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冠多误身福建乡间的鱼冠石-功名桅杆

#头条创作挑战赛#

家乡的鱼冠石 涂明谦

福建漳州塔下村

因为最近几年福建旅游渐渐出名，软硬件似乎都在提升，五湖四海来的客人所做的攻略也就越做越细致，而作为职业地陪、兼职野导，不拿钱又要全力忽悠，不得不说是一种完全利他的传统吹牛精神。但是随着这种来客的细腻程度提升，经常让兼职野导很是尴尬且狼狈。

典型导游事故是这样的，经过上官家宗祠边上老宅，指着高耸的“汀州华表”，我说：“这东西叫鱼冠石，是从前人考取功名后经过官方允许树立的。南方特产，不过各位带不回去了，太大。”听了一路忽悠的客人终于笑了：“终于抓住了你一处错误，导游词要升级了啊。这东西应该叫桅杆石吧！怎么会叫鱼冠石呢？”

我自然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还真不能确定到底是桅杆石还是鱼冠石，说到底我也是听长辈说的啊，客家话在这个说法上只有发音而没有文字。反正那天半截新旧的城墙边，还真不敢把话题继续下去，脸是丢了一半，另一半勉强从美好的汀州食物中挣回来，但那已经与我无关了。

野导游这种生物看来存活不易，特别是在某些关乎文化的事物上斩钉截铁下断言看似容易，遇到较真且有文化的客人就特别容易把树立的“无所不知”形象都毁光。

福建漳州塔下村

知耻而后勇，哪里听来的就哪里去求证，这事还得找回我的大姑那儿。大姑和姑丈1920年代生人，大半生都生活在驴子岭下的刘坊河边。寂寞的山村生活让他们格外需要与人交流，涂坊那些逢五逢十的墟场，他们到娘家走动时，总是能吸引娘家的后生们来围听，他们的讲述包罗万象，那鱼冠石便是我三十多年前听讲古时的收获。

汀州城里的表兄的回收小站。

我问大姑：“是鱼冠石还是桅杆石？”

大姑笑了：“我怎么知道鱼冠还是桅杆？我又不晓得认字？你的公爹……我还小（此处略去一千字）……那家人出殡，抬着棺材，礼生让大家绕开了那户人家，没从他们门前过，因为门口树着鱼冠石。”

我：“做什么要绕开啊，是不是对那家人不好，他们会不高兴啊？”

大姑：“那家人才不怕呢，文曲星啊，哪里怕这个。”

我惊讶了：“居然是不利丧家啊！”

福建漳州塔下村

虽然，大姑的讲述里没有答案，但是那一瞬间揭开的一角，让我看到一个全新而陌生的田野世界，和原来的我所知的田野融合在一起，我似乎抓到一些什么。这些鱼冠柱，在乡间似乎是代表某种权力的，大姑所说的那场丧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年的事情了，但乡间的人们还很自觉的守着王朝时代流传下的秩序，自觉主动的回避门前有鱼冠柱的人家。

这里头的逻辑似乎和“伏花园”巫术里的迷途者须让读“老书”的男子来唤醒是一样的。但是是鱼冠还是桅杆？我仍然没有得到答案。其实鱼冠的鱼只在汀州地区和桅杆的桅字发音相近，都是客家话“危”的近音，但是到了粤东近潮汕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把鱼发成“吴”的音。

福建除了闽西之外，别的地方是否把这个桅杆石叫别的东西呢？有的，闽东寿宁一带就不叫鱼冠或者桅杆，而叫功名旗杆。出了福建，在长江以南的区域，比如江浙一带也叫功名旗杆，而在粤东闽西赣南湖南四川这一线则都称桅杆。可见这个习俗或者是起于明代中期的山东或者中原，但在此后沿着移民迁徒的路线，或者沿武夷山脉，或沿戴云山脉，或沿五岭山系，四下散播，后来又因为湖广填四川、福建江西填湖广的那场明末清初的迁徙运动散布到今天湖川一带。

福建漳州塔下村

作为读书人的表彰，我们熟知的是功名牌坊。那在府志县志这样的官方修的地方志里，有没有关于桅杆（鱼冠）的记载呢？这事物与牌坊有什么区别呢？

嘉靖《汀州府志》中关于给中举和在朝为官的士人表彰牌坊都归在“坊市”之中，到崇祯《汀州府志》就独立出“坊表”这一独立的篇幅了，不再与“市”这个事物混为一谈。这说明从明代中叶到明末这一两百年时间里，读书人的地位在进一步提高，这种提高从明代的诸多研究看来是实实在在的特权与利益。

但是遍寻官方所修的志书，举人及以上可以找到“牌坊”这一事物，找不到举人以下还有别的表彰方式，这就有些奇怪了。在南方林立的桅杆石，怎么可能没有留下痕迹呢？但是历代府志基本和嘉靖《汀州府志》一样：“卷之十三 进士 乡试 岁贡 荐举 恩封 恩荫。”都是详细的列出了从所有科贡题名的仕途中人，但没有提到除了进士和官员之外的表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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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州府最早的志书可追溯的是《临汀志》，不过这本志原本佚失，后人是在别的志书中把它重新找回来的，完整性或者有一定缺损，上头能找到唐代的进士只有一人，而宋代进士加上特奏题名总共也就一百五十人左右，没有直接提到和坊表有关的东西，不过宋代进士牌坊相信已经有了。明代的《汀州府志》有三种，弘治本残缺，嘉靖本修于明朝中叶，崇祯本修于明末。清代的《汀州府志》修于中叶，清末加序重版，大量沿袭明代志书内容。这些方志，也都没有提到和鱼冠、桅杆、功名旗相关的内容。

那么会不会有可能存在一种民间称谓与功名牌坊不一样的俗称呢？我试着用“秀才”这在王朝历史中逐渐变迁的二字，对手中数本府志进行了检索，果然有了一个收获。

嘉靖《汀州府志》中记载：“儒冠石在县东南二十里石珩太平桥外。其形体俨然，若今之儒冠，里人名为秀才石。”

儒冠？儒冠多误身。儒冠什么样子呢？明代之前的儒冠很多样的，先秦两汉开始的法冠、高山冠、进贤冠应该都算是儒冠的一种，但是明代之后的儒冠却有专指。郭正域《皇明典礼志》（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中说：“洪武三年，定士庶戴四带巾，今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用黄。”

明代儒冠

上图为四方平定巾，先贤王阳明在现代见于诸多书籍中的冠戴，即为此巾，此冠在明代以钦定方式成为读书人标准冠戴了。

上图为桅杆石（鱼冠石），即儒冠石，为何叫儒冠石，中间的旗斗与四方平定冠，形制一致，即是原因。因此，基本可以肯定，桅杆即鱼冠，真正来源是儒冠。用儒生冠戴来代表功名，符合符号运用的一般规律。客家人的儒，正是发成和当代官话“鱼”的音。所以代表功名的儒冠石，让一个本地读书人来说，就是音“鱼冠石”了，而他对乡人们说这个词，被理解为“鱼冠石”还是“桅杆石”，都是因为对原本儒冠石的再度翻译。

这个现象在边陲区域时有发生，比如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之间，有个卓资县，这名字由来是因为卓资山，汉人说那山像桌子所以命名，而蒙人听到之后就直接沿用，而正式命名时又从蒙语翻译过来，就成了卓资。

头戴儒冠的王阳明

这种反复翻译现象也发生在儒冠石的读音上了。所以由此再推断一把，但凡把这个发成鱼冠、桅杆的多半是客家人，或者是从客家地区及周边区域迁出的人们受到迁出地文化的景响，湖广四川或者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把这个叫桅杆石。

显然儒冠石虽然是鱼冠石和桅杆石的真正起源，但仍是民间而非官方正式的叫法。那官方是否有正式一点的叫法呢？好像，还，真没有。

王世贞在《弇州史料》（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卷三十九中这样说：“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复以紅绫为旗，金书，立竿以揭之；若状元及第，则以黃纻丝金书状元，立竿以揭之；其他则否。万暦戊寅，吾郡相公入阁，报至抚按兵道，状元宰辅字金书黄旗，竿于门，入云表，闻此公知之颇不乐也，而不及止矣。又一大司马子拜韩衣千户，一大宗伯子入冑监，郡县皆旗，比之中试者，加壮丽数倍。”弇州现今山东一带，王世贞是嘉靖时代的人，成书时间在嘉靖万历之间。

文章内容大体上说出现了一种新的旌表形式，与传统的进士牌坊不一样，是用金字黄旗竖杆子立于门外，这种形式让入阁的那位“吾郡相公”知道了后，颇为不悦，这说明之前并没有这种形式。因此哪怕官府这样做也是一种“文创”类型的发明，不见于官方正式的律法典册之中。

另一方面，则是王世贞记录的旗其实是一种地方上自行制作的捷报，同时仅用木制的旗杆竖立于门前，都是临时的行为，并没有打算挂一辈子那么长久的。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历史上未有旗帜也未有旗杆流传下来的原因，因为二者都不是可以长久保存的，金书，就是用金漆在布帛上写，然后挂在露天之处，而竖杆子显然是木质，显然都是耗材；这与清代可以大量流传下旗杆夹石和旗杆石柱，道理是一样的，石质的自然长久，但清代的“功名旗”一样也未在现下的社会中再露过脸，但打算用永久的石质旗杆来代替不能永久的功名旗，显然这里头有个符号学的民俗应用问题。

与明代的两部府志比起来，乾隆《汀州府志》直接把功名牌坊这一内容省去了。一种可能是他们的工作做得更细，“皇权下县”，牌坊的简化版本“功名旗杆”、“鱼冠柱”直接竖立在乡间了，都市中不再立功名牌坊。另一面也可能是体量巨大的“扩招”，让他们无法将在城市里为科贡者立牌坊，甚至他们不可能为这些人在乡间竖旗杆，只是给一面旗，而旗杆的规制也是他们默许的随意制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从福建到四川，功名旗杆的形式变化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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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桅杆（或者鱼冠）柱、功名旗杆的目的是非常显然的，那就是在古代乡间宗族彰显软实力的行为，这种行为发生在聚族而居的南方地区，但后来少见于北方，也不见于发达都市的福州广州潮州，但可以在客家地区以及客家迁徒路线上的山区乡村大量找到。这与南方特殊的山川隔绝河流纵横的地形特点和地少人多的社会特征，以及开发比较迟、归入中原王朝统一治理时间短，社会长期动荡，人们必须高度依赖宗族，而宗族又高度依赖族中可以“向上流动”的士绅在官方的话语与权力。

那么基本可以确定，立桅杆石的行为应当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但是官方允许这种行为，或者作为一种皇权乡绅共治特权的方式默许民间自行树立简化版本的牌坊的行为。而数百年以来长久的浸染，乡间人心的确受到极大的影响，从敬惜字纸到主动回避“鱼冠柱”，可见得绅权在乡间的巨大能量。

终于弄清楚了鱼冠柱与桅杆柱，其实是儒冠柱的音讹，它其实又是功名旗的旗杆，在客家地区的俗名。但是我还是习惯也喜欢叫它鱼冠柱，因为这个名字里有鱼化龙的龙门一跃，它代表了十年寒窗苦读的个体奋斗历史，也包含了汀州这“蛮荒”之区最终一统于中原文化的崇拜物变迁过程。最关健，它是由我的长辈告诉我的，数十年来有独特的情感夹杂其中。

常常会在深梦中，潜伏于意识深处的那些野老怪谈，会因为思念一些人涌起变成成年的记忆。我确常梦到姑姑们围坐在祖母身边，她们在中心坝河岸边上的乌桕树下谈天说地，碎语闲言中隐藏着一部中国乡村版的《金枝》：荷树和樟树将它们的根须从故事里伸展进我的时空，枝繁叶茂，气息古老且洪荒野性；那树下走动的人类，像是踏破时空而来，结伴在天地间追蹑“大人迹”，见风而孕，见花开而起舞；有什么可以替代呢，像乳汁一般，那些母亲们讲述中成长的男子们渐渐有了黝黑强健的肌肤、坚硬的骨骼；在阳光下，树荫的碎片里，她们讲述着讲述着，那些高扬的石头上，会扬起儒者的冠戴，风抚衣袂，襟飞而带舞，又在讲述中渐次凝化为石，数百年如一日，守望村庄。

福建漳州塔下村

文中所用之图，为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村庄介于古代汀州与漳州之间，如美人藏于深山，人所不识，但其读书文化与建筑之美，艳丽大方，不可以常物论之，推荐与读者，可前往游玩，或可留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