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出卖江姐叛徒的妻子，但她无愧于党组织

提起江姐，相信您肯定不陌生。

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最早被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罗广斌写进了小说《红岩》里，后来又被改编成了影视剧。

相信所有看过这些作品的朋友一定在为江姐感到痛心的同时，肯定也对出卖革命的叛徒甫志高恨得牙痒痒。

比如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就把甫志高的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

《烈火中永生》蒲志高节选

其实《红岩》中的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他就是曾经担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的蒲华辅，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员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临阵倒戈，害得好几位革命志士被捕牺牲。

蒲华辅（影视形象）

按照一般的逻辑，叛徒的家属也应该不算什么好人，影视剧不都这么拍吗——比如叛徒的配偶，作为枕边人，俩人往往沆瀣一气。

但是很特别的是：蒲华辅的妻子竟然是个例外，她是谁？她和丈夫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投身革命，成为地下工作者

1924年，郭德贤出生在四川云阳县一个富裕人家，在家家户户都为吃食发愁的年代，郭德贤很幸运，从小就没体会过挨饿的滋味。

到了上学年龄，她还被父亲送到了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然而，在郭德贤12岁那年，有一天，她在学校里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哥哥、表叔和其他几名老师被荷枪实弹的军队五花大绑带出了学校。

一开始她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捕，后来才得知，原来哥哥和表叔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原本计划和校内的几名老师一起发动武装起义，然而不知怎么回事，中途消息走漏，叛徒供出了策划行动的人员名单。

作为领导者之一，郭德贤的哥哥和表叔也随之被抓捕，再也没能回来。

这件事在郭德贤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她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开始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游行，还提交了入党申请。

郭德贤所在的云阳女子师范学校组建了一个“自治会”，成员有学生也有教师，常常一起上街宣传抗日思想，并积极组织募捐，为抗日前线汇聚力量，郭德贤就是自治会中的积极分子。

1939年，已经参与过好几次革命行动的郭德贤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她开始在学校里多次组织活动，动员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抗日救亡的爱国队伍中。

眼看着，云阳女子师范学校里的革命活动越来越频繁，当然就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不满，甚至准备除之而后快。

共产党接到这一情报后，迅速通知郭德贤等党员赶紧撤离。

当时负责传话的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彭咏梧，也就是“江姐”江竹筠的丈夫。

然而，这条撤离的安排却让郭德贤有些为难——虽然作为一名党员，服从安排是职责所在，可当时她的母亲已经病危，她实在是舍不得离开。

思量再三，郭德贤谨慎地向彭咏梧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她希望能再多停留三天，之后便立刻执行转移任务。

彭咏梧将郭德贤的原话带回，组织最终批准了。三天之后，郭德贤料理完母亲的丧事，踏上了前往万县的旅途。也正是在那里，郭德贤接触到了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蒲华辅。

这时候的蒲华辅还是一个一心为党为民的有志青年，两人年龄相仿，同样出身良好的他相貌也生得一表人才，对初来乍到的郭德贤也十分照顾，两人因为工作上的往来越走越近。

很快，他们便从战友变成了恋人。1940年的春天，两人在同事们的见证下结为伴侣。

婚后不久，郭德贤为蒲华辅诞下了一双儿女，从此之后她一边抚养孩子，一边暗中开展各项工作。

表面上，郭德贤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实际上，她则是机警果断的地下党员。

不管是哪种身份，郭德贤始终追随着蒲华辅的脚步，两人可谓是伉俪情深。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落幕，原本隐藏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再次被点燃。

这段时间的历史相信您一定很熟悉了，蒋介石所谓的重庆谈判根本就是缓兵之计，没过多久，他就撕毁了亲自签订的“双十协议”。

大战一触即发，郭德贤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敌人从凶残的日寇变成了狡猾的国民党。

虽然革命斗争十分艰苦，但郭德贤却一直很乐观，她坚信，胜利的曙光总有一天会到来。

丈夫叛变 导致被捕

郭德贤和蒲华辅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努力，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郭德贤的生活，发生了什么？

1948年4月，重庆川西临委委员刘定国被国民党抓获，在各种残忍折磨之下，刘定国很快把不少地下工作者供了出来，其中就包括蒲华辅。

党组织知道刘定国被捕叛变之后，曾经好几次提示让蒲华辅转移，到农村继续进行斗争，然而每次都被蒲华辅拒绝，他说自己还要筹备川康特委会议，职责重要，不能离开。

您可别觉得他这是一心要坚持斗争到底，实际上，就是因为从小出身在富裕家庭、养尊处优的他不愿意放弃城市里的一切。

由于一些表面上伪装的工作原因，蒲华辅平时就和一位国民党政府的科长居住在同一个公馆里，有人觉得蒲华辅这样不太妥当，还好几次提醒过他，让他早点换个地方住。

然而蒲华辅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早就习惯了宽敞舒适的公馆，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

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一系列叛变的血雨腥风中，蒲华辅是完全有机会撤离、全身而退的，可舒适的生活已经让他彻底忘乎所以，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叛变。

1949年1月12日，蒲华辅像往常一样走出了家门，准备和线人接头，讨论“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相关事情。

他们两人刚在茶馆里坐下来，蒲华辅就敏锐地察觉到身边有人正在盯着他们。

他的反应也很快，立刻起身离开，然而早已被特务盯上的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抓的命运。

在审讯室里，一边是痛不欲生的种种折磨，一边是特务们许诺的各种“美好未来”，蒲华辅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不光交代清楚了自己的职位，还先后把地下组织的其他人员全都供了出来。

要知道，蒲华辅当时的职务可是中共地下组织省委级别的特委书记，他手中掌握的材料，足够将地下党摧毁大半。

而在蒲华辅供出的情报里，就包括江姐，甚至还有相伴多年、为他诞下一双儿女的妻子郭德贤。

此时此刻，郭德贤全然不知自己满心信赖的丈夫已经背叛了组织，还在家里等着他的归来。

随着夜色渐渐降临，蒲华辅迟迟未归，常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郭德贤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早上出门时说要去开会，怎么都晚上八九点了还没回来？

再联想到之前组织上传来“刘定国已经叛变”的消息，郭德贤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性。

她立刻起身，将机密文件紧紧地攥在手里，同时一直小心注意着屋外的动静。

又过了半个小时，一直安静的屋外传来了走动的声音，随后有人敲了敲门。郭德贤一听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丈夫。

原来，为了确保党内重要资料和自己的安全，郭德贤和丈夫约定用敲门的次数作为暗号，一旦敲门声出现错误，那就说明外面的人身份不明，必须要做好保护工作才能开门。

听见这毫无规律的敲门声，郭德贤叹了口气，知道自己是等不到丈夫回来了。她当机立断，把所有文件丢进了火盆里。

确认重要资料都被烧毁，郭德贤一边护着孩子们，一边打开了家门。

果不其然，门外正是前来抓捕她的特务，他们开始在屋子里到处搜刮，但好在经过郭德贤的处理，没让情报落在敌人手里。

可让郭德贤没有想到的是，她本来都做好了被抓走的心理准备了，特务们却并没有着急把她带走，而是派人看守，把她和孩子们软禁在家里。

怎么回事，难道是特务们突然心慈手软了？郭德贤的脑子里开始飞速运转，她必须要想清楚，这些特务们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

突然间她想起来：按照原本的计划，明天应该是川西党委副书记马识途来自己家中开会的日子，难道这条情报也已经被敌人获取了，所以才在这里守株待兔？

想到这儿，郭德贤十分焦虑，她知道自己必须想尽办法把这里已经不安全的消息传递出去，可现在自己寸步难行，门外还有许多特务站岗，怎么才能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呢？

冒死传递消息

这一整晚郭德贤都没合眼，一直盯着门外特务们的动向，试图找到突破口。

一直到清晨六点，也熬了一个晚上的特务们早就疲惫不堪，甚至有几位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

郭德贤看准了这个时机，赶紧交代家里照顾孩子们的保姆：让她外出买菜的时候，向住在两条街外的地下工作者传递消息，告诉马识途今天不要来家里，并且赶紧安排其他尚未暴露的同志们撤离！

保姆很靠谱，成功地把消息传递了出去。而特务们在郭德贤家门口一直守到了晚上也没见有人来，这才知道恐怕早就走漏风声了，他们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带走，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重庆渣滓洞

在那里，郭德贤遭到了严刑逼供，但哪怕身上已经皮开肉绽，她也坚决不肯向特务们透露一个字。

据说蒲华辅在知道妻子被捕、同样遭到酷刑却一言不发之后沉默良久。

也许是出卖妻儿的痛苦和羞愧谴责着他，在这之后，蒲华辅再没有向特务们提供一条情报，最终他被特务枪毙。

几天后，郭德贤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一直到这时，郭德贤才从其他革命者口中得知，原来背叛组织、出卖自己的居然就是相伴这么久的丈夫！

作为丈夫和父亲，蒲华辅为了自己活命，出卖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更是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将一百多名战友送入敌人的枪口！

不管是哪种角度来说，都让郭德贤难以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甚至曾经因此而一蹶不振。

是啊，相伴多年，竟然没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伴侣竟然是这种货色，自己是蠢还是瞎？自己的这辈子，终究是错付了啊！换谁到了这种处境，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吧？

最后还是在其他革命者的安慰和劝说之下，郭德贤才重新振作了起来。

这样的遭遇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白公馆中，郭德贤和其他革命者一样，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放弃，在狱中用特殊的方式传递消息，互相鼓励，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

这一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白公馆的时候，被关押在那里的革命者们激动不已，他们纷纷用拥抱和滚烫的泪水宣泄着心中的情感，甚至在逼仄的牢房地面上翻起了跟头。

大家低声议论着怎么来庆祝这件喜事，同样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罗广斌提议，他们自己也可以做一面五星红旗，可材料和制作工具从哪里找？

郭德贤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没有材料做啊，没有办法。罗广斌晓得吧？他的铺盖的面子是个红颜色的缎子，把他的铺盖面子拆下来，做了一面红旗。但是没得纸，没得黄颜色的纸，监狱里有一个人原本是土匪，他在监狱服务，他找了几天。他在特务办公室里找了一张黄颜色的纸。

白公馆难友们制作的五星红旗

然后他们找来一块碎铁皮，磨成锋利的小刀，在黄色草纸上刻出了一大四小五颗星。

由于没见过真正的五星红旗怎么什么样子，经过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把最大的星星放在正中，四颗小星环绕在周围，最后用饭粒把五颗星牢牢地粘在了红被面上，凭借想象制作出了一面五星红旗。

躲过屠杀，勿忘历史

就在白公馆的革命者们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蒋介石那边也坐不住了。

面对着反动派的枪口，被关押的革命者是如何反抗的？

军统特务们在前往台湾之前，在蒋介石和苗人凤的授意之下，开始大肆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内的革命者。

渣滓洞牺牲烈士纪念墙

郭德贤每天都眼睁睁地看到一批批革命者被他们带走，再也没能回来，她知道自己恐怕时日无多，就把一张写满了信息的纸条塞在了孩子们身上，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人知道孩子的身份。

就在郭德贤准备慷慨赴死的时候，她的生命再一次迎来了转折。

这一天，罗广斌突然来到了牢房外，一边打开牢房门一边冲郭德贤大喊：“快带上孩子们，一起跑！”

原来，由于事发突然，仅仅相距五公里的渣滓洞里还有两百多名被关押的革命者，渣滓洞的特务们害怕重庆随时都有可能被解放，于是紧急向白公馆的看守们求援，让他们过来加入屠杀。

这样一来，在白公馆里就只剩下一名看守。罗广斌就利用这个机会，对这名看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看守自己心里也清楚，国民党是困兽犹斗，没有丝毫胜利的可能了，还不如现在弃暗投明，说不定还能将功补过，就答应了帮助幸存的革命者逃跑。

就这样，郭德贤带着孩子们，跟着剩下的革命者们向外跑去，他们在监狱外的树林中狂奔，怀里还抱着那面自制的五星红旗，终于逃过了被屠杀的命运。

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郭德贤等幸存者都将狱中的事迹记录下来。

后来，罗广斌构思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的江姐、杨虎城将军一家、还有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他们的事迹开始广泛传播开来。

可由于蒲华辅背叛革命，作为其妻子的郭德贤也免不了遭人怀疑、被人误解，好在有罗广斌、马识途等人站出来为她作证。

靠着好几位同志证明，郭德贤最终才得以洗刷冤屈。把孩子们安顿好之后，郭德贤提出了继续为组织工作的请求，之后她被安排到重庆市广电局工作。

郭德贤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按理说作为老一辈的革命者，她本应该过上幸福安逸的养老生活，但郭德贤却选择了在退休之后继续奔走在演讲的道路上，她担任了不少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常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的时候，她也坚持来到烈士墓前，看一看当年的战友们。

2022年12月21日，郭德贤病逝，享年98岁。

编辑：谢佳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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