是一边掉泪，一边把自己和邓子恢的两个男婴小心翼翼包好。

然后放到背篓里，在落日余晖下，骑上战马从瑞金赶到了会昌，她要将俩孩子交给一个叫范美宏的人。

这是因为范美宏是自己的堂哥，血浓于水，绝对可靠，不会把孩子交给国民党。

还有，当时堂哥在赣南会昌做小买卖，经济条件不错，不会让孩子受委屈。

尽管如此，范乐春还是对堂哥范美宏和堂嫂郭发仔千叮咛万嘱咐说：“俩仔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我好姐妹的，哥嫂一定要把照顾好，妹妹忘不了你们的恩情。”

范美宏夫妇认真地说：“说哪里话？咱是一家人，我们会把俩仔当自己孩子照料，不会让他们受委屈。”

谁也没想到，范乐春跟哥嫂的分开也是永别。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随主力长征，夫人范乐春留在闽西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1941年5月因为积劳成疾而病逝。

那么，两个孩子后来命运如何？

起初的时候，两个孩子待遇还不错，可是后来因为不停打仗，民不聊生，范美宏家的生意也越来越不景气，一天不如一天。

到最后，范家的温饱都难以维持，无力同时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不光如此，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他们得知大量“红孩子”留在根据地，就到处查找，想斩草除根。

一天，几个国民党军队士兵闯进家门，对两个孩子端详了半天之后产生了疑问：“你家咋有两个一般大的孩子？”

范美宏早有思想准备，不慌不忙地说：“是孪生兄弟”。

国民党士兵又看了一会，满腹狐疑地说：“那俩孩子咋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郭发仔一见赶紧过来解释说：“老总，双胞胎的孩子哪会都跟一个模子出来的，也有不一样的，不行你们可以问我们的邻居。”

这样一说，才解除了国民党士兵的疑虑。

敌人虽然走了，范美宏夫妇的心还嗓子眼，这次勉强糊弄过去了，要是敌人再来，还能怎样幸运吗？

要是出了差错，如何给堂妹交代？

这样一想，范美宏夫妇觉得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将其中一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那么将谁的孩子送出去呢，二人又开始犯难。

想来想去，他们决定把邓子恢的孩子留在身边。

两个孩子虽然同岁，出生相差只有半月，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体质也不大一样，邓子恢的孩子身体更弱。

郭发仔是个软心肠的女子，担心小的不好养，就把邓子恢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取了个名字叫范宜德，对他像亲儿子一样。

林伯渠的孩子送给了送给了赖兆枝和满姑夫妇抚养，他们无儿无女也将孩子当成宝贝，给孩子取名赖平亚。

可是不幸的是，有一次赖兆枝上山放羊，5岁的赖平亚闹着要去。

孩子第一次上山，看到什么都稀奇，天真活泼的赖平亚东看看，西望望，蹦蹦跳跳。

赖兆枝又要看羊，又要看孩子，一会不注意，只听“啊”的一声，孩子从山上跌落。

万幸的是，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一条腿却骨折。

赖兆枝夫妇一看心急如焚，急忙找医生看，但最后还是留下残疾，走路有点跛，这让他们难过极了。

相比之下，邓子恢的儿子范宜德倒是平安无事，在范美宏夫妇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没有遇到什么大灾大病。

并且且在孩子9岁那年，夫妻俩还节衣缩食，让孩子上了学堂。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范宜德11岁那年，范美宏不幸去世，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养母郭发仔只得独自挑起生活重担。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范宜德也不得不辍学，到一家鞋厂当了学徒。

学徒是非常吃苦的，天不亮就要起床，忙到日落西山，除了干杂活，还要给老板娘提尿壶，、挑水打扫卫生。

11岁的孩子，身体正在发育，加上体质本来就不好，每一天都充满艰辛。

有一次，范宜德又累又饿去挑水，走着走着头一晕栽倒在地，从山坡滚落，摔得鼻青脸肿……

干大人的活，吃的却是猪狗食，住的地方也不堪入目。

当时厂里很多童工，大家晚上都挤在一起睡觉。

冬天，几个孩子合盖一床破棉被，胳膊腿经常露在外面，都生了冻疮。

夏天，蚊子乱飞，大家全身都是大包。

1949年8月,会昌终于解放了，范宜德苦日子也结束了。

这时候晚饭后，养母将范宜德叫到跟前，对他说：“娘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是亲生的，你的父亲是解放军……”

范宜德听了眼睛瞪得老大，自己的爸爸，就是大街上威风凛凛的解放军吗？

这时候的邓子恢又在哪里？

这时候的邓子恢，身在武汉，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在为建设新中国而忙碌。

工作之余，夜深人静的时候，邓子恢也非常思念寄养在苏区的儿子：我的儿啊，你在哪？

邓子恢再也忍受不住思念的苦，在1950年初，他提笔给驻扎在江西赣州的龙岩老乡、当时担任赣南地区军管会副主任的陈仁麒写了封信，让他帮忙寻找自己和林伯渠在江西寄养的儿子。

因为林伯渠知道寄养人的情况，因此失散长达15年的孩子很快在会昌找到了。

不久，15岁的范宜德、赖平亚被送到武汉。

由于范美宏已经不在人世，妻子郭发仔年事已高 ，送两个孩子去武汉的，是他们的侄儿。

接待他们的，是邓子恢和第三任妻子陈兰。

原来在妻子黄秀香1934年去世后，邓子恢1935年回到闽西打游击，在当年夏天和22岁的游击队员陈兰结为伉俪。

邓子恢夫妇非常热情，把郭发仔的侄子和两个孩子迎进客厅。

客人坐定之后，邓子恢开始上下打量着两个孩子，问道：“这两个孩子哪个姓邓？”

范美宏的侄儿用手指着其中一个孩子说：“首长，这个孩子叫范宜德，是林伯渠首长的儿子。”

接着，他又指着另外一个孩子对邓子恢说：“这个孩子叫赖平亚，是你的儿子。”

邓子恢随即拨通电话，声音微微颤抖着对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说：“林老啊，您和范乐春留在会昌的儿子找到了。”

林伯渠

林伯渠一听此讯，大为高兴：“那谢谢你，我马上让人去接！”

妻子范乐春病逝后，林伯渠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于1937年在延安和青年学生李俊结合，生育一个儿子。

1941年，两人分手。

之后，林伯渠和比自己小33岁的朱明相遇，两人产生感情，走到了一起，白头到老。

林伯渠和夫人朱明

按说，就两个孩子，也已经16岁，是谁的孩子，从长相上也能分辨的出，为何会弄错？

不要说邓子恢，就是妻子陈兰也看了出来——范宜德长跟丈夫长得相像。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陈兰还是把丈夫拉到卧室悄声说：“那样好不好，咱先去化验一下血型，然后……。”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邓子恢却摇摇头说：“明明白白的事，整那么复杂干啥。人家不是已经说了吗，赖平亚是我的儿子。”

“可是……”陈兰想对邓子恢说，范宜德像你是儿子。

可是邓子恢却有点不耐烦地说：“可是什么，我自己还会弄错？”

最终，邓子恢将错就错将林伯渠的孩子赖平亚留在身边。

邓子恢为何要如此选择？

前面我们交代过，林伯渠的孩子赖平亚小时候跟着养父去山上放羊，跌入山沟，腿部受伤留下残疾。

邓子恢心想，既然范美宏的侄儿已经说了，自己就应该把这个腿有残疾的赖平亚留在自己身边。

因为林伯渠跟朱明婚后没有生育，邓子恢觉得，林老孩子并不多，现在再出现一个残疾儿子怕他精神上难以接受。

林伯渠出生于1886年，比邓子恢大了整整10岁，当时已经65岁高龄，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邓子恢担心无法承受，就劝阻陈兰说：“我们还是不要你们认真了。”

这时候陈兰没有说话，她一时想不通，丈夫为何要这样做。

邓子恢又说：“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子，是国家的儿子，跟着谁都是成长，有区别吗？”

听邓子恢这么一说，陈兰豁然开朗，也点头表示同意。

邓子恢和夫人陈兰

话虽然这么说，邓子恢心中也很难过，有太多的不舍，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也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生母也不在了。如今要跟着别人，永远在别人身边，换了谁也难以接受。

为了弥补，邓子恢就想让孩子在自己身边多待几天。

直到两个月后，他们才将范宜德送到北京。

那段时间，邓子恢一下班就陪两个儿子玩，尽量多陪陪自己的儿子。

在送去的时候，邓子恢抱着儿子，俯下身子亲了又亲……

最终，邓子恢把赖平亚留在身边，更名为邓苏生（意即苏区生），当亲生儿子养起来。

而范宜德则到了北京，在林伯渠身边，被改名为“林秉苏”。

这一切，做得悄无声息，邓子恢认为，这事只有他和妻子陈兰知道，会成为永远的秘密。

可是到了后来，两个孩子在一起之后，秘密就暴露了。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三年过去，时间到了1953年。

邓子恢担任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不得不离开武汉，带妻儿住进中南海。

布衣副总理邓子恢

自然，邓苏生与林秉苏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

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放学后还一起到中央领导的食堂就餐。

在中南海居住的老革命家们慢慢得知了两个少年小时候的寄养在会昌的特殊经历，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评头论足，多看几眼。

男人们倒也罢了，女人心细如发，一看就看出了不对劲。

邓子恢和农民在一起

有一天，朱德夫人康克清对邓颖超耳语道：“是不是搞错了，我咋越看秉苏不像是林老的儿子？”

董必武夫人何莲芝也看出了玄机：“我看也是，邓苏生越长越像林老。”

邓颖超一看，也觉得两人说的有道理回去之后，将大家的议论和自己看法告诉了周恩来。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周恩来立即让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会昌，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其实这事不用查，这都是林秉苏的养母郭发仔的主意。

因为自己没有亲手抚养堂妹范乐春的儿子，让孩子成为残疾，她感到心有愧疚，就让侄子告诉邓子恢，赖平亚是他的儿子，范宜德是林伯渠的儿子。

面对来自北京的调查人员，郭发仔也知道事情瞒不住了，就痛痛快快说出真相。

至此，真相大白了，两个孩子应该各回各家，各找各爸。

邓子恢和林伯渠经过商量，把时间定在春节。

1954年正月初一，邓子恢带着“儿子”邓苏生去给林伯渠拜年。

在林伯渠的客厅，林伯渠轻声说道：“今天你们满20岁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苏生啊，你的爸爸叫林伯渠；秉苏啊，你是邓叔叔的儿子；”

听了这话，两位年轻人呆若木鸡，愣在那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几年他们的“父母”对自己视如亲生，他们也认可了这种关系，突然之间朝夕相处的父亲竟然不是亲生，这让他们不知所措。

1952年，在土地改革展览开幕式上剪彩

但是到后来，他们还是回到了各自父亲身边。

邓苏生成为为林苏生，林秉苏变成邓瑞生，身份终于确认。

几年后，林苏生拿到了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证，邓瑞生也完成了北师大物理系的学业。

两个小伙子有情有义，商定要回到养母身边，报答养育之恩。

林苏生回到赣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与会昌农民的女儿刘发妹结婚，婚后与养父母赖兆枝夫妇在一起生活，让他们儿孙绕膝

直到养父母作古，林苏生才回到北京。

邓瑞生虽然在湖南湘潭工作，但是一到礼拜天就带着妻儿回去看望养母发仔，让老人家里充满欢笑。

两人都没有打着父亲的旗号以权谋私，即使后来邓瑞生被疾病折磨，需要到大医院看病，住院很难，他也没有说自己是邓子恢的儿子。

退休后，邓瑞生的退休金很低，甚至都没有北京的低保户多。

但他没有发过一句牢骚，感到非常快乐。

他常说：“比起早逝的母亲和千万先烈，我已经非常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