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藏库的“扣留”铜币

两宋时期，为什么东南地区始终是“钱荒”问题最严重的地区？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以内藏库为代表的内库制度是以“内”字命名的，这意味着这些库房是为皇室而设，内藏独特的“天子之财”的身份，使其不仅是国家的货币中转管理中心，更是皇帝用来掌控全国货币进而控制全国经济的重要手段。换言之，内藏库中所存之钱的数量并不是全部的交付给了三司进行货币流转，皇帝在其中指使内藏库不断地“扣留”新铸币。

“从现存记载推计，元丰改制前内藏岁入出额约在五百万贯匹两上下，而宋朝岁入直接由中央控制者，约三千万贯石匹两。”内藏库“扣留”铜币之多由此可见。而伴随着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铜币的需求量也是在不断地上涨，这“一扣一涨”之间如果能维持平衡则社会经济还不会出现严重问题。

一旦朝廷和社会对铜币的需求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朝廷三司所能支付的最大限额，而内藏库为三司所提供的铜币数量因为自身要保留这一部分的原因，使得铜币供给数量开始逐渐少于铜币的开支量（即朝廷和社会的铜币的需求量），货币供不应求的财政赤字现象便开始显现，时间一长，宋代的士大夫群体对这一问题便开始高度关注，而这也从思想层面上将“钱荒”的恐慌传至了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方面，从朝廷三司向内藏库借钱后无力偿还，最后不得不由皇帝亲自下诏令放免欠款的角度也可以证明这一时期三司并无太多铜币以供朝廷开销和平衡社会经济之用，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到“淳化后二十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还有同是《长编》中记载“庆历二年六月，圣恩特赐内藏银一百万两，绢二百万匹，仍尽放免日前所货内库钱帛。”财政紧张可见一般，在如此的条件下，刚刚在北宋时期确立的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的发展不难猜想会有诸多阻力。

而由于皇帝为了掌握财权将铜币收于自己手中（内藏库中），导致朝廷上的士大夫和官员们普遍都对国家产生了货币不足的担忧。

伴随着朝廷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为了缓解以内藏库为代表的制度所存在的重要漏洞，朝廷要求变革国家财政体系的声音就越来越强烈，其中尤以北宋中期的熙丰变法最为激烈。这次变法是北宋财政体系的一次大转折，中央财政体系被重构，原来以内和三司为核心构成的财政体系被打碎。

三司机构中的财政问题

首先是三司机构中主要负责财政问题的户部所掌握的铸币权遭到分割，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记载：“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隶三司修造案，本曹无所掌。官制行，尚书工部掌天下城池、宫室、舟车、器械、符印钱宝之事、百工、山泽、沟洫、屯田之政令。”

可以明显看到铸币权即“钱宝之事”已经由户部转至了工部，同时根据《宋史·职官志》中的记载，各个地方诸州同样设立监督铸币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也不归属户部管理，“诸州铸钱监监官各一人，以上並属少府监”。

如此一来，铸币的有关工作本在三司内即可完成，但现在却强行分拨给了把不同的机构部门，使得铸币一事更加复杂。

铸币权的变革尚为次要，更为重要的是，熙丰变法期间朝廷封桩财赋制度的出现以及将户部财政系统最终纳入宰相管理序列这一制度性变革。王安石变法期间所设立的司农寺所负责的是管理变法期间的财政，且其机构本身不归属三司管理，这实际上分走了三司的财权。这一举措结束了宋初开始的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的政治格局，宰相管理下的朝廷封桩财赋“虽天子不得而用”。

这样一来朝廷也有了同皇室内藏库一样的财政管理中心，朝廷封桩财赋和内藏库的功用大致相同，但服务的对象却变成了朝廷，改变后循环中的货币流通量大大高于改变之前，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尚书省白札子，即本部比之每年所得之数，尚有增收钱一百六十万九千六百贯文外，将二百万贯赴内藏库送纳，余一百万贯赴元丰库封桩，应朝廷支用。”

由此可推知货币的投放和回收都能达到数百万贯级别，这是变法之前的货币循环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通过改革国家的财政体系使得朝廷所能掌握的货币数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这些钱如果被用来进行政府采买、支援军需等工作的话，那么市场上所流通的货币量应该也有明显的增加才对。

尤其是东南地区作为国家的战略后方，向西北地区供给的军需物资多半出自东南地区，国家在此投入的货币数量应该是较大的，但是为什么东南地区始终是“钱荒”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呢？要想对这个疑问有所解答，我们还需要继续看看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地主和商人在两宋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官商群体面对财富的渴望

通过对两宋时期“钱荒”现象的定义进行分析可知，所谓的“钱荒”是生活中的人们觉得货币或钱币的缺乏，而钱币的缺乏与商业活动分不开关系。因为货币是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往往一个正常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必然需要国家（或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和国家货币的供给量操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的繁荣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而且正如前文所述，政府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使得朝廷能够供给社会的铜币总量也增加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为何会出现“钱荒”的感觉，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在国家上层和社会底层之间的官商群体做出的某些行为扰乱了正常的货币经济发展。

这里我们首先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两宋时期虽然商品经济相对而言较为发达，但此时的社会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社会，这一点是不可置否的。与现代商业社会不同的是，两宋时期的商业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农业生产是两宋专制社会的初次分配，而货币流通则是对这种财富的再分配，也是两宋时期的官僚、地主、商人对农民阶层进行再剥削的工具。

其结果就是国家通过政府政策将货币向市场输送，而货币虽然在市场中正常变成了实际的财富，但这些财富最终还是以货币的形式不断的集中到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群体的手中，百姓手中无粮亦无钱。

“钱荒”造成的恐慌实际上是在民间百姓——即和商品经济关系最密切最基层的中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小农中蔓延开的，苏轼所说的“商贾贩卖，例无现钱”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之所以商人地主能够对百姓进行大规模的盘剥以至于使百姓产生了“钱荒”的恐慌，主要还是通过两宋时期较为发达的商业行为。

如两宋时期政府推行的盐茶专卖制度，本意是为政府控制战略物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促进货币回拢政府的作用，但是由于西北地区战争和长期边防的需要，政府为了减低军事成本和提高军需供给效率以及筹措军资的需要不得不借助商人的力量，于是便将盐茶专卖之利也分与商人一部分。

而商人地主们往往手中多有田亩和粮食，通过调高粮价压低盐茶价格获取更多的盐茶，再通过政府在东南地区的强制配卖制度抬高盐茶价格从中牟取暴利，这种典型的商业差价利润模式最终将货币大量囤积进了商人地主自己的腰包中。

同样粮食自然也没有躲过商人地主们的盘剥，有宋一代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得大量的土地被数量相对很少的大地主所占有，而且这些地主往往都从事商业，有宋政府出于国家政策的考量也默许这些大地主大商人的存在和赚取利润的行为。

总的来说，两宋时期冗官冗兵现象严重，商品粮趋势已经明显抬头，这时的商人地主们通过季节的影响对粮食采取贱买高卖的手段，不仅自己从中牟利，还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和钱币一扫而空，使得百姓手中钱粮两空。此外还有一种商业形式对百姓的盘剥更甚，使得百姓不仅钱粮两空，更是负债累累，那便是民间的高利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