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梁启超先生一篇慷慨激昂的《少年中国说》，即使过了一百多年，依然在激励着每一代少年奋发向前。

他是“公车上书”的发起人，是维新派的代表人，也是出品过多篇著作的文学家，更是涉猎广泛的“百科全书”。

众多标签集聚于一身，都是他劳碌一生的成果。梁启超的一生从幼时从师直至去世前的那天，就没有人看到过他曾有停下忙碌的身影。

或许过度的操劳导致病根早在他年轻时已埋下了隐患，使得他终究没能顺利再熬过几年去迎接花甲之年，于1929年倒在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榻上不再苏醒。

病如山倒，之所以这场病对于梁启超来说是一种漫长的折磨，不仅仅在于生病呈现出的症状，更是治疗过程的摧残。

他在去世前经历了割掉一个肾脏的痛苦，也遭受了拔掉7颗好牙的痛苦，可最终没能挽回他的性命。临终前，他交待大儿子梁思成，一定要将他和妻子李蕙仙合葬一起。

寒门弟子成变法领袖

后天环境就如培育花草的土壤，跟土质好坏影响着植物后续生长一样，它的优劣也影响着人成长的结果。

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的举人，他们以教书为生，家境条件依旧贫寒。

这样的环境并没有使长辈放弃对梁启超的教育，特别是爱国教育。

祖父自小对他非常严格，4岁时教读书写字，8岁前就能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还写得一手连大人看了都自愧不如的好文章。

他少年成才，12岁时便中了秀才，为门楣争光，是乡村邻里口口称赞的聪明孩子。

1889年，他又高中举人。仕途似乎很是顺畅。

可惜，在1890年的北京会试上意外失利。但也正是这次意外使得上天给他开了另一扇门。

考完试后，他在书店疯狂看书，以慰藉他考试失利的失落心情。一本《瀛环志略》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在书上看到了从未了解过的世界，从此打开了西学的大门。

因志趣相投，梁启超拜于康有为门下，走上了变法的大胆创新的道路。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梁启超等人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朝廷腐败，科举无望，像他们这样的有志青年若是报国无门，以后该何去何从？

康有为和梁启超经过深思后，联合上京赶考的举人上书光绪，要求变法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虽然上书结果不尽人意，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在做好万全准备后，梁启超等人又发起了“百日维新”。

因变法触碰到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的利益，最后还是失败了。结局是梁启超等人逃亡至日本避难。

虽然戊戌变法最终没能实现变法，却推动了先进思想的启蒙，为五四运动的发起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它虽有局限性但也具积极性。

从寒门弟子成为变法领袖，从始到终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在驱使着梁启超无畏艰难，一路向前。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梁启超先生的学识和胸怀值得大家敬之重之，而他的原配妻子李蕙仙，也是个配得上他的时代女性。

他临终的遗愿就是要跟妻子合葬一起，永不分离。除了有对妻子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还有着这些年对她的愧疚……

在梁启超高中举人那年，他和李蕙仙的缘分就此拉开。

那年的主考官李端棻对这位才子十分赏识，便想帮堂妹李蕙仙拉红线。

俩人认识两年后便喜结良缘。

说李蕙仙下嫁于梁启超一点也不过分。

梁启超当年还是个名不经传的年轻小伙，除了一身才华，别无优势。而李蕙仙的父亲是清朝三品官员，家庭富裕，跟梁启超的贫寒家境简直天壤之别。

从李端棻敢于介绍堂妹给梁启超开始，就知道李家并非看重门当户对。李蕙仙也早早知道梁启超的境况，没有一丝嫌弃，反而对他非凡的才华十分仰慕。

李蕙仙对新兴事物接受度高。她跟随梁启超来到上海后，两人创办了鼓吹微维新的《时务报》，且作为校长创办了女子学堂。

1898年，她还和康有为的女儿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妇女报《女学报》。新刊里有批判传统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残害，思想先进，敢为人先。

当时背景下，一个女子能有如此胆识和魄力绝对是少数。梁启超也时常对外夸赞自己妻子是“闺中良友”。

而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不得不去日本避风头。在日本逃亡期间，是李蕙仙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只有老幼的家庭。

李蕙仙在国内的精心打理，才使得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可以放心继续事业的打拼。外人看来，李蕙仙是梁启超无人可以替代的贤内助。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糟心的是，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还起过纳妾的念头，虽然最后没有纳成。

梁启超认为自己亏欠了原配妻子太多，是一辈子也无法偿还的。

在李蕙仙去世后，他曾写了一篇《祭梁夫人文》，以怀念两人的风雨与共的艰苦又幸福的岁月。

恶病缠身，无力回天

妻子李蕙仙去世后，他整日处在伤心悲痛的状态，加之过度的劳累，身心两重的受损使得梁启超突然病发。他没想到这一病，便是已经走在了去往极乐世界的路上。

随着身体愈发不适，他感觉到尿血的次数也愈加频繁。在家人劝解下，终于答应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从医生嘴里得知，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需要手术治疗。

尽管梁启超一向相信西医，但对于要“开膛破肚”的手术还是心有余悸。毕竟身之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随随便便让人破坏自己的身体呢？

于是，他找到旧年好友萧龙友。萧龙友是当时有名的中医名师，梁启超决定还是保守用中医疗法。

可是，他服用几剂中药后不见明显好转，急于康复的他，最终还是去了当时北京最有名的西医院协和医院。

但由于技术有限，拍出的X光片并不清晰。

医生说梁启超的一颗肾脏上有颗黑点，不排除是肿瘤，为了防止扩散转移，只能割掉一颗肾脏。

梁启超答应了。

这场割除肾脏的手术看起来是很成功，事发之后还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可是，这场手术并没有给梁启超带来幸运。他感觉病情愈发严重了。

相关医生陷入了思考，对他又做一次检查。有医生指出，是牙齿影响了病情的恢复，便拔了他7颗健康的牙齿。

后不见成效，又有医生认为是胃出了问题，便对梁启超实施了饥饿疗法。

一顿折腾下来，梁启超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并发了其他症状，身子极为虚弱。

因为梁启超在社会颇有威望，协和医院的各种“骚操作”使得病情加重的消息不胫而走，医院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之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已难以开口说话的梁启超让人帮自己拟文，帮医院澄清事实登于报上。

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西医是新文化的一种体现，他不想因自己的事情导致大家对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有所顾忌和质疑。

如此宽大的心胸，实在令人敬佩。

结语

一代名人，含泪给儿子留下了跟原配妻子合葬的小小遗愿，在56岁之前最后看了眼这个不舍的世界，带着病痛离开了人世。

臧克家曾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梁启超先生热爱祖国，敢于创新，勇于担责的精神，永远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