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布尊丹巴政府积极寻求国际势力援助

(一)俄国主张外蒙古自治，而非帮助实现“独立”

有关外蒙古独立，俄国蓄谋已久，正如远东会议记录的“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给予蒙人支持和庇护;我国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使蒙人确信，若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事实上，俄国在外蒙古预谋、策动独立过程中，通过外交交涉、武力援助等方式，给予了积极、充分的帮助，最终促成了外蒙古独立的事实。

俄国煽动外蒙独立成功后，俄国国内就如何实现在外蒙古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形成了两派观点。以陆军大臣苏衢姆里诺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兼并”外蒙;而以萨佐诺夫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外蒙古“自治”。外蒙古自治之理由即“兼并外蒙，只能促成俄华交恶而己，其结果更将使我们财政支出大为增加，而吾国在欧之地位.亦恐从此衰弱焉”，“欲取蒙古为保护国者，又易使人知我有并吞亚细亚之野心，亦非得策宜采二派以折衷之，使中国嗣后对于蒙古，不移殖农民、不派遣军队，并不千涉其政府。”

最终，俄国政府根据当时俄国国内外形势，决定仅支持外蒙古“自治”，俄国人支持外蒙古“自治”，与外蒙古最初“独立”并获得国际认可的愿望、设想大相径庭。俄国人拟以中间调停人的身份缔结“中俄条约”、“俄蒙条约”，在不违背他国在华利益的前提下，迫使中国政府、外蒙古王公贵族与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操纵外蒙古政府，使蒙古成为俄国“保护”下的傀優政权，从而赤裸裸实现对外蒙古的经济扩张和经济掠夺。

1、主张签订中俄条约

1911年12月23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电令俄国驻华使馆代办处出面调停中央政府与库伦当局的关系。1911年12月31日，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表示愿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库伦当局之间“调停”，前提条件是清政府首先要与俄国订立以下五条:第一，中国如果在外蒙古修筑铁路，须先照会俄国:第二，中国政府在库伦与蒙人订立的条约，中国政府不在外蒙古驻兵、移民、外蒙古内政由蒙古人自理。将来中国在外蒙古进行任何改革均须先与俄国协商。

2、签订俄蒙条约

俄因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为代表，于1912年10月抵达库伦，开始就俄蒙协约的签订进行谈判，并向蒙古王公公开了事先拟定好的草案。对于俄国之草案，蒙人皆认为“所调俄蒙条约，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

(二)寻求日本的援助

外蒙古独立后，俄国提出了仅主张、支持外蒙古自治，这完全有悖于哲布尊丹巴政府建立“大蒙古”的宏图。于是，哲布尊丹巴政府开始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可。1912年11月3日，《俄蒙协约》签订，哲布尊丹巴积极将有关蒙古国独立及《俄蒙条约》签订的消息传达给各国，并“不加避讳地给驻哈尔滨的各国外使大臣寄去了信函”。又通过派遭蒙古国总理赛因诺言汗纳木南苏荣、外事办大臣韩达道尔基为首的使臣团的出访俄国，祈术圣彼得堡的救援，会见驻外大臣，甚至“如有机遇便出访德国、法国等”。试图出访俄罗斯的另外一个目的是由俄国大使转交日本以哲布尊丹巴为名的信函。

究其缘由，正如俄罗斯著名东方学研究者邑库鲁斯托耶茨述言:“因蒙古人未能从圣彼得缴求得援助，为此，允求承认自身的独立、签署条约，从而力求转向日本救援”。蒙古国向日本派遣使臣的企图遭到了俄国的抵抗，俄罗斯的使臣库鲁斯托耶斯劝告蒙古方:“此将弱化蒙古国的国际地位，加深中国(汉军)的抵抗"，而蒙古国内府大臣大喇嘛策仁其木德更是在哲布尊丹巴政府的授意下直言:“祈求日方目的为抵抗汉军对内蒙古的侵略。此事唯有与日方签署合约而得以解决。”

据蒙古国学者策巴图巴雅尔称“缘起库达玛出访，蒙古政府以博客多汗(圣主)名义寄与日本天皇信件，于1913年末1914年年初，出访俄罗斯的总理赛因诺言汗纳木南苏荣携带原件交予俄罗斯外事撒查诺娃，希翼转交给日方。最终日方为避免俄罗斯的涉足，未接受此信函，驳回给库伦政府。

另据记载，“1914年1月22日，在东京日报刊登的《有关博客多信函》的新闻也一并送达，标题《驳回博客多汗(圣主)的信函》”，该信件驳回之理由为“此信函是库达玛出访的结果，库达玛(南满洲铁路职员)行为与政府无关"，另“外蒙古与天皇天国并无外交”。

(三)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

俄蒙条约签订后，1912年11月，哲布尊丹巴政府的外务大臣宣布了独立，并将活佛登基称帝事转告九个国家，即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奥地利，这份照会“提出的建议是活佛政府同上述各国交换外交代表，建立有如1912年伊蒙协定的贸易条约，这一照会是通过呼伦贝尔大臣转交给哈尔滨的领事的”。“由于哈尔滨没有荷兰、丹麦、奥地利的领事，致送这些国家的照会，后来便由外务大臣杭达道尔许1913年赴彼得堡时发出”。

尽管省布尊丹巴政府通过诸多途径、甚至宁愿通过签订些不平等协约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最终，未得到国之回复与认可，究其原因，大体与各国网内政策不统一、复杂的国际形势、民国政府的崛起等有一定关系。

致法国使臣照会如下:遵从蒙古皇帝及其政府的委托，我将下面的内容传达给贵使臣:满清政府(清朝政府)被推翻时，曾与满清政府(清朝政府)缔结协约的蒙古，考虑到民族的统一、领土的完成等，宣布成立了独立国家。与蒙古接壤的沙俄承认蒙古的独立并在1912年10月21日(在库伦)签订了蒙俄协约，并缔结了商业议定书。之后在1913年10月23(11月5日)在北京，中俄双方就蒙古问题协商签字交换了相关文书。

二、哲布尊丹巴政府有意接受民国政府的示好

清末民初之际，中央政府对外蒙独立一事都进行了积极怀柔，但收效不大.外蒙古宜布独立10余日后，发岌可危的清朝政府于1912年1月12日发布了一道谕旨，指出“哲布尊丹巴等喇嘛所享利益，皆是国家推崇黄教的政策所赐，受外国人拨弄倡言独立，‘尔受其祸，人得其利，甚非尔等之福’，清廷并赐给哲布尊丹巴前朝皇帝遗下的珊瑚念珠、带腺貂褂、白玉烟壶、翠玉搬指等物，交由多尔济帕拉穆等带去”。

哲布尊丹巴政府得知清政府之意图后，电报多尔济帕拉穆等，“外蒙四部此次义举，本为保种、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谋位苟禄者可得而喻。现在众志成城，大局已定”。最终，桂芳、多尔济帕拉穆未能成行。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临时政府对于外蒙古独立一事的解决也是非常积极主动，运筹帷幄寻求解决办法。为使哲布尊丹巴接受民国政府的示好，袁世凯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蒙古政局的措施，颁布政令条例以笼络、联合蒙藏。3月25日，北京政府成立了。

袁世凯政府起初就外蒙古问题与俄国政府交涉时，始终坚持“务以不失主权为主”，对俄国之无理要求坚决反对，表现得较为强硬。1912年3-4月期间，中央政府分东西两路调兵入蒙，东路由黑龙江进军，西路由新疆调兵援阿尔泰。但武力调停外蒙之策略因俄人之强烈阻挠，未能实行。另外，当时国内政局动荡，袁世凯政府认为“内忧方殷，外患亦亟”应“先弭内乱，以社外侮”，无力用兵于外蒙古。

因此袁世凯在解决蒙古问题方面，寄希望于和平外交的手段。1912年3月20日，俄国驻华代理外交大臣致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电中说袁世凯针对外蒙古独立这事件的态度如下:“将袁世凯之答复可归纳为三点:(一)就蒙古问题同俄国缔结协约不仅仅取决于他本人.内阁总理和其他总长最近即可.....(三)中国人并无以武力镇压蒙人运动之意，报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妥协。(三)他事先不知道谈判副手们在以前谈判蒙古问题时有失礼之处他责备这种做法并将尽力使谈判只在两个有关政府”之间进行”。

民国元年(1912年)3-4月期间，哲布尊丹巴与袁世凯曾有四封往来的书信。这四封信非常清楚的记录了袁世凯政府对蒙古独立态度的转变，以及蒙古独立之原委，这四封信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在蒙古独立史上有及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四封往来信件具体内容参见附录二一五)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政府就外蒙古独立一事首次致电哲布尊丹巴，这封电文全文带有讽剩、蔑视、威慑之意，所表达之内涵主要包括:1、费古生计困难，难以独立。2.蒙人只知骑马射前，不知大炮枪械。

“又自奉黄教以来，好生忌杀，已成天性。各部壮丁，只知骑射，刀矛尚不能备，何论枪炮”.3、蒙古之独立只有土谢图汗、车臣汗、赛音诺颜汗三部支持，无以成大器。“各蒙并未尽能服从，贵喇嘛号令所及者，仅图、车、赛音三部，且闻尚未尽服”。4、百年来，不隶于中国之蒙部，无存.“试问百年以来，凡近于蒙古而不隶中国之蒙、闻各部，有一自存否?”

1912年3月25日，袁世凯接到了哲布尊丹巴的回信，哲布尊丹巴对于独立态度十分坚决，称“此次起义，本为保种、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别有希翼”。此言外之意，蒙古承认妇顺于前清王朝，这种隶届关系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复存在了，外蒙古与袁世凯政府亦无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