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朝鲜建国之日起，朝鲜太祖便将对明“事大主义”定为国策，而明朝更是将朝鲜列为“不征之国”。壬辰战争爆发前，两国在以明朝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中保持着良好而稳定的关系。

一、定国号“朝鲜”

韩国学者全海宗先生以经济关系、礼仪关系、军事关系、政治关系为依据，将明朝和朝鲜的关系定义为典型性朝贡关系。有明一代，两国关系虽偶有不和谐的迹象，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

例如，在政治关系中，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将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共计十五个周边国作为“不征之国”，写入《皇明祖训》首章：

四方诸夷皆隔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明太祖要求子孙后代遵守此法，不可违背。自明太祖时期开始，便对朝鲜实行“抚藩字小”的政策。与此相对应，朝鲜同样将“事大至诚”定为国策，以明朝作为天子国，数百年来“事大”恭谨，朝贡于明。

在朝鲜建国之初，李成桂就即位问题，曾派遣使节出使明朝。明朝曾回复“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虽然自今以后，慎守边疆，勿生谲诈，福愈增焉”。

明太祖认为，李成桂既然已经推翻高丽政权，明朝便尊重三韩臣民的选择。同时也说明，明朝并不会干涉朝鲜内政，此举给朝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使者赵琳回国时所携带的咨文中，明太祖再次表示明朝不会干涉其内政，同时敦促其尽快确立国号。咨文内容如下：

高丽限山隔海，天造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尔部回文书，声教自由，果能顺天意合人心，以妥东夷之民，不生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文书到日，国更何好，星驰来报。

明朝的两次回复，均表明了不会干涉朝鲜内政，此举为两国之间确立信任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随后，经与廷臣商议，李成桂选取了朝鲜和和宁等国号。在上报明朝后，明太祖认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李成桂最终将国号定为朝鲜。

在朝鲜太宗时期，朝鲜国王得到了明朝册封，明朝与朝鲜双方关系逐渐稳定，两国正式形成朝贡关系。此后，朝鲜开始用明朝的年号，来往于两国之间的使节更是络绎不绝。直到朝鲜中宗时期，一年派遣三次定例使节的规定被打破，除正朝使、圣节使、千秋使外，又增加了冬至使，此后一年四使成为定例。

除了上述定例使节，朝鲜还会派遣一些临时使节，称之为别行使节，包括谢恩使、奏请使、进贺使、陈慰使、进香使、问安使、辩诬使、进献使等。频繁的使节派遣活动对两国之间的沟通多有助益。朝鲜使用明朝“正朔”，使用明朝颁行的“大统历”，使用大明年号，习以为常。甚至是本国国王、世子等册封事宜以及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均会向天子国明朝禀报。

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在经济方面，朝鲜定期向明朝进贡，明朝同样对朝鲜予以丰厚的回赐。据史料记载，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间，朝鲜朝贡中国共计九十一次，年均朝贡四次，洪熙、宣德年间，朝鲜朝贡明朝共计六十七次，年均六次以上。在皇帝生日等重大节日，朝鲜均恭谨朝贡进献，从未间断。而明朝抚恤朝鲜使节远道而来，均会给予厚待。

同时会经常减免朝鲜的贡额，禁止朝鲜进贡贵重物品。除此外，明朝还会依据“厚往薄来”的原则予朝鲜以丰厚的回赐。在“事大字小”的原则之下，两国展开了良好的交流，朝鲜“事大”恭谨，明朝“字小”更甚。

除此之外，朝鲜在文化上也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产生了慕华思想。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朝鲜无不效仿中国，甚至自诩为“小中华”。曾有朝鲜士人曾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彼人之尊敬我，以有华制也”。

朝鲜人的慕华思想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学校教学的教材等等。尤其是朱子学在朝鲜兴盛时期，慕华思想更加浓厚。朝鲜朱子学代表柳麟锡曾说“吾之慕中华，非我独为也。吾之先师，吾东诸先贤为之已甚矣。先贤、先师为之已甚吾不敢不为也。”柳锡麟此言表明朝鲜世代仰慕华风，崇尚中华文化。

朝鲜人崔溥也曾说“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朝鲜人心中认为自己是中华的代言人，朝鲜的风俗文物等均是承袭于中华。朝鲜的“慕华思想”愈是浓厚，愈是表明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亲密、和谐。

在以明朝为主导的朝贡体系中，朝鲜愈加恭谨，明朝更是抚恤朝鲜不同于其他藩属国。明朝与朝鲜关系日益稳定、和睦。以上种种均表明了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十分稳定，但在稳定之中也掺杂了些许破坏和谐的因素。

三、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意图

壬辰战争爆发前，朝鲜曾派使节出使日本，祝贺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在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朝鲜作为明朝的臣子国是没有权力避开明朝与日本交往。这次出使违背了“人臣无外交”的原则。这表明，朝鲜对明朝有所保留。

此外，朝鲜使节带回的日本国书中，也显露出了丰臣秀吉有侵略明朝的意图。此意传至朝鲜朝堂之上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此时廷臣对于是否向明朝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尹斗寿和黄廷彧为首的西人党“以为不可不奏”，而以柳成龙为首的东人党则“以为不必奏”。朝臣的争论更加使得朝鲜不诚信事明，争论越是激烈，越能表现出朝鲜对明朝的不诚之心。

随后，宣祖国王中和两党意见，采纳了左承旨柳根的从轻奏报之言。朝鲜事先针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出了反应：

若以闻于逃还人金大玑等为辞，极为稳当。至于日本书契所答之辞，则以君臣大义，明白拒绝，而措辞之际，亦不使狠怒。盖不恶而严者，要当如是也。上从之。於是，廷议始定。乃於贺节使金应南之行，略具倭情，称以传闻，为咨文于礼部。临送，备边司更密戒应南，行到辽界，刺探消息，皇朝若专无听知，则便宜停止，咨文切勿宣泄。

据此可知，金应南的使行活动具有一定的机动性。一来朝鲜派遣金应南为圣节使，而非进奏使；二来金应南入明朝辽东界后便要伺机行事，若明朝知晓倭情，便呈咨文于礼部，若不知则相机停止奏报。金应南一行的灵活性，更加表明朝鲜对明朝的绝对“事大主义”政策发生变化，渐渐屈服于本国现实利益的引诱。与此同时，明朝对朝鲜渐渐产生了不信任感。

朝鲜使臣入京前，在琉球经商的福建商人陈申，便已通过了琉球使臣将日本情况报告于明朝。报告称日本已经在“万历十八年四月起兵战胜朝鲜，得三百人来降”，同时报告明朝：“倭寇拟今年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朝鲜为之向导……朝鲜国已造船，向导作战”。

据《全浙兵制》记载，日本向琉球遣使共计三次，分别在万历十七年（朝鲜宣祖二十二年）三月、九月以及十二月。琉球一一向明朝奏报，琉球此举加剧了明朝对朝鲜的不信任。明朝的内部消息，同琉球报告的消息在“倭寇入明”以及“朝鲜已降伏”、“朝鲜甘愿为向导”等信息上存在高度一致性。所以在朝鲜使臣抵达之前，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

金应南抵达北京后，呈报礼部咨文。在金应南到达辽东之时，“一路哗言朝鲜谋导倭入犯，待之顿异。应南即答以为：奏闻倭情来。华人喜闻，延款如旧”，因此金应南将关于倭情的咨文奏报于明朝。

在接收咨文后，明廷将之与琉球使节所呈咨文进行了对比，从而明朝“礼部题，朝鲜供报倭奴声息与琉球所报相同，宜奖赏激励从之”。虽然金应南的出使使得明朝对朝鲜稍微消除疑虑，但日后接二连三的报告使得两国关系仍然出现了些许不和谐的因素。

明人许仪后曾托付朱均旺向明朝奏报倭情，许仪后的报告十分详细。许仪后在报告中提及了“高丽国贡驴入京”、“高丽遣官入贡为质，催关白速行”等事件。当明朝辽东都司将倭情问题移咨朝鲜之时，朝鲜便以为此是由于许仪后的报告，于是“备边司始決专使陈奏之议”。

后来朝鲜为陈奏倭情，派遣李裕仁和韩应寅分别进奏。即便如此，朝鲜“庚寅通信日本”事件也违背了封贡体系下“人臣无外交的原则”。加之朝鲜在得知日本入侵明朝之时，由于本国东西党争的影响，未立即报告明朝。在此种情况下，琉球的报告以及在日明人的报告为朝鲜是否入贡日本以及是否为征明向导增添了疑云。

战争爆发后，朝鲜国土迅速沦丧，朝鲜国王开始准备“内附”明朝，“内附”事件一出，不仅朝鲜廷臣哗然一片，明朝廷臣亦是惊愕。两国廷臣对“内附”事件的讨论最终使得明朝与朝鲜两国之间不断滋生嫌隙。

四、总结

壬辰战争爆发前，朝鲜对日本逐渐由轻视敌对转向了沟通交流。朝鲜囿于现实利益的诉求，不惜违背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要求。朝鲜的懦弱助长了丰臣秀吉的气焰，致使壬辰战争一触即发。而战争开始之后，明朝和朝鲜的政治生态又使得党争发酵，党争影响下的宣祖渡辽“内附”事件，便成为了检验明朝与朝鲜关系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