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侯官文化演变轨迹与文化高度

清代侯官人物活跃于全国舞台，尤以晚清为著。晚清侯官人物群像集中涌现，与学术文化土壤息息相关。这种文化土壤主要经由教育改造，形成新的求知氛围，进而沿着一条显著的演变轨迹，把侯官文化维系在一个持续的高度，孕育出层出不穷的优秀人才，可谓既有文化“高原”又有文化“高峰”。林则徐、严复这样历史巨人的出现，即是侯官文化高峰的最显著标识。

清代侯官文化趋向高峰，有着厚实的基础。

清代侯官文化的再造，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主要契机是以鳌峰书院创办为起动的理学复兴。康熙帝推崇朱子理学，采取了两项跟福建关系极为密切的举措。一是重用福建籍理学家李光地，大讲朱子理学。二是破格任用另一位理学家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张伯行上任后，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创办鳌峰书院，意在朱子理学故乡重振理学。创办人与主院人都有鉴于明代后期学术空谈“心性义理”的空疏之风，力倡“居敬穷理”“明体达用”的“正学”。李光地也参与该书院学风的锻造，合力淬炼学者品行和才干，务在培养经世大才。这所东南第一学府果然在百余年间结出累累硕果，并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人才密集群体，如林则徐、梁章钜、张际亮等，多是当时一流人物。可见，晚清侯官以人才密集出现为标志的文化高潮的到来，不是突然出现，也非偶然发生，而是长期学术熏陶和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

晚清侯官文化演变的轨迹。

近代文化里程开启之前的侯官文化积累，可以透过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看到某些如今看起来极其富于长远意义的传承和发展。鳌峰书院一直提倡读书必先立志，培养学生“器识为先”，重点把朱子理学的“躬行践履”精神弘扬起来，注重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李光地到书院开讲座，一再强调“黜浮华崇实行”，使书院从一开始就牢固确立起“身体力行，见诸行事”的学术传统。其间也曾遭受“乾嘉学派”的冲击，但鳌峰学者始终没有被埋入故纸堆，没有改变其汉宋并重的学术追求，反倒领风气之先兴起“经世致用”之风。这种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有利于积极汲取他山之石的“用”。实事上，到了近代，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福州走在全国的前列，获得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先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鳌峰书院锻造的侯官文化求实求用的秉性，使它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减少了不少传统性的滞碍，成为近代办理洋务事业的有利社会条件，而马尾船政局的创办，又使侯官文化的发展步入一种崭新的轨道。

船政学堂所带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再一次刷新了福州人的知识价值观。鳌峰书院使福州学人“慨然振兴于正学，而知记诵词章之为末”，船政学堂则使福州学人在科举“正途”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求知进身大道。当然，并不是说这两个教育机构就可以囊括清代侯官文化的全部，但就主流来说，这两所官办的教育机构，确实是主导了侯官文化走向的最重要的平台或载体，将之作为一种观照侯官文化的变迁轨迹的视点，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从影响力和时序来看，二者恰好构成一种历史交替的关系，鳌峰书院的影响力从创办之初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之时，并促成了福州发达的书院文化。而船政学堂创办之后，近代科学文化兴起，逐渐地取而代之，把鳌峰书院的影响力更新换代了，到了戊戌变法以后，福州近代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侯官风流”声名鹊起。

不妨粗略、抽象地概括和描述这样的一种文化变迁轨迹：从文化氛围来讲，先是摆脱文化凋敝，之后是理学复兴和书院文化兴起，到近代以后是洋务和科学教育流行；从变化的环节来讲，先是摒弃空疏清谈，到躬行践履，到经世致用，再到科学文化；从知识价值和文化精神来讲，从摆弄风雅和追求功名，到追求实践理性，再到科学理性。就在这些变迁中，各个节点上的优秀人才，展现出全国瞩目的“侯官风流”。

林则徐、严复是晚清侯官文化高度最重要的标识。

人们通常说，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其实还可以这么说：近代中国真正看懂世界的第一人，是严复。这两位，都是侯官人，他们是晚清侯官文化的两座高峰。当然，他们同时代有很多杰出的侯官人，也都是令人仰止的高山，但就影响力和国人讲究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来说，林则徐、严复无疑是近代侯官文化所达到的高度的最重要的标识。

两位历史巨人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学识基础之上。林则徐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实干家，是杰出的民族英雄。他在反侵略斗争中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又愿意以较平等的眼光看待世界事务，积极倡导和实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先河，“允为中国优秀民族性的结晶”，是侯官优秀传统文化钟毓出来的佼佼者。严复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他的政论文和所译介的西方思想名著，刷新了国人知识和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立国之道贡献了高超的智慧，并激发起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民族复兴而奋斗，是为侯官近代新文化的杰出代表。两位历史巨人的历史贡献，有着密切的历史逻辑启承关系。先有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打破思想坚冰，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起洋务运动，才为严复思想认识的深化预备了历史条件；只有严复思想认识深化，中国人才算真正看清了世界，从而将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进程，从器物认识层面，推进到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寻求富强之路上，这是相互衔接的两个必经阶段，也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侯官人能够领风气之先，是因为立足的文化基础足够高。

林则徐、严复所立足的侯官文化高度，也恰恰代表了两所教育机构的办学成就，前者出自鳌峰书院，后者出自船政学堂。如果说林则徐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时代要求，那么，严复则是代表了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和科学救国的时代要求。经由实践理性进到科学理性，架起了侯官文化通向现代性的桥梁。习近平同志早年任职福建期间，曾经为严复题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这是对严复科学与爱国精神的高度肯定，也应当作为新时代侯官文化打造的标杆。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