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大饶老先生

很多年以来，有一位老先生一直活在我的心里，如果这世上有“德高望重”者，那么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饶老先生当之无愧。

老先生走了二十周年了，每年到了11月17日，我心里都会默念老先生的名字，我相信老先生从未死去，老先生只是去了远方，那是我们都会去的远方，或许与老先生尚有重逢之日。

我对老先生的崇敬和感恩，一路伴随我的人生，我也从未想过老先生远行的这二十年竟是在弹指一挥之间。

在老先生远行二十周年之际，我想再回忆一下老先生对我的诸多恩惠，并以此化作对老先生一路远行的安康祝福。

一、第一次见到老先生和老师母

老先生饶鑫贤，湖南沅江茶盘洲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认识老先生是我1997年在北大游学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复旦读国政系研二，因为要考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我97年3月开始在北大法律系旁听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一次在北大法律系办公室走廊上看到有博导简介，我看到了饶老先生的名字，也知道了老先生是老乡。其时，老先生已经退休，走廊上张贴的课程表上已经没有老先生的授课安排，但我还是很想面见老先生。

我在系办公室问了一下老先生的住址，办公室老师在忙碌中简短地告诉我“饶老师住在中关园”。我出来骑着自行车一会就到了中关园，进小区之前在地摊上买了三块钱的橘子。系办公室老师并未仔细告诉我老先生的具体楼号，我进中关园再问路人，很快就找到了老先生的家门。

开门的是饶老师母，我给老师母看了我的复旦学生证，并说明了来意。老师母招呼我“你快进来，外头冷。”我进门时，老先生正坐在门口沙发上看电视，我再次向老先生说明了来意（考博的小老乡前来拜见前辈），我还再次把我的学生证递给老先生，老先生仔仔细细看过了，问了我很多学习上的问题，并向我介绍了北大的招生情况。

聊天中，老师母还跟我说，她跟老先生都是信义中学毕业的。信义中学是我们家乡的第一所中学，前身是百年前由挪威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现在是省重点高中。

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直到今天，能够进信义中学（现在的益阳市第一中学）读书的，都是当地最优秀的学生。老先生和老师母在解放前入学信义中学，显然也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

二、老先生和老师母的豆蔻年华

在与老先生和老师母的第一次见面中，老师母跟我说起她跟老先生都是信义中学毕业的，我当时没问老师母她是哪一年跟老先生同在信义中学读书。

但老先生是1923年出生的，按照年纪估算，老师母和老先生应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到四十年代初期在信义中学读书。

我97年第一次见到老先生时，老先生已是满头银发，但老先生仍然是仪表堂堂，老师母也仍然是端庄清秀。我当时心里的感觉是，眼前的老先生和老师母在年轻时都是玉树临风、清水芙蓉，只是当时第一次见面我不好意思问老先生和老师母年轻时的事情。

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微信视频里看到了有关信义中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的一段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让我深信了我上面的心里感觉。

这段珍贵影像中的孩子们正值豆蔻年华，估算下来也正好就是老先生和老师母在信义中学里青梅竹马读书的那个年代。因为影像中的老师在课堂上正在讲授同蒲铁路的时事知识。

我查了一下资料，南同蒲段于1933年5月开工，1935年12月竣工；北同蒲段于1933年11月开工，1939年竣工。同蒲铁路从开工到竣工的时间段与老师母和老先生在信义中学读书的那个年纪是大体吻合的。

有幸看到一百年前的我的先人栩栩如生，我禁不住百感交集，抚今思昔。

三、老先生善气迎人，一琴一鹤

自从与老先生、老师母有过一面之缘后，我与老先生的交往慢慢多起来了。我能感觉得到老先生对我的开心见诚。

我之所以对老先生的雨露之恩，常怀结草衔环之义，首先就是源于老先生的善良和简朴。

有一次老先生因为高血压在北大校医院打吊针，我不记得我是事先去了老先生家里知道的这个情况还是另有其他人告诉我这个情况，我骑着自行车一会就赶到了校医院。

北大校医院并不大，我一个一个房间找过去，很快就找到了老先生。老先生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那里打吊针，而且边上还有很多其他病人，老先生身上丝毫看不到功成名就者的拿班作势。

我陪着老先生把吊针打完，让护士拔了针头，我问老先生要不要坐一会休息一下再走，老先生手一挥“不要（坐）不要（坐）”，说完就要往家里走。

北大校医院在本部的西面，我不记得当时老先生是否已搬到蓝旗营了，但即便是中关园也在校外成府路，这一路穿过北大校园走回去的距离可是不近，老先生坚持步行回家。于是这一路都是北大学子在老先生的身边摩肩接踵，没有人知道这位白发老者是北大教授。

更让现在的我觉得无地自容的是，老先生在校医院拔完针头起身时，我才看到老先生脚边还有一个蓝色的布袋子，大概布袋里面放着病例。路上我想帮老先生拎着布袋，老先生对我说“轻的，不用（你拿）了。”

这么个旧布袋子，我们年轻人都会觉着土，当我们拿着LV、COACH的名牌包包在高朋满座之席觥筹交错之时，哪里还想得到老先生的这个旧布袋子。

但是在我偶尔担心别人会看不起我的羞涩行装时，我一想起老先生的这个旧布袋子，就顿然开悟。

上面这张照片，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工作后有一次来北京出差，正好老先生在北大校医院住院，老师母陪伴在老先生身边。我进来的时候老师母跟我说“儿子们前脚刚走”，那一天是老先生的生日。后来老师母在蓝旗营的家里把这张照片赠予我收藏。这两天我翻找书柜时一并找出来了。

四、老先生诱掖后进，玉成其美

我当年来北大游学的动因是为了报考北大博士生，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吾志，主要还是我自身学业不足，亦有机缘未致巧合之憾。

而其时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我当时家境非常困难，父母已经退休了，但因为九十年代后期的企业社保尚未及时实现社会统筹，因此我父母工作的国企倒闭后长期不能发放退休工资，一家人几年没有收入来源。

我当时来北大游学是四处借了别人很多的钱，才得以成行的。尽管一直省吃俭用，但我还是承受不起失败后复读一年考博的经济代价。而我为了考博，毕业季的工作都没有找。我当时失败后的沮丧心情可想而知。

我不得已回到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因为我需要一份工资养活自己，我还需要偿还在北大游学近两年的外债，并且因为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我还要从我的工资里拿出相当的一部分去接济家里的生活。我经历的这一切，我的父母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因为我从未跟他们提起。

但就是在如此困难重重的情形之下，有一天，我在单位里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书信。

我把书信拆开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老先生写来的亲笔信，老先生的书信还是沿用着竖写繁体字。老先生在信中对我再三安慰，肯定和鼓舞之词足足写满了两页纸，我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

老先生的亲笔信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这两天我查找书柜后，发现老先生和老师母后来赠予我的书中尚有老先生和老师母的亲笔签名。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就是98年我虽然北大没考上，但我考上了人大法理学博士生。因为当时我对北大不死心，我决定放弃人大的入学机会。出于礼貌，我还是给孙国华老先生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把我的想法如实跟孙老先生讲了。

孙老先生在通话的最后一刻告诉我，饶老先生是跟他通过电话的，并且跟我说“如果你不读，就可惜了。” 我瞬时明白了，但我当时态度很坚决，瞬时明白之后仍然决定放弃。

现在回想那一幕，我真不知道我该怎样来报恩于饶老先生。在此，我也一并感恩孙老先生。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了饶兄的电话，告诉我饶老先生远行了。我当晚就在上海上了火车，第二天早上就赶到了北京。我到京后联系了老先生的关门弟子黄震师兄，一同赶到北大。

还是在北大校医院，我最后一次见到了老先生。老先生依旧是鹤发童颜，宛如静静地睡着了，老先生在校医院病房里用过的一根拐杖还陪伴在老先生的身边。

饶兄和他弟弟，还有黄震师兄和我，我们四人在巨大的悲痛中为老先生移了灵，在场的还有老先生的几个学生，我们最后一次陪伴在老先生的左右，一起前往八宝山。

写在最后:

人的前世、今生、后世，都应当与知己者相伴、与高尚者同行。我也会有远行的那一天，我愿意追随老先生的仙风道骨，我期待与老先生远方重逢之时。

跪拜饶老先生！

RICHARD LEE

2023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