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了！大事不好了！罗亦农同志被巡捕房抓走了！”

1928年4月15日中午，贺治华踩着高跟鞋赶到周恩来家里，敲开了紧闭的院门。

周恩来听了心里一惊，手里的钢笔砸在地上，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说谁被捕了？”

贺治华哭得梨花带雨，拿丝巾腌面啜泣道：“今天一大早，巡捕房的人突然闯进家里，二话没说就把罗亦农同志抓走了，我赶着去拦都拦不住，恩来同志，你可一定要救救罗亦农同志啊……”

她越哭声音越大，周恩来踉跄两步，站在他身边的邓小平赶紧上前扶了一把，附在他耳边提醒道：“一定有奸细。”

周恩来认可地点了点头，强自镇定下来，安抚贺治华道：“我们会想办法营救罗亦农，戈登路上的房子既然已经暴露了，你和家兴同志就不要再回去了，我让人送你们去新的住处暂避风头。”

贺治华先是一愣，然后捂着脸期期艾艾地答应了，一边走，一边还拜托周恩来一定要救罗亦农出来。

从窗户上看见他们走远了，周恩来立刻让人联系中共特科的负责人陈庚，忙了一圈才发现邓小平一言不发地杵在门口，他问道：“今天不是你和罗亦农同志约定见面的日子吗？到底发生了什么？”

邓小平组织了一下语言，把早上的情景讲述了一遍。

今天他要和罗亦农见面，就地下党下一步的工作做具体的安排，约定会面的地点是戈登路望德里的一幢别墅。

刚走进巷子的时候，邓小平就觉得古怪，这里挨着南京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今天却异常的安静，只有别墅对面一个修鞋匠正在敲敲打打。

就在他犹豫还要不要往里走的时候，修鞋匠拿锤子朝别墅比划了两下，这是地下党之间互相提醒危险的信号，邓小平一个激灵退出巷子，躲到大路上一家杂货铺里。

果然没几分钟，巡捕房的人就把罗亦农推了出来，他知道大事不妙，赶紧就来周恩来这里送信了。

“你是说，巡捕房没有为难何家兴和贺治华？”周恩来很快发现一个问题。

邓小平迟疑道：“我不知道巡捕房有没有为难他们，但是的确只看到罗亦农一个人出来。”

这就很让人匪夷所思了，按巡捕房的行事风格，要是在一户民宅里抓了共产党，怎么也得把户主一起带走询问是不是同党才是，怎么会放任贺治华就这么跑出来？

但这只能算是留在心里的一个疑团，周恩来很快就开始安排营救罗亦农的计划，直到中共特科的负责人陈庚经过调查，最终证实了叛徒就是朱德的前妻——贺治华。

朱德前妻

贺治华的叛变其实早就有迹可循，从投身革命那天起，她的目的就没有那么质朴单纯。

在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贺治华的出身算得上大富大贵，她父亲兄弟都是开江县雄踞一方的军人，在当地声名大噪，积累了不少财富。

优渥的家庭条件养成了她娇纵任性的脾气，不过那时候年少，看起来似乎也只是小女儿的娇憨。

等到该读大学的年纪，贺治华的父母不惜花重金送她出国，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她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长得更加亭亭玉立的同时，性格也从刚开始的娇憨变成爱慕虚荣。

不过她善于伪装，一张柔弱美丽的面孔能掩盖一切，总是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的感觉，还因美貌被评为“开江之最”。

回国之后贺治华就在当地的一所女子中学任中文教师，白天上课，晚上交际，日子活的活不快活，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她的生活轨迹悄然改变。

在哥哥的介绍下，她认识了朱德。

彼时朱德是云南的警务厅厅长，是云南军队里的核心人物，还是贺家父子的顶头上司，可谓位高权重。

这一点深深吸引了贺治华，她一直都想嫁一个手握重兵能够继续给她优渥生活的男人，于是开始主动接触起来。

朱德已经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前三位要么是为离世，要么是因为聚少离多和他离婚，他本已经对婚姻没什么追求，现在看到有一个人温柔体贴地关心他，被封闭的心门开始松动。

让朱德坚定信念想要和贺治平结婚的契机是在1920年。

为了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朱德打算在一年之后起身前往德国，而贺治华毫不犹豫地答应跟随左右，甚至也表现出来对革命的浓烈兴趣。

朱德大受感动，两个人很快结为了夫妻，并在1922年抵达德国，相继入党。

在贺治华的认知里，革命是一种新潮的时尚，当时上海北平等地受人追捧的读书人大文豪都在干革命，为了凑热闹，也为了朱德，她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

好在德国也很发达，他们两个的积蓄也不少，每当朱德参加“左派”读书会，讲座的时候，无所事事的贺治华就打扮好出入德国的名流宴会。

起初她过得滋润，夫妻俩也没有什么矛盾，直到回来贺治华发现朱德还要去苏联学习共产主义，并没有立即回国的打算，那她看中的“云南警务厅厅长”的身份就要泡汤，没了身份光环的加持，朱德在她眼里也不剩下什么。

于是她三不五时地制造一点小矛盾，动不动就要拉着朱德吵一架。

一心扑在共产主义事业上的朱德还以为是自己陪伴不足导致妻子情绪不稳定，还很是愧疚了一段时间，无微不至地小心呵护。

然而到了苏联，两人的矛盾似乎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

朱德虽然做了很多年军官，但他一向为官清廉，积累的财富正常花销是没有问题的，但顶不住贺治华的铺张，因此开始有些捉襟见肘。

钱的问题还好说，毕竟贺治华不缺钱，但苏联这个环境和条件，没有了时髦的舞会和漂亮的商场，她觉得浑身不自在。

偏偏朱德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更加如鱼得水，以更加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似乎早已经把国内那个军官职位抛诸脑后。

贺治华气愤不已，但又不能发作，因为她怀孕了。

不久之后，朱德的长女朱敏在莫斯科一家农场里降生，四十岁得女，朱德宝贝得不得了，但贺治华的表现却十分冷淡。

她看朱德不顺眼，顺带着看孩子也不顺眼。

就在两个人的关系逐渐走到僵硬的冰点时，国内发来的一封电报，给了贺治华一个甩掉这一大一小父女俩绝佳的机会。

中共中央调朱德回国，去四川主持统战工作。

唯利是图

国内的斗争环境很恶劣，刚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朱德知道自己此行危险重重，他不敢拿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冒险，于是把他们母女留在苏联。

临走前，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贺治华，还给他们买了一堆用得到的东西，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

心怀愧疚和感伤的朱德恐怕做梦也没想到，看着自己远去的背影，贺治华并不能感同身受。

很快她就开始放纵自己，重新收拾自己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在当地的中国人的圈子里小有名气，成为公认的社交高手。

在一次聚会上，贺治华认识了东方大学在读学生何家兴。

何家兴也是共产党员，来苏联东方大学留学，他生得眉清目秀，又喜欢交际新潮，两个志趣相投的人很快就走在了一起。

为了能和何家兴正大光明得在一起，贺治华单方面向国内的朱德提出了离婚，甚至把妹妹千里迢迢叫到苏联，托她把女儿朱敏带回国内，交给母亲抚养。

处理好这一切后，贺治华再没有顾及，很快就和何家兴正式结婚。

他们的这些情感纠葛组织上是知道的，但这毕竟是他们的私事，你情我愿，朱德也以宽大的胸怀表示理解，组织上也只能尊重。

再加上这二人都是留学的高材生，精通多国语言，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他们回国后还是受到了组织上的重用，被派到上海去协助罗亦农的情报工作。

为了掩人耳目，组织上还花重金在戈登路买下一幢洋房，写在何氏夫妇的名下。

这下子贺治华和何家兴更加放纵了，戈登路在繁华地段，离南京路不远，他们两人整天拿着组织的经费出入各大会所，花天酒地，夜不归宿。

罗亦农同志也住在这里，看到何氏夫妇这个样子难免要说几句，友善地提醒他们节约经费，并且低调一点，他们毕竟是地下党，一旦被人盯上，后患无穷。

前辈的谆谆教诲在贺治华和何家兴看来确并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觉得罗亦农的存在就是他们放纵路上的绊脚石，每次都在他们尽兴玩乐的时候泼冷水。

他们开始对罗亦农心生不满，同时还有隐隐的担忧。

贺治华和何家兴的花销，组织上那点经费肯定承担不起，很快两个人的积蓄也见了底，他们既要想法设防弄钱来继续维持逍遥的生活，还担心罗亦农向组织举报。

一日出门，贺治华正好看到巡捕房张贴的告示：举报共产党有重赏，一个恶毒的想法在心里生根发芽。

她和何家兴商议之后决定背叛组织，背叛革命。

“他们声称自己手上有一份350人的中共党员名单，以此向巡捕房换取3万美金和两本护照，为了自证，他们最先出卖了罗亦农同志。”

通过地下党潜伏在中统的内应，陈庚很快就把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

周恩来、邓小平听了之后气愤不已，打算先把两人秘密监视起来，等解救罗亦农之后再做处置。

然而让人悲痛的是，被捕之后罗亦农不卑不亢，无论巡捕房用尽酷刑他都不肯吐露一点和党有关的信息。

因为他的倔强，巡捕房已经失去了耐心，反复确认罗亦农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之后将他残忍的杀害了。

期间中共特科几次营救都没有成功，罗亦农同志牺牲的时候只有26岁，是土地革命时候牺牲年龄最小的政治局委员。

噩耗传回地下党，同志们心如刀绞，痛哭流涕，再想到那两个叛徒，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邓小平和李维汉下达了锄奸的命令，陈庚带着中共特科的“红队”部署了锄奸计划。

1928年4月底的一个早上，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经过一家别墅门口，几个队伍里的脚力趁人不注意潜入房中，一路畅通无阻直上二楼。

昨夜贺治华和何家兴晚睡，这会儿正做美梦，突然听到门被踹开的声音，一抬头就看到两杆枪对准了他们的头颅。

两人吓得大叫着逃窜，陈庚动作麻利地连开四枪，一颗子弹就让何家兴当场毙命，贺治华连中三枪，尖叫着昏死过去。

送亲仪式还在继续，喇叭声喜庆热闹，根本无人在意那扇半开的大门后刚刚发生了什么。

贺治华后来没有死，只是没了一只眼睛，但她也如惊弓之鸟四处躲藏，根本不敢见人，对国民党而言没有了利用价值，对共产党而言没有了威胁，特科没有赶尽杀绝，任由她最后失踪，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