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萨摩藩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琉球江户朝贡开始延期——日本方面记载琉球王世系中也称尚育为“天保三年即位”，将隐退的尚灏称为“前国王”，并且1828年尚育致萨摩藩的起请文（请愿书）落款也自称“中山王尚育”。

在《中山世谱》道光八年（1828年）、十年（1830年）、十二年（1832年）条中，均有琉球赴中国进贡使面见道光皇帝的记载，道光皇帝“问国王平安”，进贡使均回答“国王平安”，而未及尚灏因病隐退世子尚育摄政之事。

在道光十四年（1835年）尚灏王病故，“以尚灏王付闻于中朝”后，“礼部传知圣谕：贡使回国，转知世子。国中的事好好辨。”清朝仍称尚育为世子。清史稿记载：“（道光）十七年（1838年），王尚灏薨，遣使往封世子尚育为王”。

可见在1835年尚灏病故后，尚育向清朝请求袭封，1837年清朝遣使册封尚育为王。尚育在摄政之前先向萨摩藩请示，在萨摩藩批准后才代替尚灏摄政，而尚育对清朝的身份一直是琉球国世子，直到尚灏病逝才向清朝请封。

这说明了清朝虽为琉球的宗主国，并没有对琉球国的内政进行直接干预。相反，通过武力侵略琉球的萨摩藩却对琉球进行了严密的控制。

尚育谢恩使团朝贡的预定

在尚育摄政后，琉球立即向萨摩藩遣使商议谢恩事宜，据《中山世谱》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为禀报进贡、谢恩事竣囘国事，遣紫巾官马氏幸地亲方良恩。八月初二日到萨州。十一月十八日帰国”。江户朝贡一般在将军袭职或琉球国王袭封的一至三年内进行。

从时间上看，除1634年第一次江户朝贡（实际朝贡地点为京都）是在尚丰王袭封13年后，时间跨度略远外，第二次到第十八次江户朝贡中，将军袭职或琉球国王袭封一年内和两年内进行的各有六次，三年内、四年内和五年内进行的有两次，九年内进行的一次。

江户朝贡日期确定的流程是，在将军袭职或琉球国王即位后，琉球先向萨摩藩交派遣使节前来朝贡的请愿书，再由萨摩藩向幕府老中汇报，最后由幕府决定琉球使节朝贡时间。

如有特殊情况，琉球需要征得幕府的同意后延期。江户朝贡的日期和萨摩藩参勤交代的日期关系密切。江户朝贡是在萨摩藩主导下进行的，萨摩藩需要充当琉球使团江户朝贡的先导，因此江户朝贡必须和萨摩藩参勤交代在同年进行。

另外，江户朝贡也会影响萨摩藩主参勤交代的日期。例如1705年（日宝永二年）以前岛津氏参勤交代到达江户的时间是四月份，而琉球到鹿儿岛的季风航行期是每年的六、七月份，因此为了配合琉球江户朝贡，1705年后岛津氏的参勤交代时间就从四月改为了六月。

谢恩使团的派遣时间

尚育摄政的谢恩使团原预定在1830年派遣，琉球方面前两年就开始进行准备，并进行成员的选拔和任命。《蔡氏家谱》的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十月初七日，奉命充为寅年赴江户仪卫正，此时有国故，延至辰年”。

《马姓家谱》（十二世马克承）中的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为赴江府谢恩，充任乐童子，位阶为若里之子”。

《翁姓家谱》中也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十月七日，为谢王世子尚育公承祧续统事尚氏丰见城王子朝春赴于江府之时奉命为乐正”。幕府方面也同样前对接待尚育谢恩使团的官员进行了任命，幕府方面的接待工作主要由“琉球人参府御用挂”和“御用取扱”负责。

在尚育王摄政后，日本文政十二年（1829年）八月二十二日，幕府任命老中松平周防守康为“来年琉球人参府御用”，1830年四月，任命御目付二人为负责琉球朝贡的“御用取扱”，足见幕府方面对琉球王国的江户朝贡的重视。

虽然琉球和幕府方面前为预定在1830年的江户朝贡做了准备，但此次朝贡还是因故推迟到了1832年。根据《中山世谱》的说法，延期的原因是，献给幕府的贡品发生海上漂没事故，不得不延期到1832年。但实际上延期的原因还与萨摩藩发生的财政危机有关。

贡品船的沉没

尚育谢恩的朝贡使团本计划于1830年出发，但是从中国返回的载有贡品的朝贡船发生沉船事故，导致贡品沉没，加之萨摩藩遭遇财政危机，因此此次朝贡被萨摩藩下令延期至1832年。

关于朝贡的延期，《通航一览续辑》中有如下记载：文政十二己丑年八月廿二日，因来年秋琉球人参府，命老中松平周防守康任为御用扱，翌年天保元庚寅年四月六日大目付御目付获同令，然因今年贡品与洋中漂没，本月廿八日岛津齐兴致信松平周放守辰年参府，辛卯年七月二日因来年参府拜借金一万两。

幕府方面在1829年（日文政十二年）8月22日，命令老中松平周防守康任为1830年4月命令御目付二人一同接待当年冬天参府的琉球使团。

因贡品于海上沉没，岛津齐兴致信松平周放守商讨江户朝贡延期至辰年（1832年），并且幕府还借贷了黄金一万两给琉球作为朝贡经费。《琉球王使参上记》中收录的松平丰后守岛津齐兴给松平周防守1830年（日天保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书信中，也记载了关于贡品漂没和延期的原因：当年参府之时，依据先例，所备贡品由进贡船从中国准备。

然归帆之时，贡品不幸漂没洋中，二人遇难，贡品于当年备齐甚是困难，当年赴中国贡船业已出航，虽归航亦不及也。来年出帆之贡船，后年辰年归帆，辰年参府犹可备齐贡品，愿请辰年参府，且辰年为予参府之年，可一并前往。

根据上述记录，1830年从清朝返回琉球的进贡船遇险，预定作为江户朝贡贡品的货物全部沉没，因此无法在1830年进行江户朝贡，不得不重新准备新的贡品，但是当年赴中国的进贡船已经出发，要1831年才能归航，而1831年出发的进贡船又要等到1832年才能归来。

因此江户朝贡时间更改为进贡船返回的1832年。一般来说进贡船在五月左右返回琉球，朝贡使团六月出发，从时间上看是来得及准备进贡品的。

使团推迟派遣两年进行，一方面是因为贡品漂失需要时间重新准备，另一方面也与萨摩藩主的参勤交代日程有关。正如上文所说，琉球使节江户朝贡是在萨摩藩主带领下进行的，萨摩藩主作为琉球使团的先导需要前到江户。

而根据参勤交代的规则，萨摩藩主每隔一年前往江户，为了和萨摩藩参勤交代时间一致，使团推迟到了两年后的1832年出发。

不过“贡物漂没”究竟是否是导致使团延期派遣的主要原因，还应另作讨论。琉球作为海上贸易枢纽，每年都会向各国派遣航海船只，对于被称为“万国津梁”的琉球来说，应该充分考虑到进贡船延期或遇险导致的延期风险。宫城荣昌也指出，琉球王国鉴于航海风险，会在某种程度上前准备向幕府进献的贡品。

而且从1832年琉球献上贡品的目录看，琉球制造的太刀、各种布匹等特产占据了一大部分，因从中国返回的贡船沉没尚不至于导致无物可献的地步。

而且《通航一览续辑》主要是由幕府方面记述编纂而成的，未必能够体现萨摩藩和琉球方面的真实意图。萨摩藩岛津氏作为“外样大名”，能否对幕府据实相告尚未可知。因此《通航一览续辑》中所述的“贡物漂没”的理由，未必是导致延期的主要原因。

《清史稿》中时有关于琉球进贡船、接贡船遇难，清廷进行抚恤的记载，但是在琉球幕府申请延期的1830年（道光十年），并没有关于进贡船遇险的记录。

《中山世谱》在道光十年中有如下记述：“本年（1830年），为禀报进贡使回国事，遣耳目官毛氏我谢亲云上盛保。六月二十七日到萨州，八月十八日，在该地病故。”并未及进贡船遇险贡品沉没的情况。因此，“贡品漂失”可能并不是让推迟江户朝贡的最主要的原因。

随着近年来新史料的发现与公开，特别是《尚家文书》中的《御国元御使者孙左卫门殿御内用日记》的公开，为探究琉球向幕府出延期进行江户朝贡的真实原因供了新的史料。

总的来说，萨摩藩在天保年间开始以该藩家老调所广乡为主导的天保改革，其中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偿还债务、货币改铸、境内特产的商品化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奄美岛砂糖的专卖化。但是，由于萨摩藩财政状况的恶化，琉球江户朝贡延期、琉球砂糖的增产及专卖化也成为改革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