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补贴如何稳就业与促消费？

新冠疫情已持续三年有余，全球经济总体上经历了疫情暴发时的重挫、扩张性政策刺激后的恢复、刺激后的高通胀与快速加息等过程，正迈向从滞胀到衰退的阶段。在此过程中，不同经济体采取了不同举措，尤其是中、美根据国情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使得两国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错位。

最近两个月，中国优化了防疫政策，着力恢复疫情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增长”成为重中之重。在此过程中，短期感染高峰快速到来，对经济供需短期造成扰动，出现了劳动力暂时性短缺以及需求仍偏低迷的局面。鉴于春节临近，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稳岗、稳就业、促消费的举措，使用现金补贴在供给端保供稳就业，在需求端促消费。比如：通过现金补贴等促进快递、外卖正常运转、鼓励企业稳岗稳就业，相较以往的失业保险返还更加直接；通过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带动生产。这总体上延续了过去三年的政策框架，但是市场和社会上对政府发放现金补贴刺激消费的呼声越来越高。

促消费、稳增长、稳就业三者在理论上的逻辑链条很清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总需求进而牵引总供给回升，实现就业优先。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消费能否被刺激和促进，二是刺激消费是否是稳增长、稳就业的好方式。疫情期间，不同于中国主要保供给，针对企业纾困解难，强调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美国主要是保需求，通过给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的方式带动经济恢复。美国做法的利弊或许可以给中国以启示，同时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找到更合适的政策。

对于第一个问题，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发放现金补贴或者消费券能够改善居民部门的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消费固然是经济活动的结果，一般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但是刺激消费可以改善居民福利；带动生产和就业促进经济循环重回正轨；消费群体与就业群体不完全是同一个群体，有利于改善中低收入人群收入。

但是，刺激消费并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其一，对于耐用消费品而言，发放现金补贴或消费券的方式仅能实现消费节奏的转移，而非消费总量的扩大，容易导致消费的大起大落；其二，过小的补贴未必能拉动消费，过大的补贴容易产生需求快速回升，引发美国式40年以来的高通胀和激进加息，届时政策再度面临两难；其三，美国在发放现金补贴后，劳动参与率从2019年底的63.3％下降至2021年初的61.3％和2022年底的62.3％，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四，发放补贴可能推升赤字和债务。如果是地方承担，则当前地方政府紧平衡的财政形势将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将继续攀升，“三保”压力较大的区县和中西部地方政府缺乏足够动力和能力。由于中西部地区更多是净消费、东部地区是净生产，而中国税制是生产型税制，即生产和注册地征税。因此，如果中西部地区发放现金给当地居民，相当于中西部地区补贴了东部地区。

综上，发放现金补贴或消费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费，但是不能替代通过中长期改革释放消费潜力，比如推动政府、企业与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居民内部贫富差距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振边际消费倾向等；实施主体上，所需资金可以由中央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对中西部地区中央分担比例可以高一些，东部地区则由当地多分担一些；实施力度上不宜过大，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基础。

对于第二个问题，短期稳增长的工具箱中应当包括刺激消费这个选项，但实际上稳增长、稳就业最好的方式是提供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及调动市场主体尤其是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其一，微观主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在疫情形势变化以及防控政策优化的背景下，要尽快推动经济运行从疫情模式重回市场经济模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至关重要，市场主体会自发寻找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对互联网、房地产等部分行业的整顿和规范宜通过更加法治化、市场化的方式，恢复其吸纳就业特别是青年就业的能力。

其二，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从理论上和思想意识上认识到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均只是客观的资本形态，只要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能为共同富裕服务，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就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要从思维层面避免对民营资本的工具化认识，其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要素，对其行为要通过法治予以规范、保护和惩戒，避免随意性，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解放思想，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彻底否定和杜绝社会上关于民营资本的不正确论调，从根本上提振信心。这是稳增长、稳岗稳就业的治本之策。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发于2023.1.16总第107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现金补贴如何稳就业与促消费？

作者：罗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