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汉城奥运会：无数人遭受无妄之灾，死亡甚至都是一件轻松事

申办奥运会的原因

汉城申办奥运会，是韩国政府“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韩国为提高本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于1973年制订了该政策，并倡导“门户开放”，措施之一就是积极进行体育文化外交，并争取主办1986年的亚运会和1988年的奥运会。

筹办欠了一大堆钱

对这届奥运会，韩国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汉城于1981年11月1日成立筹委会，集全国各有关部门，包括工商、企业、建筑、文教、艺术、传播等优秀人才于一体，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当时，韩国政府不顾背负高额外债的压力，拨款9亿美元资助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将其中的55%用于竞赛场地、奥运村、记者村以及新闻中心等硬件建设，将45%用于美化市容、修建奥林匹克公园、改善医疗服务、提高接待质量、搞好宣传报道等软件建设。

此外，加上一些间接投资，汉城奥运会的投资总额合计约为30亿美元。

不过后期组委会还通过企业赞助、出卖电视权（约4亿美元）等途径，使这届奥运会盈利3亿美元，开创了官办奥运会盈利纪录。

除了钱以外的那些事儿

韩国是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当时韩国的发展还并不算好。

当年的汉城由于工业化进程，污染相当严重。城里烟雾弥漫，夜间不见星光；汉江臭气熏天、已变成没有生物的死江。在准备用作奥运赛场的区域周围，70多家企业不断排放出大量的烟尘，市内还有2000多家以煤为燃料的浴池；举办帆船比赛的水营湾是附近约130万居民的粪尿下水口及235个企业的排污口。时任韩国体育部长的朴世直第一次考察该地时，竟无法相信“天下还有这样的地方”。

韩国上下把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看成是民族的荣誉并为之奋斗。

为了迎接奥运会，1982年9月，开始了两期汉江的综合治理工程，使汉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1982到1986年，实施了“绿化五年计划”，植树3000万棵，修建了大量花园花坛；1985年又制订了“加强奥林匹克环境污染管理特别对策”，经过三年大幅度治理，汉城环境污染得到显著改善；自1981年起，投资340亿元整修市容，投入53亿元修复名胜古迹，投资近15亿美元修建了地铁3、4号线，还调整了城市结构和布局，不少工厂迁到郊区；投入巨资兴建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和奥林匹克公园。

汉城街头有不好的流浪汉，堵车问题严重，社会秩序也并不太好，而为了呈现给全世界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汉城，韩国政府和汉城百姓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全民团结，做出了很多令人惊讶的成绩。

奥运会的16天里，汉城没有堵车，没有流浪汉，没有偷窃。呈现给世人文明秩序、彬彬有礼的一面。

1988年的韩国汉城奥运会，对于很多韩国人都说是一个奇迹，是一个传奇，是韩国全体国民的杰作。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对一些韩国人而言，却也是噩梦的开始。

净化运动带来的地狱，洒下的血泪

根据美联社的报告，韩国人想给世界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在奥运会前夕，强行逮捕了近万名韩国普通民众，关押至数十个秘密监狱中，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无止境的苦役、强奸与死亡。上万人的血泪，超乎你想象的“黑暗”。

1975年，时任总统朴正熙要求各地警察与官员“净化”城市流浪者，警察在“兄弟之家”等机构的帮助下逮捕了数万名民众。这些人不仅包括真正的流浪者、乞丐、窃贼，还有着街头卖口香糖的小贩、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与父母走散的流浪儿童，甚至有一些异见分子，包括曾手持反政府传单的大学生。

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监狱就是“兄弟之家”。

“兄弟之家”曾是一家孤儿院，在城市净化运动开始之后，这里曾建造了超过20家工厂，他们生产服装、鞋子和其他商品，而具体的工作几乎全部由这里的“犯人”完成。

“兄弟之家”中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儿童和残疾人。根据政府后来公开的文件显示，90%的被关押者不符合政府对“流浪者”的定义。

那他们是为什么不是流浪者却进入兄弟之家了呢？

一位曾在秘密监狱“兄弟之家”被凌虐近5年的崔胜友在三十年之后出来发声。

1982年的一天，14岁的崔胜友裹着肥大的黑色校服站在街旁，他不敢抬头，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运动鞋。一个警察站在他的面前，控告他偷了一块面包。崔胜友的心吓得砰砰狂跳，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直到三十多年过去，崔胜友提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禁不住流下眼泪：警察一把拽下他的裤子，点燃手里的打火机。崔胜友看到火舌马上就要烧到自己的生殖器，终于，他猛地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剩下的日子更加可怕。当夜，崔胜友就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多么可怕。一个守卫闯进了崔胜友的宿舍，对他上下其手，一把把他的衣服扯掉……崔胜友在进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就被强奸，第二天亦是，然后是第三天……五年里，他说自己几乎每天都在强奸、殴打和苦役中挨过。

而当崔胜友还没能从前一晚的羞辱和恐惧中回过神来，第二天，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

“一个守卫死死地拽着一名妇女的头发，用棍棒狠狠地殴打她，血从她的头上汩汩冒出。”崔胜友回忆着，后来那个女人永远地停止了挣扎。这是崔胜友第一次目睹死亡，“我呆在那里，止不住地发抖，甚至当一名守卫强奸我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叫出声来。”

还有一次，崔胜友看到7名守卫围殴一名男性。那个男人尖叫着被摁倒，守卫们用一块毯子将他盖住，有的人用脚狠狠地跺他的头，有的人用重拳击打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崔胜友看到暗红色的血液渗透开来，那块蓝色的毯子迅速地被染了色。一番拳打脚踢之后，毯子慢慢滑下，那个男人翻着白眼，没了气。

崔胜友只是被送到这里的成千上万名“犯人”之一。庞大的钢筋水泥结构强行把“兄弟之家”与外面的世界分开，这里的人们日夜面对着那些带着棍棒、领着猎犬的守卫。

每一天，日出之前，这里的生活就已经开始，5点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要洗漱完毕，进行晨祷，接下来在晨跑和简单的早餐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天的苦役。

“兄弟之家”的暴行被隐藏在这个巨大的血汗工厂背后。表面上，“兄弟之家”自称是为“犯人”们的将来考虑，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以保证他们今后重返社会时有工作能力。但实际上，“兄弟之家”却大笔地从中渔利。

“犯人”从黎明工作到黄昏，“兄弟之家”本应向他们支付约合170万美元的工资。然而绝大多数的人称自己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在“兄弟之家”，成年人需要做繁重的建筑工作，未成年人有时需要拖地、砌墙，但大多数人们被分配去生产各种产品，包括生产衣服、鞋子，组装圆珠笔和鱼钩。

这些产品行销各国。“兄弟之家”服装厂制造的衣服被发往欧洲，衣服的制作由韩国大宇集团派专人培训。而在造鞋厂里，被关押在“兄弟之家”5年的朴京博清晰地记得自己制造的球鞋印着韩国公司“国际桑飒”（音译）的标志，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向美国和欧洲出口。

被囚禁于“兄弟之家”长达八年的金希刚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一大批出口至日本的钓鱼用具因组装问题被退了回来，自己和同事们遭到痛打，差点送命。

除了依靠大批的出口订单获利之外，“兄弟之家”还一直得到政府的补贴，这让他们更愿意主动敦促并帮助警方围捕更多流浪者。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当地官员需要力量控制住可能会带来隐患的“城市流浪者”，“兄弟之家”刚好成全了他们。

这家机构的老板朴恩槿还因此得到了韩国政府颁发的两枚奖牌，嘉奖他在社会福利工作上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功绩”甚至成为了1985年一部电视剧的原型——一个为政府照顾底层民众的“英雄”。

“兄弟之家”的生意蓬勃发展，工厂、政府、公司好像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那些看不到曙光的、真正付出劳作的“犯人”们。

日复一日的折磨，死反而轻松

“兄弟之家”的老板忙于计算自己的收益时，受害者们却仍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

“人们在痛苦中哀嚎，但我却无能为力。”现年46岁的李采植说。

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13岁的李采植被送进“兄弟之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病房，和其他四个人一起，负责为病人清创、上药和其他一些护理工作。但他们没有任何医疗知识，经常用未经消毒的器械处理伤口，用镊子直接夹走蛆虫。“这是地狱中的地狱，生了病的人只能被丢在那里等死。”

据他介绍，可怕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守卫与“犯人”之间，一些健壮的“犯人”也会拿走其他人的食物，甚至同样强奸、殴打弱者。

一年后，李采植成为了“兄弟之家”的“大哥”金光硕的助理。金光硕原本也是个“犯人”，但因为忠诚而被提拔。

李采植说，这个矮壮的男人几乎每天都在改造室殴打“犯人”，李采植每一次都在边上记录当天的死伤情况，单子上的死亡数字基本上都是4或是5。

一天早上，据李采植回忆，金光硕向“兄弟之家”老板朴恩槿做日常报告，称一个囚犯在前一天晚上被打死。李采植记得，朴老板的声音依旧平静：“埋在后院的山里吧。”

自1975年到1986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为513人，但实际数字远远不止。前检察官金龙元在调查中得知，“兄弟之家”拒绝将病人送到医院，除非他们奄奄一息、再也没有力气逃跑。

记录的死亡报告

“这是朴恩槿的王国，他统治的手段就是暴力。”金龙元说，“当被关在一个天天有人被活活打死的地方，人们就不可能对苦役、虐待或者强奸有所抱怨。”

据政府资料显示，刚被抓入“兄弟之家”的人身体状况并不差。但在1985年，至少有15人在被关押的第一个月内死亡；到1986年时，这个数字升至22，死亡理由多半为“心力衰竭”或“身体虚弱”。

当政府官员、传教士或救援人员访问时，一组被选出来的健康人会呈现出一个净化版的“兄弟之家”。其他人被锁在宿舍里，绝望地看着这些无知人士从曾经洒满鲜血的地方走过。

一旦到了6点，大门被锁上，守卫像饿狼般被释放出来。崔胜友所在的牢房里长期住着60到100个孩子，守卫会对他们进行“毫无节制的暴行”，包括频繁的强奸。

“我们被困在这样一个监狱里，谁能来帮助我们呢？没有人。”崔胜友说。

黑暗中看见了一丝解放的曙光

这一切源于一个偶然。与釜山相邻的蔚山市，新上任的检察官金龙元在捕猎时听向导提起：在附近的一个山上，拿着棍棒的守卫和凶猛的猎狗在看押一些“犯人”。他们开车来到“兄弟之家”门前，听说这里的老板正准备建造一个农厂，金龙元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罪行”。

1987年1月，一个寒冷的晚上，金龙元带领10名警察突袭了“兄弟之家”的高墙，喝得有些晕乎乎的守卫很快傻了眼。厚重的高墙里，营养不良的受害者被关在拥挤的宿舍，当意想不到的访客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受害者们惊慌失措，马上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这不是一个福利机构，而是一个集中营。”金龙元说。他还记得当推开病房房门时，病人们正躺在肮脏的床上大声地咳嗽、绝望地呻吟，好像“只是在等死。”

“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终于被捕，但事情没有这么快解决。朴恩槿要求与金龙元的上司——同时监管蔚山的釜山市首席检察官、后来的司法部长朴熺太见面。见面一天后，釜山市长金柱赫打来电话为朴恩槿求情。金龙元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继而挂断了电话。

在很多关键时刻，都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试图阻止金龙元的调查。他们怕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韩国经济刚刚复苏，政治动荡、军事独裁，我上大学的4年换了3任总统。”《朝鲜日报》的体育部部长玉大恒回忆说，朴正熙遇刺后，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府不想在此时爆发另一桩丑闻，光是应对频繁的学生示威已经够他烦了。

总统办公室一直对金龙元的调查推三阻四。首席检察官朴熺太逼迫金龙元缩小调查范围，甚至要求他停止采访并终止调查。

尽管干扰重重，金龙元还是搜集到了一些银行记录和交易信息。这些证据足以表明，仅在1985年和1986年，朴恩槿就从政府补贴的1000万美元中挪用了300万。但是，朴熺太却迫使金龙元将这个数字改到一半。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这项数额被减到一半，朴恩槿将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金龙元要求判处朴恩槿15年有期徒刑，但经过了漫长的斗争，最高法院于1989年判了朴恩槿2.5年，罪名也仅仅是挪用公款和一些小的罪行，与暴力完全无关。在其他涉案人员中，只有两个守卫被判刑，一人获刑1.5年，另一个则只被判8个月。

“兄弟之家”冰冷的大门最终在1988年关闭。上世纪90年代，建筑工人在“兄弟之家”的旧址挖出了约100具尸骨。

“成百上千的尸骨仍在那里。”李采植指了指不远处陡峭的斜坡。他和崔胜友再次回到了“兄弟之家”的旧址前，回想起守卫将受害人尸体拖进树林的场景。

而那些由这些已经逝去的“犯人”生产出的产品，已被销往世界各地；那些默认“兄弟之家”抓捕“犯人”的官员们，曾经或者仍在政府中处于高位；而那位出狱后的老板朴恩槿继续依靠福利机构和房地产赚钱。“兄弟之家”旧址在2001年以约2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建筑公司。而经营“兄弟之家”的家族，仍到处运营慈善机构和学校。

如今，现政府还是拒绝重新讨论该事件，也拒绝反对党议员推动这项调查。他们称证据过于年久，无法翻案。

悲剧已经刻下，需要的是道歉

一位受害者曾举着一块要求伸张正义的牌子，在韩国国会大楼前静静地站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受害者们现在大多无家可归，他们住在收容所或精神病院。很多人饱受暴怒、抑郁和贫穷之苦。一些受害者公开呼吁：他们需要道歉，政府也需要承认事实——官员鼓励警察绑架、囚禁了那些完全不该遭此厄运的无辜者。

这是一个长久的抗争史。

2012 年开始，当年的受害者们陆续聚集起来，收集证言，决定向国家讨要说法。然而过程艰难，直到 2017 年，当年参与过案件调查工作的人权律师文在寅当上韩国总统，因为调查被迫中断没能揭露真相的他，多次表达对于此案的关心。

此后这件事才有了新的进展。

2018 年，在文在寅的推动下，韩国法务部组建了一个“历史案件委员会”，对过去的几个案件重新审查，其中就包括兄弟之家福利院。经过对 100 多位亲历者的深度调查，法律最终认定是国家的错。

2018年，釜山市长向受害者们道歉。

2020年5月20日，韩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过去史法案》修正案，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将竭尽全力，通过揭露侵犯人权的真相，例如福利中心事件……来帮助国家缓解和治愈遇难者和幸存者的痛苦。”

2020年6月1日，发布了长达722页的《兄弟之家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报告书》。

一切终于有了结果。当年兄弟之家事件中的受害者，为了呼吁政府能够重新调查，这群人在路边搭建的帐篷里振臂呼号了927天。他们的所有努力没有白费。

真相永远不该被掩埋。正如文在寅说的那样，“历史的真相永远不能被隐藏，被歪曲的历史或隐藏的真相必须被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