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提到邓小平的妻子，很多人都会想到卓琳，然而这其实已经是邓小平的第3段婚姻了。

邓小平的第2位妻子叫做金维映，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只是1938年赴苏联学习后，就再无讯息。

直到后来，她的弟弟和儿子多次走访，才终于揭开了当年这段往事。

那么这位传奇女性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革命阿金

1904年，金维映出生于浙江舟山。

由于家中贫困，出生时又正好赶上荒年，所以金维映自小就帮父母干活，靠着扎花和制作锡箔纸挣钱。

后来凭借卖家具，她终于筹够学费，进入了定海县第一女子小学读书。

由于早早接触了社会，知道人生苦楚，所以她性格极为伶俐，学习也认真，很得校长和老师们的认可。

在她小学毕业时，校长亲自资助，把她送进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为了感悟恩情，她选择回校教书。

也正是在该校学习和任职期间，金维映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启蒙，内心燃起了革命之火。

1926年金维映加入我党，并与另外5名同志，在年末成立了中共定海独立支部，使得定海拥有了自己的党组织。

此后，金维映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开展革命工作，组织工人与资本家们进行了顽强斗争。

也正是在她的帮助下，当地工人和渔民们才能联合起来，发动反霸除恶运动。

很快，定海就成为了浙江革命的一面旗帜，而金维映也有了一个绰号，“定海女将”。

不过金维映本人，更喜欢同志和群众喊她的另一个称呼，“小金”，因为这个称呼叫起来更显亲近。

除了亲近群众亲近党之外，金维映还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时，金维映不幸被捕，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只不过无论敌人如何逼问，金维映都一口咬定，自己在杭州和宁波两地奔波只是为了探亲。

敌人无法确认她的身份，而她的亲人又在外面多番经营，最后才成功用一笔钱把她保释了出去。

可谁也没想到，刚刚出狱的金维映，就又提出要独自奔赴“虎穴”。

要知道当时的上海可是正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许多人逃之不及，甚至有些信仰不坚定的同志，脱离了组织。

可是金维映却不同，她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道上海的地下工作难做，就更要过去把她撑起来。

最后，家人拗不过她，也被她的革命意志打动，就让她去了上海。

在上海工作期间，金维映亲眼看到了纺织女工们被资产阶级剥削，革命之心愈发坚定，组织了大罢工等行动。

她在当地开办的平民夜校，更是为我党吸纳了不少同志，对当地革命起到了不小的助力。

当然，此次前往上海对金维映来说，还有另一个的意义，那就是接触到了邓小平，为两人的婚姻埋下了种子。

邓小平与金维映的渊源

邓小平曾有三段婚姻经历，分别是与张锡媛、金维映以及卓琳。

第1段婚姻是在1928年，邓小平与小自己三岁的张锡媛在革命中相识，最终喜结连理。

当初为了给他们二人庆祝，周总理和邓颖超等同志还在上海一家四川馆子里，给他们举办了一场酒席，十分热闹。

结婚之后，邓小平夫妇和周总理夫妇住在一起，住在楼上的邓颖超还曾打趣过他们，

“自打结婚后，整天听你们说说笑笑的。”

邓小平也不害羞，坦然回应，“年轻人自然是要说说笑笑。”

由此也可以看出，邓小平与张锡媛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令人惋惜的是，1929年张锡媛生产的时候，难产得病，最终去世了，女儿也不幸夭折。

这给当时的邓小平带来了很大打击，直到好几年后，他才逐渐走出来。

后来，在上海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与金维映相识，又一同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当时出于革命需要，金维映扮演着邓小平夫人的角色，时间长了双方萌发好感，最终也就走到了一起。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两个人并没能走到最后，两年多以后就离婚了。

再往后，金维映和早期革命领导人李维汉走到了一些，邓小平则是在回延安后，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

两人有了各自的新生活，但是革命同志的关系却并没有疏离。

1972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赣南参观的时候，就曾多次提起金维映。

当时他是这么和当地县委负责人说的，“苏区时期，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还有印象吗？”

然而时间毕竟过去了太久，而金维映1938年前往苏联后，也没有信息传回，因此当地县领导也只能茫然地摇摇头。

只剩下邓小平，在追忆往昔时叹息。

将目光转回金维映，很多人都不知晓，这位了不起的革命女性，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亲历者。

不仅如此，她还生下了长征之后的第一个“红军娃”，也就是与李维汉的孩子李铁映。

只不过当时革命形势十分艰险，金维映和李维汉又肩负重任，无法照顾好孩子，于是只能将孩子托付给一位乡亲。

原以为只是短暂的别离，谁也没想到这一次母子分开就是永别。

1938年，金维映积劳成疾，党组织便派她去苏联，一边学习一边养病。

可病还没养好，金维映就赶上了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当时一枚炮弹正好落在了金维映的住所，她不幸丧生。

1941年金维映去世后，家人并不知道这个讯息，直到后来消息传回，众人才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一个木箱子的故事

说起来，金维映的一生属实坎坷。

由于当时时代动荡，所以她和李维汉结婚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木箱子。

后来夫妻俩跟随大队伍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金维映一直把箱子随身携带，用来装一些衣服和文件。

直到生下李铁映，母子即将分别，金维映才选择把箱子留给了农民一家，还在箱子里尽可能多地装了一些生活用品。

那么箱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后来，这个箱子被送到了陕西省志丹县党史办，人们才知道箱子里不过是一些尿布，和几套红军的衣服而已。

尿布是照顾孩子所需，至于红军的衣服，则寄托着金维映对孩子的爱与期待，她希望孩子也能走上革命之路。

事实上，李铁映的确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不仅早早入党参军，后来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由此可见，金维映或许缺席了李铁映的成长，但是并没有缺乏教育，她用行动为表率，给李铁映上了最宝贵的一课。

其实不仅仅是李铁映，就连他的孩子，也仍旧受着金维映的影响，那一篇“缅怀奶奶金维映烈士”，情感十分真挚。

在孙辈的人看来，奶奶金维映主要在三方面给他们做了榜样。

第一，无私忘我，在革命紧要关头，敢于挑起千斤重担。

无论是早期在定海领导革命工作、前往上海支撑革命，还是在长征的紧要关头，一力负责宣传和征粮。

都足以证明，在金维映身上，有着一份勇气与担当，可以说，她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

第二，以身作则，不畏艰险，敢于艰苦奋斗。

长征之前，金维映出色完成了征粮任务，不过那些粮食依旧难以支撑红军扛过整个长征。

所以，粮食得省着吃，为了表达节粮决心，金维映写信给红色中华报，号召大家节约粮食。

她自己也以身作则，从自己原本就有限的份额里，每天省下二两粮，以此来支援革命。

她与毛主席等人共同签署的“签名协议”，格外有说服力，也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他们才能走完长征。

第三，体恤人民，坚决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我们前面也提到，红军非常缺粮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贫困的侗族人民时，我军还是把粮食分给了他们。

不仅如此，当时金维映等少数女红军，更是把自己仅有的衣服和日用品，也都留给了那些可怜的女孩子。

直到今天，当地群众还铭记着当年红军的恩情。

他们不仅将当年红军住过的老房子留了下来，甚至还专门把金维映等人居住的那条街巷称为女红军街，以做纪念。

至于受到金维映等人感召，加入红军的人就更多了，或许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好诠释。

只要精神不倒，一个红军倒下，还有千千万万个红军站起来。

金维映何止是孩子们的榜样？她更像一个时代女性的标杆，是值得国人共同学习的榜样。

值得纪念的女红军们

其实，值得尊重与学习的不仅仅是金维映，还有参加长征的每一位女同志们。

1934年，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前，对于参加长征的女同志们，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首先，得有强壮的体魄，能适应各种艰苦的环境。

这点不用多说，无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都是对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考验。

其次，要有独立工作能力，能够做群众工作。

就像金维映等人，无论是在征粮还是在疏导群众上，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必须是共产党员，政治上更可靠。

这点也很好理解，此次战略转移意义重大，肯定不容疏忽。

而且长征路上艰险，有信仰的同志，坚持到最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经过这三重筛选之后，满足条件的女同志一共只有32人，其中还有两人因病无法参加。

因此最终定下的完整参加长征的女同志，一共只有30人。

不过后来随着局势发展，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撤离的时候，带着一支妇女独立师。

作为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这支队伍里有2000多名女性。

只不过令人感到悲痛的是，经过重重作战，这支队伍最后只有数十人活了下来，其他人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在这些参加长征的女同志中，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金维映一样，因为局势而不得不与孩子分离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说贺子珍。

最开始的时候，毛主席明确指出，这次长征是不许带妻儿的，所以贺子珍和孩子都得留在苏区。

在与部队别离的那些日子里，贺子珍一直关心着革命形势和毛主席的安全，心中十分担忧。

后来革命形势变化，贺子珍可以跟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一起出发，但孩子仍旧是不能带的。

为了革命，贺子珍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了苏区的同志，然后跟着大队伍出发了。

而贺子珍虽然从战争中扛了过来，但是身体也是伤痕累累。

1950年还曾被评为三级甲等残疾，后来更是长期在上海治病，饱受病痛折磨。

对于这些了不起的革命女性，我们应当报以更崇高的敬意，因为她们付出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男同志们更多。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钦佩，更应当为我们所自勉，希望大家都能从金维映等人的故事里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