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西迁精神”上海医学院分迁创建重庆医学院决策始末

编者按：

1955年，遵照中央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将迁至重庆，400多位教师、医师等各类人才为了大西南的建设，从繁华的上海西迁至山城重庆，建设和发展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简称“重医”）及其附属医院，成为燎原西南地区医学事业的火种。

作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颜福庆不仅是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重庆医科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在1955年至1958年重庆医学院筹备和创建初期，时任上医副院长的颜福庆先后担任重庆医学院建院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医学院师资配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重医创建工作，年逾古稀仍在上海、北京、重庆三地奔走，亲自赴重庆勘定校址、谋划指导学校和附属医院建设工作，为重医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奠定重医基业的关键人物。今天向读者讲述颜福庆参与上海医学院分迁创建重庆医学院的决策始末。

中央决定将上医全迁重庆

1955年初，根据中央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方针和沿海城市基本建设一般不再扩建、新建的指示，高等教育部党组重新研究了沿海城市高等学校的分布情况和当年的基本建设任务，制定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并于3月30日上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

报告提出，“经与有关各方面协商，采取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适当缩小今后的发展规模，并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按照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情况，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新增新校等措施”，拟立即着手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区筹建13所学校。初步方案包括：将交通大学机械、机电等专业迁至西北西安附近设交通大学分校；将上海第一、第二两个医学院部分专业和师资迁至重庆附近新建重庆医学院；将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重庆设分校……

4月上旬，上医通过卫生部、高等教育部和上海市委接到关于迁院的指示后，时任上医副院长颜福庆、黄家驷等立即开展了相关工作。考虑到内迁重庆首要的是基建问题，颜福庆派总务长刘海旺于4月11日赴高等教育部、卫生部了解具体要求，接受相关任务后转到重庆联系建院事宜。同时，副院长李文将赴京参加4月14日至30日召开的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颜福庆请其抽空向高等教育部、卫生部有关领导进一步请示迁院建院问题。

4月26日，刘海旺与重庆市有关部门就重庆医学院建院问题进行了研究。此次会议纪要记载：“中央决定上海第一医学院搬来重庆，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医学院的规模将容纳4200名学生，须设置2100张病床，除重庆原有病床1000多张供学生实习，需要再建1000张病床的医院……工程要求今年作一部分，明年完成大部分，以便明年暑假从上海搬来，后年完成全部工程……”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也开始部署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高校内迁的动员工作。4月28日下午，上医召开院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扩大会）作迁院动员，包括院务委员会委员和附属医院、各系、各教研组负责人近60人参加会议。

会上，黄家驷报告了中央要求沿海高校内迁的背景和上医迁院的有关要求，强调国家对文化教育机关非常重视，迁院是光荣的任务。上医迁往重庆，1955年有1.5万平方米的建筑任务，计划办学规模为4200名学生，初步考虑分两年搬完，1956年搬基础部，1957年完成迁院工作。他特别提醒：“在未搬前尽量因陋就简，例如木器，不能搬去，所以决定原则停止购买木器，至于必要的仪器还是可以购买。”

就在上医开展迁院动员的同一天，在北京开会的李文写信给颜福庆、黄家驷，报告就迁院问题请示卫生部的情况：“据指示，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先将新型医学院建立起来，规模仍为4000人，病床为2000张。”李文返沪后在5月6日的院长办公会议上传达卫生部指示，再次肯定上医迁渝，1955年筹建面积1.5万平方米。

5月16日，时任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季钟朴司长专程到重庆，听取刘海旺汇报重庆医学院筹建情况，察看拟作为校址地块，明确指示建院工作要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进行，迁院工作要借鉴同济医学院内迁武汉的经验，充分作好动员。他特别强调：“上医全部人员都要迁去重庆，不要因取消上海医学院的名义，就降低了教学质量，要办成全国最新型的医学院。”

5月22日，李文、黄家驷两位副院长赴渝考察拟建校址和重庆市内医院情况。随后，上医于6月14日向卫生部报告，请求协调重庆市划拨原民国时期市政府的房屋，用于整合重庆市第一、第二医院，建设800张床位的教学医院和部分教室、实验室，以补充上医整体内迁后自建附属医院床位的不足。

上述各方面信息均显示，卫生部对上医的安排，是整体迁到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内迁的不仅包括学校师生，还包括医院和医疗人员。

努力争取保留上医

1955年5月19日至6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全面研究了文教卫生事业的合理部署、统筹安排问题。

会后，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于7月12日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了会议情况。在这份由毛主席批准签发的《林枫同志关于一九五五年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到：“关于高等学校的部署问题，认为原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新建的17所高等学校，应将其中14所改在内地新建，并具体安排了新建的地点和步骤。内迁的学校只限于四校（上海交通大学迁西安、青岛山东大学迁郑州、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北、上海医学院成立重庆分院），其余院校只作个别系科的调整。”

根据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确定的高校调整最新方案，上医虽然仍在内迁的4所高校之列，但表述变成了“成立重庆分院”。这个方案显然与卫生部此前指示的“全迁重庆”有所不同，由此也给上医的师生带来了困惑与混乱。

6月14日，正在北京送审《重庆医学院建院任务书》的刘海旺传回了新的消息，“关于迁校问题，中央正在考虑除学校人员和教学设备外，医院的一切设施均原地不动”，“建院总任务相关的定额和造价标准、医院迁移、设施搬迁等问题均没有明确的原则”，并建议“颜院长来京当面与部长谈，很有必要”。

考虑到在重庆的基建工作有诸多重大问题需要卫生部指示，且究竟是迁院或是建立分院也需要尽快明确，颜福庆于6月23日前往北京请示工作。

对于德高望重的高等医学教育泰斗颜福庆的到来，卫生部非常重视，相关领导和颜福庆一起，专门为上医迁院问题开了一次专题会。卫生部领导强调，中央决定在四川办两所医学院，除了四川医学院，还要建重庆医学院，具体是由上医整体迁到重庆，还是由上医在重庆建立分院，可以再考虑，请上医与上海市有关方面协商。

结束北京工作后，颜福庆于6月底乘飞机转道重庆，不管迁院还是建分院，基建工作都需要加快推进。而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原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在华东局撤销后主动申请到高校工作，并于6月下旬被派到上医，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回到上海后，颜福庆在7月11日向院长办公会报告了卫生部关于迁院与建立分院问题的指示。考虑到迁院或建院方案迟迟不定，将影响师生安心工作和学习，同时也影响重庆建院工程推进，颜福庆与早已相识的新任党委书记、院长陈同生做了坦诚深入的交流，毫无保留地阐述了他对全迁重庆或者分迁建分校的想法。

作为上医创始人，颜福庆陪伴上医近30年，呵护着上医从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到是去是留的选择关口。

1930年，上医当时还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就曾经面临医学院是留在上海还是搬到中央大学所在地南京的选择。最终，颜福庆选择了把医学院留在上海。

同样，上医也不是第一次长途迁徙。抗战期间，为了救亡图存，1939年，上医从上海出发、颠沛流离几经辗转迁到昆明白龙潭，一年后再度辗转到重庆歌乐山办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复员返沪。回到上海后，上医用了10年时间休养生息、发展提升，综合实力达到了全国顶尖水平。以1956年国家评定的一级教授为例，北京大学以27位名列第一，上医以16位名列第二，比第三名多出5人。当时全国医学院校共评定70位一级教授，上医占23%。从师资水平上看，上医无疑已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医学院校。

因此，这轮调整对上医来说，如果全迁重庆就意味着再次连根拔起，不仅离开熟悉的发展环境和优越的教学科研条件，而且失去了成熟且高水平的6所附属医院的支持，这样的“移栽”必然会让上医元气大伤。对上海而言，上医及其医疗人员的全迁也会对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保障带来不小的影响。

从接到迁校的指示起，颜福庆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全力开展重庆的建院工作，因为上医内迁是中央的指示，关系到高等教育布局和区域经济社会建设的大局，必须要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的安排。但如果可以在“全迁重庆”和“在重庆建分校”两者中作选择，颜福庆当然支持建分校，虽然上医分出一些力量免不了要受影响，但上医还能留在上海发展，又能完成在重庆新建一所医学院的任务，为新中国同时建设两所高水平的医学院，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听了颜福庆推心置腹的心里话，饱经战火洗礼与生死考验的陈同生被深深打动了，他强烈感受到这位70多岁老人平静话语中无法掩饰的对上医的深情与呵护、对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热忱与挚爱，下定决心要与他一起努力，在完成新建重庆医学院任务的同时，争取将上医留在上海。陈同生和颜福庆反复商量后，决定以上医党委的名义正式提出两种方案，积极向上海市委汇报，争取上海市委支持上医留上海并在重庆建立分院的方案。

8月上旬，卫生部向上医发来电报，催促学校加速内迁工作。同时，国务院二办批准本年度在重庆的基建任务增加1.25万平方米，连同原来的1.5万平方米，共2.75万平方米，任务十分紧迫和艰巨。陈同生和颜福庆等人一边积极推进重庆基建工作，一边为保留上医、建设分校的方案努力。

8月24日，上医院长办公会议再次讨论重庆医学院建院问题，并一致认为在重庆建立分院方案比较好，应积极争取。8月30日，上医党委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重庆新建医学院的意见》（简称《意见》），并于9月1日分别报送给卫生部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上海市委学院工作部、上海市委。

这份《意见》开篇就作了分析和表态：

在重庆建立一个医学院，并由我院负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明确指示，我院也正在进行设计工作，准备在今年第四季度施工。究竟是我院全部迁移或我院在上海的任务不变但抽出一部分力量在重庆建设一个新院，中央尚未最后确定。我院慎重考虑，认为从我院本身来着想，全院迁移的困难较小。如抽调力量建立新院，则一切设备均须新制，人力亦分散，困难较多。但从国家需要来考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需发展六个新的高等医学院校，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医学院，也早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计划。如果我院全部迁移，就需另建一医学院才能符合国家计划。其次，如我院全部迁移，全部教学人员和大部分医疗人员必须迁往重庆……必然影响上海市人民的医疗保健工作。根据以上理由，我们认为保留上海原有任务，同时抽调力量在重庆建立新院较为合理。

《意见》提出：“在中央未作最后决定以前，我们仍作为两个方案提出。”第一方案是全迁，即全院迁往重庆。药学系不迁，交由上海第二医学院领导。学生按先一二年级、后三四年级分两批（五年级学生留上海实习），教师按先基础教研组，后医疗、卫生、儿科分三批在1956—1957年迁往重庆。其中特别强调：“医疗系迁往重庆时，很多医院的设备为教学所必须，应带往重庆，希望在今年九十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派员来上海与我院及上海市卫生局及其他有关方面洽商决定原则。”第二方案是分迁，即抽调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具体来说是抽调儿科系全部和医疗系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

中央批准分迁创建重医

《意见》发出后，上海市委很快进行研究，并于9月26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建议考虑第二方案。

由于卫生部党组迟迟没有反馈意见和信息，陈同生于9月下旬赴京请示建院工作，并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找到周恩来总理，向他报告了上医面临的有关迁院与建院的问题。

根据陈同生自京返沪后在上医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对上医党委提出的抽调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在沿海与内地建设两所高水平医学院的方案，周总理予以肯定，并要求陈同生要按照方案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把这所新的医学院建好。

10月6日，卫生部党组派有关领导与陈同生一起对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方案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确定了领导干部配备、筹备委员会组建、学院领导关系等重点原则意见。在此基础上，卫生部党组于10月1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方案（草案）》。

草案同意了上医党委提出的第二方案并简要说明了理由：

我们重新研究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对该院在重庆建院或迁院两个方案的建议，考虑结果认为：第二方案即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比较更为合理。如上海仍保留第一医学院，重庆增加一个医学院则既可更多地培养卫生干部又能照顾上海市的医疗力量，不致因迁院而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也不违背高等学校合理部署，沿海城市基本建设一般不再新建与扩建的方针。

陈同生回到上海后，于10月27日主持召开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报告了在北京请示工作的情况，通报了抽调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的方案。他通报抽调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系全部、医疗系部分迁重庆。上海第一医学院设医疗、卫生、药学三系，重庆医学院设医疗、儿科二系。

（二）上海第一医学院负责新建重庆医学院的任务，负责调派熟悉业务的副院长一名，医疗系、儿科系主任各一名，全部课程的各教研组主任……重庆医学院未完全建成之前，院长由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兼任，以便于人员调配。

（三）重庆医学院所需要的高级教师及教学行政领导干部，应主要从第一医学院调派并尽量做到专任。

（四）重庆医学院的各种教学与医疗设备一般需新制，但如果第一学院有剩余可以调拨则应尽量调拨，以资节约。需要自行制备的教材，第一医学院有关部门人员应负责制备。

（五）请重庆市委、上海市委及上海第一医学院考虑加强重庆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积极负责筹划基建、干部教师调配、设备采购等工作。上海第一学院应即着手制订为重庆医学院逐年调配干部和教师的计划。

（六）重医所需教学人员由上医抽调2/3，其他单位抽调1/3。行政人员重庆市给其配备2/3，从上医抽调1/3。

（七）组建重庆医学院筹备委员会负责重庆方面的建院工作。颜福庆任主任委员，副主任两人，一为刘海旺，另由重庆市派一人担任。

11月5日，中央向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发出《复上海第一医学院在重庆建院或迁院的问题》01731号电文：“高教部、卫生部党组已提出了‘关于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的方案’。中央认为：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的意见是妥当的。”

至此，上医“分迁”建设重医的方案经中央批准正式确定。

（作者杨现洲系重庆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作者裴鹏系复旦大学档案馆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