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猛 刘宝宏：何处寻求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了，有时候，不了解世界，你就不了解中国，同时，只有走出去，才能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金融街电讯看世界／他山之石 环行星球 2023-01-26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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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宝宏，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何处寻求中国经济学？

一、经济学的“中国梦”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梦想由来已久。1911年，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出版，或可视为发端。1946年，王亚南先生在《中国经济学元论》中指出“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上世纪60年代，孙冶方先生也在其专著《社会主义经济论》中提出过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构想。改革开放以来，追逐经济学 “中国梦”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论著也不时涌现。但很遗憾，无论是这些“逐梦人”的立论依据还是其创新路径，都大有商榷余地。经济学的“中国梦”主要建基于两个大的时代背景。其一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危机”。一方面，“异端经济学”的挑战不曾中断。在经济学发展史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不同范式一直在对承袭亚当×斯密直至马歇尔、凯恩斯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挑战并寻求自身的“学科合法性”；另一方面，肇端于对主流经济学范式（假设）质疑与批评的“新兴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新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逐渐被学界认可与接受。于是，有人由此认为，主流经济学不是真理，甚至错漏百出，取而代之势所必然。殊不知，这恰恰体现了经济学的科学性。按照波普尔，科学只是“可能被证伪而尚未被证伪的一系列假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是理论，而是“教条”或宗教。另一个时代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于是，有人就按照“经济成就”决定“经济理论地位”的简单逻辑，推论出“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给人中国经济学呼之欲出之感。实际上，正如钱颖一指出的那样，“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太多著名经济学家，印度则相反。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并不一定是本国人做出有关该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举一个管理学中的例子，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论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MIT的美国人总结出来的。”与立论依据相呼应，当前对经济学“中国梦”实现路径的讨论主要因循“中国特色论”。一是文化传统特色论。这一路径要么按照“自古以来”的逻辑，引经据典地把孔子、孟子等先哲的言论“六经注我”，按照“自己想要的结论进行诠释”，要么把中西差异归为“文化差异”，文化成了一个“万金油”，把一切解释不了的现象都推给文化。显而易见，这两种思路都不可取。第二路径是制度特色论。这一思路强调中国制度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制度似乎成了可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问题是，奠定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真有那么特殊吗？假使有，又是如何特殊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呢？或许，这才是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所谓的“制度特色”表面。简而言之，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如存在，又当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与思考。二、中国经济学之可能让我们从“什么是理论”谈起。因为，只有明确了什么是理论，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理论创新视角下“中国现象”处于一个什么定位，也才能逻辑性地判断“中国经济学”之可能性。一个简约而不失一般性的定义是，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如何或为什么产生的概念及其相互间关系的一个陈述。从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分辨出理论构成的“3+1”个要素。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what”，“how”，“why”。“what”是“变量、构念、概念”，是组成理论的基本单元。如果把理论建构过程比喻成一个“积木游戏”，那么，“what”就是一块块的积木。“how”则是指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理论模型中，通常呈现为用不同的“箭头”连接不同变量之间的“小盒子”。这就类似于一块块积木的搭建方式。“变量”（what）及其相互间关系（how）基本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但是，在理论构成中，最核心的却是“why”，也即为什么是选择的“what”与“how”。举个简单例子，需求定律是说两个变量“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关系，即价升量减或价降量增。这就是一个理论。但是，这理论最重要的部分却是要说明，为什么“价升量减”？很遗憾，目前好像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why”，所以，经济学只能把它视为“定律”。知道需求定律的人都知道，价升量减这一关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经济学中很多理论都或明或暗地指出的“其他条件不变”。这个“其他条件不变”就是理论构成中的一个附加要素“context”（情境），也即“理论边界”。换言之，倘若“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前提发生了改变，那么，价升量减这一理论就可能不成立。显然，“情境”决定着理论的普适性程度。由中可以推论，理论的情境化程度越强，则普适性越低；反之，理论的情境化程度越弱，则普适性越高。情境又可细分为三个具体因素：“who”、“when”、“where”，也即“人物”、“时间”、“地点”都可能影响理论的普适性。现在，我们用上面的理论来讨论中国经济学之可能。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笼统地说“西方经济学”适合或不适合中国情境不科学，正确地态度应是“具体理论具体分析”。如果具体理论的“情境依赖性”很强，移植到中国情境下应用则要特别当心。反之，如果理论没有“情境依赖性”或情境依赖程度很弱，比如需求定律，则不存在适合中国情境与否之说。二是只有当西方经济学理论“情境依赖性”很强且与中国情境差异显著时，才具有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换言之，我们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创建中国经济学，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了，也不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不完善，而是因为中国有现有西方经济理论解释不了的经济现象。倘若此条件不存在，创建中国经济学毫无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之路径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什么”以及“怎么研究”。因此，在进一步讨论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可能路径之前，我们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目的。研究中国经济现象，绝不应局限于解释中国现象，而是要用中国现象提升现有理论的普适性，为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增砖添瓦”，做出增量理论贡献。正如钱颖一所说，经济学的创新“是能够不仅解释中国，也能有一般意义的创新” 。这其中蕴含的一个推论是，创建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从西方理论中来，又回到并超越西方理论”的基本路径。“从西方理论中来”是指“研究什么”的界定要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物。根据前面的论述，很容易理解创建中国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现象是否独特，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独特就独特，而是要在现有西方理论的比照下来审视。只有当“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制度”等中国情境对西方理论的“what”、“how”、“why”形成挑战时，这些情境因素才构成研究契机与问题。换言之，没有西方理论这个“参照物”，也就谈不上中国现象独特性。“回到并超越西方理论”是说“怎么研究”既要以西方理论为指引，比如研究概念的界定（what），理论框架提出（how）以及理论建构（why）都要以西方理论为背景或指引，同时，又要用中国现象不断地修改、丰富、完善西方现有理论。只有在这种重复迭代、相互印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最终的“中国经济学”才可能“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一过程类似于广泛应用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构建研究中的重复研究过程：学者们从熟悉的数据或现象出发，然后确定关键的构念（constructs）以及构念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型）来接近数据或现象，直到“模型”与“现象”（或数据）之间的“契合”达到满意为止。当然，这也意味着，创建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要从目前主流的侧重理论检验的实证研究方法向更加侧重理论建构的质性研究方法转变。此外，创建中国经济学一定要避免过度“本土化”的误区。过度强调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不仅等于割裂了自己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更可能使自己限于闭门造车，“重复发明轮子”的尴尬境地，从而产生很多似是而非、贴标签式的理论。总而言之，经济学的“中国梦”能否真正实现，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发现独特且有趣的中国经济现象，能否“用西方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并超越西方理论”。商界大佬马云有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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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人独立经济学家#中华博士会执行会长 金融街电讯总裁 CECU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主席杜猛，著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被誉为中国四大财经怪才之一、鬼城博士。民革北京大学支部党员。 代表作品：《货币学》《货币银行学》《投资管理概论》《房地产开发与运营》《鬼城论》等。 曾经主持集团总部和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对所属投资地区和分子公司，数千万平米的开发面积，进行管控，有国内外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工作背景，资本运营和房地产投资与开发双重工作经验，是金融界和地产界学院派和实战派的代表性人物； 先后担任军企、国企、校企、上市集团等不同背景的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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