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红军被30万国军围困乌江，19岁战士献奇策，毛主席：军中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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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毛主席正在乌江岸边望着漫天风雪，眉头紧锁。长征进行到此时，红军已经只剩下3万兵力，而包围上来的国民党军就有30万之多。偏偏对面还是乌江天险，易守难攻。国民党军早已在这里布置好了防线，严阵以待，如果红军强行突围，能否成功不说，必然会损失惨重。

就在此时，一名19岁的小战士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奇谋”，让毛主席紧缩的眉头顿时舒展了开来。那么，红军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这名小战士又提出了什么计策呢？这一计策最终能否成功呢？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军不得不开始了战略转移，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红军在历经了重重艰难险阻后，终于冲出了国民党军组织的包围圈，但自身也损失惨重。

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余人，而国民党军依然穷追不舍。另一方面，李德、博古等人依然时不时干涉军事指挥，给红军的转移又增加了若干困难。不过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周恩来、刘伯承等主要领导人依然保持着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仅仅是中央苏区，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失败了，并不是说各地的红军都战败了。

事实上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同时，其余几股主要的红军力量依然在坚持活动，比如湘西、安徽、湖北等地都有革命根据地，如果中央红军能够与之会合，实力就能得到较快的恢复，而此时的陕北也有游击队在长期坚持斗争。与哪部分红军会合，各部红军分别承担什么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红军长征的路线。

另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尽管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并不能有效指挥各地的军队，仅能对其中央军有较高的控制力。而当时全国还有许多军阀，如西北三马、晋系军阀、桂系军阀、川系军阀、滇系军阀等等。各地军阀只是在名义上承认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对其并不服气，多有阳奉阴违之举。

蒋介石驱使他们攻打红军，想要“一石二鸟”，但许多军阀并不愿意为了蒋介石而消耗自己的力量，这同样给红军利用形势分化敌人，灵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虽然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形势危急，但不代表整个红军在战争中已经陷于被动了，红军同样有着许多机会。只要能站稳脚跟，就必然能重新发展起来，这也是许多红军领导人依然保持着信心的原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红军之后该由谁指挥？又该跟谁会合？走哪条路线？又该往何处去？

黎平会议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的。黎平是贵州的一个县，红军攻克黎平后，于1934年12月18日在县城召开会议，讨论“往何处去”的问题。周恩来主持了此次会议，毛主席、博古、朱德、张闻天等人都参与了会议，李德因病未能参与。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两派意见，两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博古等人认为红军目前力量薄弱，又面临国民党重兵追击，应该坚持向湘西北挺进，和在湖南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壮大红军力量，在湖南重建革命根据地。

但毛主席等人在对时局进行分析后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正穷追不舍，并且在湖南也部署了重兵，正是在等红军进入湖南，自投罗网。如果红军向湘西北转移，那就是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为其围歼红军创造条件。因此红军决不能落入蒋介石的圈套，应当修改原计划，改为向贵州北部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这里地形更为复杂，国民党军力量更为薄弱，更适合红军作战。

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毛主席一派得到了更多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向贵州北部进军，并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红军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此后迅速离开黎平县城，向遵义挺进。

但从黎平到遵义，面前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乌江。这个“乌江”并不是项羽当年自刎的地方，只是同名。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流量巨大，水流湍急。

红军在向贵州北部挺进后，固然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避免了被包围的危险，赢得了喘息之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及时解决渡过乌江的问题，因为背后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又开始穷追不舍，如果红军不能及时渡江的话，必然会落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之中。

此时镇守乌江对岸的是黔系军阀侯之担。当时部分地方军阀并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对于红军的行动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个侯之担则不同，他功利心极强，认定在地方上干没什么意思，要想飞黄腾达，就得跟对上级。谁是理想的上级呢？侯之担自认为蒋介石就是，因此把家底都拿出来竭力围困红军，想以此讨好蒋介石，以此换得升官的机会。

蒋介石自然十分高兴，有人愿意站出来和红军硬抗，他的嫡系部队的损失也就小了，还可以以此敲打其他军阀。他当即对侯之担封官许愿，称他的大军就在后面，马上可以赶上红军，到时候和侯之担南北夹击，等击败红军之后，侯之担必然能升官发财。

于是，侯之担便紧锣密鼓地布置了起来。乌江虽然凶险，但其实原本也是有桥梁以便利两岸交通的，侯之担便把桥梁上的木板全拆了，只剩下摇摇晃晃的铁索，难以通过。乌江两岸原本也有渡船，侯之担把渡船全都收集起来，一条也不给红军留下，甚至就连可以造船的木材也全都烧掉了。侯之担还在对岸布置重兵，层层设防，自以为这样就能将红军的出路堵死，他的“大功”即将到手。

面对如此危局，毛主席也陷入了沉思。他坚信前往贵州北部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眼下困境如何破解呢？没有船只渡河，可用于造船的木材也找不到，至于游泳横渡乌江？那更不可能，且不说乌江水流湍急难以横渡，敌人也不是傻子，不会坐视红军游过乌江，如果真要游泳渡江，那毫无疑问会成为活靶子。

此时，有位年仅19岁的小战士站了出来，他悄悄找到陈赓，表示自己有办法。他叫石长阶，说自己从小就在乌江旁长大，非常熟悉这里的水文环境。他说虽然造船的木材都被敌人焚毁了，但附近还有很多竹林。自己村子附近也不产木材，但村民们经常砍伐竹子，自制竹筏下水渡河。敌人自以为做好了万全准备，却忽略了竹林，而这正是我军的机会。

陈赓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也感觉这是个好主意，制定了一套行动方案，并记住了“石长阶”这个名字。红军立即开始行动，并且毛主席在行动前还特别交代：“不要忘了，这些竹子不是我们的，而是当地老百姓的。他们很多人都靠竹林吃饭，因此你们要记住两件事。一，只砍雄竹，不砍雌竹，不要把一片竹子都砍完了。二，砍了之后，给主人家每人十枚钱，当做我们买人家的。”

红军战士们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砍竹子了，附近的百姓一开始看到这样一支陌生的部队来砍竹子，还有些害怕。后来见红军战士砍伐有规律，待人和善，还给他们钱，顿时感动不已。

要知道，那个年代军阀部队的军纪可好不到哪里去，要是军阀的大头兵们进了村子，恐怕砍的就不只是竹子了，更不可能给钱。百姓们明白了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不但不害怕，反而还主动帮助红军战士砍起了竹子。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砍伐工作异常顺利，很快就完成了预定目标。

万事俱备之后，红军按照预定方案，先派出部分精锐部队乘竹筏渡江，悄悄潜入对岸。敌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竟然能渡过乌江，很快便被击溃，随后这部分部队开始与我军主力一起用竹板搭建浮桥。

而敌军也没有闲着，侯之担见到手的“功劳”就要丢了，又惊又怒，当即派出主力猛攻正在架桥的红军，但红军战士英勇无畏，死死顶住了敌军的冲击。最终红军架桥成功，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又一次摆脱了险境。

胜利后，毛主席又问起那位提出主意的小战士石长阶，想要仔细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然而周围的人却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告诉毛主席，石长阶已经牺牲了，正是在掩护架桥行动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

毛主席听后也沉默良久，感叹道：红军中有神人。

长征的路途还很长，唯有将理想坚持到底，才是纪念烈士最好的方式。不久后红军抵达遵义，在这里召开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而那个甘做蒋介石看门狗的侯之担，最终也没有好下场。侯之担竭尽全力围堵红军，蒋介石却还是把责任推到了他的头上，认为是他无能才导致红军逃脱。不久后侯之担因为“剿匪不力”的罪名被蒋介石撤职查办，后来又被监禁起来。一心讨好蒋介石的侯之担，落得个被蒋介石关起来的下场，不得不说着实十分讽刺。

毛主席曾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诚哉斯言，像石长阶这样的烈士，值得被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