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版《人世间》，周秉义和郝冬梅的爱情，让我们看到了，即便身份悬殊巨大，但只要有爱，就会相濡以沫一生，就会风雨与共无怨无悔。

这是人们对爱情最美好的向往。

《人世间》原著里，则更像真实的人世间。郝冬梅没有和周秉义厮守一生，她在周秉义死后，没到三个月就改嫁了，嫁给了和她同样是“红二代”，做着跨国生意腰缠万贯的富商。她又重新回到了属于她的那个轨道上。

《人世间》原著里，郝冬梅改嫁后，和周秉昆在大街上偶然相遇了。书中是这样写道：

秉昆和郝冬梅分开后，不知不觉流泪了。

他意识到了一个明确的事实——郝冬梅是他嫂子的这一层关系，历史地彻底结束了。因为哥哥周秉义的离世，他和曾经的嫂子再不会有持续的往来了。

周秉昆是简单纯粹的，他一时半会接受不了从“嫂子”到“冬梅姐”这么快的转换。

但梁晓声先生却犀利地总结道：“周秉义和郝冬梅的关系，就如同两条道上的车，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

读过《致橡树》的人都知道这句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附的富贵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纵观郝冬梅的一生，她一直都是一朵借高枝炫耀的富贵花。对于她的凉薄，我一点都不奇怪。

少年时借的是父母的权势

郝冬梅出生在高干家庭，父母都是老革命，新中国的奠基人。对于他们这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来的领导者，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是严厉的，也是强势的。也正因为此，郝冬梅很难被培养的自立自强。

她只要按着父母的要求按部就班，就可以享受到最优质的物质生活和无上的尊荣。

周秉义则出生在城市里最落后的角落——光字片，周父周母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市民，给他未来的生活带不来任何助益。

所以周秉义从一开始就知道，想要出人头地只能靠自己，他努力学习品学兼优，成了光字片唯一被保送到市重点中学的学生。

就是在这所学校里，郝冬梅和周秉义结缘了。周秉义的优秀，让郝冬梅对普通人家的孩子有了重新认识。

在她看来，周秉义是可堪大任之人，绝非池中之物。

这就是高干子女的优势，她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了权力的角逐，所以眼光是毒辣的，出手也必定稳准狠。

在高一的时候，郝冬梅就向周秉义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

周秉义却保持一贯的冷静，在那个年代，他作为建筑工人的儿子，也是自信的。他要求自己永远优秀，永远出类拔萃，他确信自己不缺人爱。

对于郝冬梅的表白，他清醒地意识到两家的门第之差，不能因为郝冬梅的追求就忘乎所以，还是保持纯粹的友谊更稳妥。

周秉义和郝冬梅本质上同属于一种人，都恪守规矩，凡事讲究分寸和原则。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友达至上，恋爱未满”。

直到后来郝冬梅去了一次光字片，恶劣的环境让她落泪了，她不知道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还有光字片这样的地方，她为自己父亲的失职感到羞耻。

郝冬梅的父亲是主抓城建的副省长，在听到郝冬梅对光字片脏乱差的描述后，郝省长亲自来到光字片视察，并对街坊们说要改造光字片。

郝冬梅骨子里的善良让周秉义感动，对她产生了好感，他把郝冬梅的事讲给妹妹周蓉听，周蓉说：”哥哥，爱她吧！好好爱她，我认为你俩太是一对了！我盼望有一天她成为我的嫂子。“

在周蓉的推波助澜下，周秉义和郝冬梅谈起了温温吞吞的恋爱。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影院，看书就成了他们主要娱乐方式，两个人更多的是追求个人的长足发展，即便是在家拉上窗帘，也只是为了看那些被禁的世界名著。

原著中，年轻的周秉义也曾怀疑过他们的爱情：

听到这段话的冬梅，觉得周秉义侮辱了他们的爱情。那一次的分歧，让两个人都意识到，爱情对于他们更像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原著结尾处梁晓声先生借周蓉之口对两人的结合做了注脚：

落魄年代她依附于周秉义

文革一开始，郝冬梅的父亲就被打倒了，郝冬梅也成了“黑五类”，这时候只有周秉义陪伴在她身旁。

高考取消后，周秉义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建设兵团，郝冬梅也跟着去了建设兵团旁边的村庄插队。

郝冬梅已经习惯了周秉义的存在，对郝冬梅来说，周秉义对她不仅是爱，更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依赖。

一年后，周秉义因表现出色被调到师部宣传科，又很快被下来考察的明副政委看中，要调他到军区，一去就是副团级。

这么诱人的条件，是每个下乡知青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周秉义为了郝冬梅却放弃了。

这更能看出郝冬梅的挑人之准。她知道周秉义是个重情重义，稳妥可靠之人，绝不会弃她于不顾。

那时的周秉义是建设兵团的干事，郝冬梅只不过是附近农场的普通知青，他的地位明显高于郝冬梅，在那段知青岁月里，有了周秉义的关照，郝冬梅才得以平安无虞的度过。

高考恢复后，两人都考上了大学，周秉义更是成了北大的高材生。

郝冬梅的父母也平反了，又恢复了工作。原著中，她的父亲已死，母亲金月姬是副部级离休干部。

这时周秉义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原著中有段文字对他的心理描述很精准：

爱情本来不是理性的事，但他们的爱情考虑更多的是情感以外的东西，更多的是谁攀附谁，对谁更有利的问题。

成年后攀的是周秉义”权“的贵

金月姬一开始并不看好周秉义，还对郝冬梅发了一回脾气：

冬梅不解释不分辨，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默然一笑走开。

等后来金月姬在和周秉义的共同生活中，发生了改观，她也认为周秉义是可造之才。

在金月姬的干预下，周秉义从清水衙门调到了军工厂任党委书记，成了正厅级的实权人物。

为了挽回濒临倒闭的军工厂，也为了仕途上更进一步，周秉义只身前往苏联去寻求机会。

他签下了一单拆舰合同，能为军工厂创造不少效益，以解燃眉之急。

跟着周秉义大功告成归来的，还有他在苏联的花边新闻。

原来周秉义在应酬中喝坏了胃，住院后结识了一位名叫奥里亚的女医生，并通过奥里亚，才顺利签到这单大生意。

在离开苏联时，奥里亚为他举办了饯行宴，两个人借着酒精的作用，拥吻在一起。

花边新闻被记者登载在头版头条，冬梅拿着报纸质问周秉义，周秉义推却说，都是喝酒的原因，再说这也是当地的礼节。

聪明如郝冬梅，她当然知道这绝不单单出于礼节，但也只不过让母亲敲打周秉义，擦枪不能走火，便按下不提。

即便明白真相，郝冬梅又能怎样呢？金月姬已经退下多年，并且日渐老迈，而她的人生要想继续做“富贵花”，也只能攀附在周秉义的身上。这一点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晚年时她攀的是有钱人的“贵”

周秉义当了一辈子的官，并且越做越大，这让金月姬和郝冬梅备受尊崇，一直活在别人的艳羡中。

可等到周秉义得了胃癌，从官场上退下来，郝冬梅竟前后判若两人。这个即便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的”贵女“”官太太“，开始愤世嫉俗，动辄骂娘。

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心情常常被破坏的一干二净。

原著中这样写道：

郝冬梅最痛恨的，是某些”官二代“”官三代“利用老一辈的名望和影响力脚踩官商两只船，为聚敛家族财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认为这是往先辈的经历上抹黑。

与其说郝冬梅痛恨那些人，不如说她痛恨别人比她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郝冬梅和周秉义结婚后，一直住在金月姬的二层小洋楼里，金月姬去世后，她搬进了单位分的房子里，周秉义则发扬高风亮节的精神，没向组织伸手要房。

周秉义在位时，郝冬梅没说什么，可等到周秉义退了，她却一再催促周秉义向组织上伸手要房子。

周秉义说等他的房子分下来，就把郝冬梅的房子退给学校。郝冬梅急了，说，那些王八蛋都在国外住豪宅了，我多要一套房子怎么了 。

退休后的郝冬梅受同学的邀请，带着周秉义去了欧洲。当年的中学同学多是高干子女，无论后来上过没上过大学，如今基本上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人，有的在国内呆腻了，就移民到国外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他们对冬梅表示同情，甚至是怜悯。像郝冬梅这样从老处长位置上退下来的人，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异类。他们问郝冬梅为何把日子过得这么惨，还说只要需要帮忙，一定不遗余力。

周秉义看得出来，那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

在周秉义眼里，他们都是同类，虽然四十多年不见了，但他们对冬梅的真诚，热情，友好和亲密还是远在一般人之上。仿佛同一个窝里长大的小猫小狗，一经确认，便毫不见外，根本没有沟通障碍。

欧洲之行让郝冬梅重新建立起与发小的友谊，也让她的心情难以平复。

回国后周秉义胃癌发作，很快就去世了。

三个月后，周蓉收到了郝冬梅的短信，希望她能当自己的伴娘。郝冬梅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她的欧洲朋友介绍的，和她一样是”红二代“，有自己的家族生意，朋友对冬梅说，父子俩的生意做得很大，都是出国越久年岁越大越爱国的华侨。

郝冬梅对周蓉说：”我是为你哥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他临终前，要求我答应他这么做。当然我自己也需要重新找到归宿。“

周秉义临终前和郝冬梅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去世不到三个月，郝冬梅就改嫁他人。

如果郝冬梅深爱周秉义，怎么也要给上一段婚姻留一些空窗期，不可能这么快就进入下一段婚姻。

如果她爱富商，也不会这么快闪婚，之所以这么快结婚，只是想要依附富商的”金贵“。

写在最后

郝冬梅从小生活在父母的光环下，依附在父母的权势上。她从一出生，就习惯了这种优越感。

在那个落魄的年代，她只能攀附着工人家庭出身的周秉义，才能在生活上得到照顾，政治上得到庇佑。后来，母亲权力的余温也只能通过提携周秉义才能得以发挥。

到了晚年，周秉义没了权力的光芒，她就开始嫉妒曾经的那些同类。国外的旅行让她看清了时代的变化，她明白唯有抓住金钱才能重新做回”人间富贵花“。

郝冬梅一生都在依附他人，内心从来没有自立过。她想活在别人的羡慕中，只能靠不断的攀附才能实现。

她在周秉义死后不到三个月就改嫁富商，这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