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古城-哈密市西的唐代纳职县（拉甫却克古城）

拉甫却克古城位于哈密市伊州区五堡镇博斯坦村， 东距哈密市65千米。古城西北60米处即为一处大型唐代墓地。共清理墓葬102座，窑、井各１ 座， 墓葬中有斜坡墓道墓21 座、竖穴偏室墓20 座、地面葬58座， 另有3座婴幼儿墓葬， 形制不清。

唐代纳职县——拉甫却克古城

关于伊吾、纳职、柔远三城的方位，《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极为详实。其中写到，伊吾城北120里是天山，城东北四条水系并排南流，在城南汇合。哈密虽大，但能筑城屯田的绿洲有限，最大且稳定的即今天哈密城区及五堡镇所在绿洲，符合上述文献记载的也仅有哈密城区所在的绿洲。

拉甫却克古城

哈密城区距离天山主脉约60千米，东北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和榆树沟四条沟渠并排南下，至花园乡汇聚。因此，从地理位置看唐代伊吾城应当在哈密回城北侧一带。这一区域一米多深的地下也曾出土过唐代陶器。时过境迁，城址早已深埋在地下。至于纳职城，文中写到，纳职县在伊州的西南120里，县城以北140里为俱密山，山北20里可以到达蒲类海。关于俱密二字，或许是且弥的转音，而汉代活跃在巴里坤山北一带的正是西域三十六城邦中的东且弥和西且弥，俱密山也就是天山主脉，而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由此反推，巴里坤湖和天山连线再向南120里即为纳职城区位所在。如今这里是白杨河绿洲的腹心地带,现名四堡和五堡，新疆著名的五堡大枣即来源于此,这一区域也是文献中记载的“旧膏腴之地”。

考古发现的唐代墓葬

纳职城最初是鄯善人所筑，“唐初有土人鄯伏,属东突厥，以征锻税繁重，率城人人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纳职县条载：“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谓鄯善为纳职，因名县焉。”也是因此，纳职城形制规格与唐制有别。《新疆图志》上认为是魏晋时期所筑。结合C14数据。西北城墙采集的植物样品测年显示，经树轮校正后年代在公元590~666 年(95.4%)。

考古发现的唐代水井

贞观初，伊吾粟特人首领石万年率七城归降，唐在纳职原址设纳职县。薛宗正认为隋至唐初活跃在伊吾的是粟特人，文献所载的“田夫、商贩之人，唯有平铁为，冬夏常食饼，无釜甑之具，杯碗匙筋智不畜，渴则渠踞地而饮，古所谓挎樽掊饮，则其质朴之像，其俗又不重衣冠，唯以多财为贵”，伊吾民俗具有典型粟特人特征，当以粟特人为主，辅以突厥、吐蕃、吐谷浑等。

墓葬中出土的蜻蜓眼

粟特人善经商，拉甫却克墓地竖穴偏室墓也反映出这一点。墓葬中发现有口含萨珊波斯银币、手握开元通宝的丧葬习俗，萨珊波斯银币是萨珊王朝流通货币，在新疆也广为流传和使用，开元通宝系唐王朝官方货币，二者同出一座墓葬中，反映出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或许,墓主的身份即为商人，在此死后，沟通东西、贸易获利的意向一如生前。出土器物更是兼具东西特征，如来自中原内地的漆木器、四神十二生肖镜、“上方作竟”龙虎纹镜、陶灯、陶砚、开元通宝钱币等，来自中亚的萨珊波斯银币、珠饰等。葬俗和器物一方面反映出粟特商人的身份及其葬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东西物质和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吐鲁番地区发掘过大批粟特人墓葬，也可为证。

墓葬中出土的西方金币

初唐至中唐，纳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武功卓著。如贞观十六年郭孝恪任伊州刺史，击退西突厥，并趁胜追击，“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积功升任安西都；谢叔方任伊州刺史，善于治军，升任洪广二州都督。后又有苏海政、郭知运、张宾等任刺史。至开元时，纳职县人口达到“户六百三十二，乡七”。这一时期的盛景也反映在拉甫却克墓地。竖穴偏室墓仍然存在，斜坡墓道墓盛行，并出现砖室墓。斜坡墓道墓风格鲜明，是具有明显汉式风格的葬俗。反映出大一统背景下，中原文化风俗西渐并被接受和发展的态势。丰富的出土遗物也反映出这一阶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出土的龙虎对峙镜

唐中晚期至宋元,伊州数易其手，悲歌谱写，纳职作为领县，同遭劫难，逐渐衰落。先是吐蕃趁唐内乱侵占伊州，史书记载，“袁光庭者，河西戍将，天宝末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戎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百端诱说，终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尽，粮储并竭，城将陷没,光庭手杀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闻之，赠工部尚书”。

萨珊银币

大中四年(850),归义军收复伊州后，又于大中十年击退回鹘、吐谷浑收复纳职。乾符三年(876),仆固俊宋时，伊州还一度建立过汉人政权。复领伊州,为高昌回鹘王国所辖。北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对纳职等地破坏严重，归义军、吐蕃、回鹘、吐谷浑等势力反复争夺。但就发掘的墓葬而言,能与这一时期对应的仅有地面葬。这类墓葬形制独特，在东部天山地区历史时期遗存中尚未见到。

地上墓葬

就墓葬而言，能与这一时期对应的仅有地面葬。这类墓葬形制独特，在东部天山地区历史时期遗存中尚未见到。墓葬出土大耳环，其上多串有珠子，风格独特，与之类似的器物在阜康白杨河、西沟墓地有所发现。晚唐五代，阜康一带与哈密同属高昌回鹘势力范围，这类墓葬或许和高昌回鹘王国有关。墓中埋葬个体较多,多人多次葬现象明显，随葬品多为女性装饰品,较偏室墓和洞室墓而言精致小巧有之，大气不足。

古城遗址与墓地

此外，古城西北侧的仓储遗址，数十个圆形窖穴的发现,解决了古城粮食种子储存的地点及技术问题。古城西南侧的佛寺，有特征明显的礼拜中心，,亦有供僧人生活的日常居所，“佛地”“僧地”分明，互不侵染。《贤愚经》所载“布施祇园精舍”中提及，舍利弗言“今此园中，宜起精舍，若远作之，乞食则难，近处馈闹，妨废行道”。佛寺居于城外而又不远离城，既满足了佛教圣地远喧嚣、留清净之愿，又便利了僧人乞缘化食、信众礼佛供养。大型佛殿、佛塔的建造,以及系统的寺院布局，为佛寺附近居民、尤其是古城居民的文化信仰提供了寄养之所，也证实了当时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古城的城市等级和规模提供了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