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祖主政的二十余年间，得益于明朝一息尚存，朝鲜始终坚守“慕华鄙夷”的对华观。然而，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彻底失去了尊奉的上国。此时，朝鲜君臣则适时地提出了“尊华攘夷”思想，即继续敬奉已灭亡的明朝为中华，同时北驱满清夷狄。

显而易见，“攘夷”思想已不同于昔日贱夷、鄙夷之思想，然则此次思想变革的原因和表现分别是什么？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本章将进行具体讨论。

提出的原因

两乱之后，朝鲜国内反清意识浓厚，孝宗即位之后，即提出了“尊华攘夷”的思想。究其原因，共有三点：第一，长时间遭受清朝军事压制，激发了朝鲜上下反清攘夷之意志；第二，朝鲜义理学者宣扬“春秋大义正统论”，尊华是朝鲜王朝正统存续的前提；第三，孝宗国王曾身陷囹圄，饱受清朝欺辱，个人反清情绪浓厚。

军事受制于清朝

自仁祖于南汉山下行三拜九叩之礼以来，清朝与朝鲜以盟约形式建立了君臣父子关系，但是朝鲜暗通明朝却并未就此而止。因此，清朝屡屡要求朝鲜出兵助其伐明，并将朝鲜军队开赴战争前线，同时调遣朝鲜军队为其提供后勤保障，令朝明两国同室操戈，进而从伦理层面彻底割断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君臣关系。

朝鲜迫于压力，助清伐明。在清军于南汉山城下尚未撤兵之时，皇太极就昭告朝鲜，将随时征召朝鲜军队助清作战，将清朝干涉朝鲜军政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仁祖十五年（公元1637年），清朝攻打皮岛，要求朝鲜给予水师支援，朝鲜迟迟不肯发兵，仁祖痛惜道：“既不能赴死于本国之战，岂有为清兵先登之理乎”，深感有愧于明朝世代恩泽，但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不得不派遣水师助战。仁祖十六年（公元1638年），清朝对明朝发动宁锦大战，再次要求朝鲜派军支援，仁祖继续寻找百般理由延迟、推脱发兵，皇太极怒不可遏，致信威胁朝鲜，并对仁祖大加斥责，仁祖只得再次派遣军队助战。

虽然朝鲜硬抗清朝压力，希望恪守与明朝之间的君臣大义，奈何自身实力不足，只得忍受清朝接连插手军政大事。此外，清朝令朝鲜与明朝自相残杀。仁祖十九年（公元1641年），明清两国正处于松锦战役的关键时期，清朝要求朝鲜军队直接开赴前线战场对明作战。

对于此次朝清军队合击明朝，皇太极深感满意，特地赏赐朝鲜军队，并诏令仁祖嘉奖朝鲜官兵，以体现厚待之意，从而达到离间朝明关系的目的，使得朝鲜从道义上加速脱离明朝。清朝不仅命令朝鲜出兵作战，还驱使朝鲜军队为其保障后勤。

仁祖十八年（公元1640年），清朝为筹备与明朝的松锦决战，要求朝鲜供应大量粮草，朝鲜无奈只得照办，但奇怪的是朝鲜运粮船却接二连三地出现翻船事故，黄海道、京畿道等地上报称：“船一时败末，所载军粮、军器等项并皆漂失”，以至于不能按时提供粮草。

船只沉没本属于偶发事件，如此频发必有蹊跷，清朝对此深感怀疑，认为定是朝鲜从中作梗，意图延误清朝战机。甚至皇太极都愤然言道：“朝鲜之为国，反复无常”，并下令清朝官员随船监督朝鲜运粮，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军事羸弱导致朝鲜处处受制于清朝，被清朝玩弄于股掌之中，而这也成为孝宗时期“尊华攘夷”思想发端的重要动因。

春秋大义“正统论”

坚持奉明朝为中华正统，这是孝肃时期“尊华攘夷”思想源起的理论基础。朝鲜自诩为小中华，其存在的前提是获得大中华的肯定，因而朝鲜王朝自立国以来便尊奉明朝为大中华，以期获得身份认同。

当明朝覆灭，满清夷狄占据中华之地，朝鲜失去了立国之本时，其国内义理学者不得不以“春秋大义正统论”为思想武器，追思大明、尊周思明，从而强化“小中华”地位，进而解决自身的王权正统危机。“正统思想”源自朱子，强调华夷有别，为朝鲜义理学者所接受。程朱理学自丽末鲜初传入半岛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早已深入人心，朝鲜性理学者对于朱熹的正统论思想自然了然于胸。

朱熹在其《资治通鉴纲目》中首次提出了“正统”思想，他认为自古以来享有正统地位的王朝无外乎两个特征：第一，必须由汉族建立，夷狄所建之国不在正统之列，以体现华夷有别之理；第二，必须是大一统王朝，问鼎中原，统率四海，幅员辽阔，国祚长久。朱熹甚至认为自三代以来，唯有秦、汉、晋、隋、唐称得上正统，南北朝及五代均算不得正统，更别说五胡十六国等夷狄所建之国。

南宋一朝，饱受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只得偏安一隅，朱熹立足于时代，主张“尊华攘夷”之思想，提出了华夷有别之论断，高举北驱夷狄、平定天下、一雪前耻的大旗，根本目的还是捍卫正统。大儒宋时烈是朝鲜宣扬“春秋大义正统论”思想的领军人。

宋时烈穷尽一生研习朱熹思想，其认为朱熹所处时代与朝鲜所遇之情势类似，都是夷狄染指中国。而朱熹的一言一行皆可遵照，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在明清鼎革之乱世，宋时烈毅然决然地扛起了正统论的大旗，宣扬春秋义理。

同时，宋时烈强调华夷有别，并宣称大明乃中华正统，清朝是夷狄之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奉大明、斥满清实则天经地义之举。宋时烈继而还提出了攘夷思想，称夷狄进居中华，“盖夺取中国之地，左衽中国之民，非仇而何”。因此，为明朝报仇雪恨，重新恢复中华秩序，建立中华正统之国，是小中华的责任和义务。

质子生活之屈辱

“两乱”之后，朝鲜统治阶级继续坚持“慕华鄙夷”思想，清朝对此则心知肚明。因此，清朝在武力征服之余，要求朝鲜将世子作为人质送至沈阳，希望通过左右王位继承人的方式，使得朝鲜上层统治阶级倒向清朝，继而彻底收服朝鲜。

然而，此举却激发了孝宗内心深处的反清思想。孝宗国王曾随其兄长昭显世子入质沈阳，受到清朝严格的人身管制。据《南汉山城条约》记载，清朝要求朝鲜将世子送到清朝作为人质，一旦有不测发生，便可立朝鲜质子即位。

仁祖十五年（公元1637年），孝宗及其兄长昭显世子李滢一众百余人到达沈阳，开始了长达近八年的质子生活。在此期间，清朝对孝宗等人严加看管，所谓“入处客馆，八王及其皇帝各遣人把守馆门”，以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此举意在向朝鲜表明，朝鲜国家的未来掌握在清朝手中，切记不要肆意妄为。

孝宗质子住沈阳期间，生活困苦不堪。仁祖十六年（公元1638年），孝宗等人住沈阳已过四年，此时正值明清决战之际，清朝宣称自身军粮不足，难以继续满足孝宗等人的生活需求。结果“沈阳馆中上下人员，艰苦万状”，仁祖得知此事悲痛万分，只得下令为孝宗等人加急运送生活物资，缓解质子馆众人窘况。正当此时，清朝还宣称此后不再为质子馆提供粮食，令其自耕自足，孝宗对此愤然抗议。

即使如此，清朝还是不为所动，直言提供四年食宿已然是皇恩浩荡。孝宗等人身为王公贵族，在清之境遇却如此悲惨，这无疑助长了其内心的“攘夷”思想。八年质子生活使得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其内心早已积聚起“尊华攘夷”的信念。

孝宗的一生与清朝入侵紧密相关，九岁遭逢丁卯胡乱，十八岁又遭丙子胡乱，十九岁入质沈阳。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受尽屈辱。身陷如此悲惨境地，孝宗怎能轻易释怀，不由得高呼“怨尤何敢及天人，自耻无谋到死滨。此日不堪燕质泣，何时重观汉仪新”，愈发仇视满清夷狄，“尊华攘夷”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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