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文堪先生著作三种

辞书编纂专家、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徐文堪先生（1943-2023）。（徐研信供图/图）

小时候背诵过曹丕《与吴质书》，念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至多只对作者文字的婉约洗练稍有体味。现在翻出来再看，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纪念一位学者，尤其是像徐文堪老师这样数十年上班编书、回家夜读的再纯粹不过的学者，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温他留下的书，把他的学术遗产转换为推进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酵母。他的书不算多，但读起来特别吃力。一则因为尽管写得简明清澈，却在每一页里都蓄聚着如绷紧的弓弦那般强劲醇厚的张力。所以书虽不多，可是耐读。每读竟一篇，颇觉止如自汪洋中挹水一杯；下次再读，容或又舀得半勺。所以他的书常读常新。他格外注重描画满缀着日增月益的最新信息的知识地图。凭借他的指点，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举一反三，追踪自己感兴趣的各色新课题、新问题领域或新知识增长点。这是他的书之所以耐读的第二个原因。

2014年初，曾收到徐老师寄赠的学术评论结集《编余问学录》。当时只随便翻过一下，因此印象不深，把他说的“编余问学”理解为以治学为业外之事的自谦。如今细读本书，才了解他还是辞书编撰方面经验丰富、眼光宽阔的大方之家。

收入本书的《后记》，当初以“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署名，刊载在“订补”一书之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历时近20年，收词凡37.5万余条，经1986至1994年分12卷出齐。它是“我国汉语语文词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世纪初，作为全面修订该书的必要准备工作之一，编纂处又花五年时间编辑出版了收词3万条的“订补”。在这篇“后记”里，徐老师已然把他的目光聚焦于“在接下来的全面修订工作中”应当着重注意的那些问题。他毫不迟疑地指出：“编纂一部大型的、高质量的语文大词典，是一项全民族要为之作出世代努力的伟大事业，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他举《牛津英语词典》为例：“其编纂项目发起于1857年，至1928年才得以大功告成，历时七十一年。全书十二卷出齐时，闻名遐迩的主编詹姆斯·默里爵士早已去世”。1972至1986年间又出补编4卷。20卷本的第二版在1989年发行。而第三版的编写，估计要到2037年方能完成。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提到32卷本的《德语词典》，出版周期也长逾百年（1852—1961）。他强调“相比较而言，我们的辞书编纂从理论到编写手段和工艺，较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他告诫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语言学、词典学研究都有很大进展，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新局面。作为专业的词典编纂工作者，不能对此不闻不问”。

在汉语词典的编纂实践中，徐老师特别重视前人所谓“依史则”（on historical principles）,即“历史主义的编写原则”，也就是把汉语语词的形音义、其所指及能指的历时性变迁、其起源及其在不同语言中流播的脉络纳入词典释文之中。他敏锐而实事求是地提出：“探求汉语语源不仅需通古音，还要进行汉藏语、汉台语以至华澳语等的比较研究，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我们在汉语语词的探源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词典编纂方面的溯源工作可以以查明各个义项的始见书和说明词语的理据为主”。他有高远的心志，但做事又不失两脚落地的现实感。这样的识见与他毕生所培育的比较历史语言学和跨族际语言文化交流史的深厚学养是断然分不开的。

徐文堪先生代表作之一《吐火罗人起源研究》。

《编余问学录》和“百种语文小丛书”之《外来语古今谈》，都说及身毒、天竺、印度等地名的词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他说此三者的语源都指向古代伊朗语的hinduka，殊可谓单刀直入、一语中的。我自己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以为，汉文史料里有两组有关印度的地名。天竺、悬度、捐毒、印度等名源于古伊朗语hinduka，而后者又是印度语族的sindhuka之名（汉译辛头、信度、贤豆、身毒等）的音变。此种说法包含不少错误。首先，身毒之身的上古音作qhjin，它与贤豆（贤音γien）都应是hindu-、而不是sindhu-的译音。其次，二者是出于古印度-伊朗语的同源词，兼有边界/限制及大河/海洋之义。sindhu-用于特殊名称可见于saptásíndhavah(七河[之地]，即今旁遮普)，后专指今印度河及其中下游流域。它没有像古伊朗语的hindu-那样，其所指地域从印度河流域逐渐扩大，终而成为可以囊括“五印度”的印巴次大陆北部乃至整个印巴次大陆的总地名。不过我批评今人误谓捐毒可音读为身毒的主张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自从身字在中古汉语中的读音演化为sjen（-j-相当于汉语拼音系统里的半元音-y-）之后，身、捐两汉字的读音差异变大，再按颜师古传承的汉代师说读捐为身，那就变得不通了。

从这个例子里我看出自己与徐老师之间在学业上的差距。我们都力图踩着水下的石块很吃力地过河。我经常踩在晃动不稳的卵石上，所以不免在水里跌跌撞撞。徐老师每一步都踩得踏踏实实，所以他不大会打湿自己的衣衫。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我要为本科生开一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通识课。一直在为找一本可供学生阅览的讨论在不同语文的名物称谓间如何对音勘同的书而犯愁。写作本文时突然发现，《外来语古今谈》其实就是我想找寻的最适合读本。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本文提说的“著作三种”里，只有洋洋洒洒五百余页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是我从前细读过的。徐老师对传统汉学与“虏学”（即以“外夷”治汉文明周边蛮夷之事的学问）互相交叉诸领域的兴趣，始于其尊人、“国宝”级文物鉴定家和版本目录及金石学家徐森玉的亲炙之教。他有志投考中央民族学院而不能如愿。几经耽搁，年届四十，他才幸而终止常年梗塞于胸中的“大约要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永远告别”的悬念。出于此种特殊背景，他治吐火罗学，选择从学习和研讨第一流大学问家释读吐火罗文本入手，并着眼于考古、分子遗传学、比较历史语文学、民族社会学等多学科考察的视角，终于走出一条机杼自成、创获日多的万分辛苦的独特治学道路。

所以他最能体会，对这类不中不西之学，“西方和日本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学者与之相比差距甚大，目前我们只能学习和借鉴”。他极推崇夏鼐“即使是在中国学术界与国外的交往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仍然关注着世界考古学的进展，尽一切可能广泛地阅读外文刊物资料，数十年如一日，乃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用很少流露于他文字之中的抒情笔调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他的心声，不仅是在表彰夏鼐，也凸显出他本人一生追求和实践的治学第一准则。

徐老师幼年因患骨结核而不得不做大手术，辗转病床四五年，落下终身腿疾。这给他的身心造成莫大伤害。出于家风家教，他为人随和可亲，有求必应，从不求人；但他始终带有自律到严苛程度的拘谨。梅维恒教授有一年到清华讲课，请他担任堂上评议，因此借住于我在清华的宿舍达两月。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我总可以听见客厅里传来敲击电脑键盘的嘀嘀声响，他早就在那里伏案工作了。由于他的一贯克制，常言所谓“音容笑貌”一词，似对他不甚适用；因为极少看见他脸上有笑容。聚会时茶余饭后，难免有人会对学术之外的事说三道四。但他非但从不插嘴，而且置若罔闻。如果他竟抿了一抿嘴表示意会，那就算是最难得的例外了。提起就读华东师大时曾对他施以指点之恩的李季谷教授，他写道：“李先生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对日本史和中亚史都有研究，可惜现在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李先生是在1968年投入华师大校园内的丽娃河自尽的。徐老师似乎想说，我们遗忘了一位本来不该被遗忘的人。

历史将会记住本世纪前叶壬寅、癸卯之际的岁末年头，为了有那么多中国老人死于五花八门的基础病的缘故。徐老师在闭户逐疠期间患上不轻的抑郁症，还拒绝服药。我有一本新书出版，担心径直寄去可能叨扰他的心境，所以打电话请徐公子问探，看他是否有聊备一览之意。很快接到回音说“寄来吧”。此事因故拖延了几天。没想到徐公子又来电话，谓老太爷追问怎么还未寄到。我的《边疆史地十讲》，就这样成为徐老师此生读到的最后一本书籍。如今回想此事，不胜唏嘘之至！

我在那本书里提到徐老师：“月氏西迁，乃是使我们得以将分别出现在新疆以及巴克特里亚故地的两种相隔万里之遥的‘覩货逻’联系在一起的最适宜事件。正如徐文堪所说：‘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这在吐火罗问题的各种猜测中，是一个经过反复论证和驳难而终于无法推翻的假设，应该作为今后研究的出发点’”。徐老师在临终之前的病床上一定看见了这段话。但愿这会给他带去一丝欣慰！

本文称文堪先生为“徐老师”，我想最后交代一下其中渊源。1980年代是中国元史-蒙古史学界的传奇时代。其学术水平之高、学术阵容之整齐、学术风气之团结正派，在当时被人称道不已。那时早已声名鹊起的所谓“中年学者”，称呼他们的前辈如韩儒林、翁独健、白寿彝、杨志玖、王锺翰等为“先生”。而他们之间则互称老陈、老周、老邱、老杨等；其中最年长的两位是“天津才子”贾敬彦和蔡美彪，也以“老贾”“老蔡”呼之。于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我们，也跟着对最老一辈的学者称先生，而以“老师”称呼正当风华的各位师长。现在这个老规矩已慢慢不为人知。大家都觉得称“先生”更能体现敬重之意。但在我看来，老师才反而是更亲切、更有热度的称呼呢。

姚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