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不管风骤雨急，秃笔“挥天舞地”

□ 季风

编者按

1982年的秋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迎来第一个金秋，《延河》编辑徐岳下乡组稿，听说有个年轻农民会写作，虽然写乡政府广播站用的新闻稿子，但抱着有枣没枣都要打上三杆子的想法，找到了冯积岐的家。冯积岐当时要和媳妇一起去田地里抢收庄稼，紧张繁重的秋收劳动，让夫妻俩见到省城?的不速之客，不是火辣辣的问候，但还是礼貌地接待了。冯积岐让妻子单独去地里劳动，他俩踩着满脚底的苞谷棒子上炕，谈着有关写作的话题。等妻子回来准备午饭的时候，冯积岐才拿出了自己的几篇习作。客人被他妙笔生花的内容吸引，并带走了一篇。1983年5月，那篇题为《续绳》的短篇小说刊发在当期《延河》杂志上。从此也激起了冯积岐更大的写作热情，隔三差五地投稿，但却收到一份份的退稿信。他并没有因为打击而停止写作，后来短篇小说《舅舅外甥》发表，并被各种选刊转载，人生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被特招为文学编辑，也不再在责任地里种植苞谷。后来转为专业作家后，他写了上千万字的作品。据粗略统计，中短篇小说大概300余部、长篇小说15部。这40年持续写作生涯中，对作家冯积岐来说，绝对是一个人生的大丰收。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编辑）

对话嘉宾：冯积岐（著名作家）

1953年生于岐山县北郭乡陵头村，原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组组长。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人民文学》《当代》《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数十种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部），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选载并获奖。著有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村子》《遍地温柔》等12部，并出版了8卷本长篇小说文集。

冯积岐和妻子在书房

冯积岐和著名作家刘醒龙、裘山山在武汉

冯积岐和陈忠实、贾平凹在《沉默的季节》研讨会上

冯积岐（第一排左二）和陈忠实、李星等陕西作家在西安

和著名作家莫伸在壸口

在故乡岐山县农村

季风：听说最初小说写好之后，您还不知道投稿，您的处女作《续绳》在《延河》发表后，一下子在农村的地位和生活彻底改变了？

冯积岐：确实是那样的。第一次发表给了我极大鼓励。刚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缺粮吃。我所在的生产队大概有一百多口人，一年小麦产量只有两万多斤，除过公购粮外，每人只能分一百多斤小麦。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一家四人收获了四千多斤小麦。吃粮问题解决了，农民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改善了。地位自然提高了。《续绳》就是写那个时期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化的。

季风：凭借处女作的发表，您的文学才华被更多人知道并认可。1984年调到乡政府，当上了广播站的站长，短篇小说《舅舅外甥》的发表，被特招为《延河》编辑，您是唯一以农民身份进入省直专业机构的。是这样么？

冯积岐：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了六十多年，我是唯一从农民到作家协会的。其他的作家编辑，要么是从有编制的单位调来的，要么就是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我以农民身份进了作家协会之后，省人事厅给我解决了编制，进入了体制。这样我成了国家干部。

季风：因为您对农村生活有着切身体会，专家评价您作品沾满了炊烟的香气，沁着泥土的原味，您是否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位作家？

冯积岐：1968年时，我初中毕业，那时才十五六岁，就在生产队做了农民。直到1995年，我的妻子和儿子通过“农转非”进省城，我把自家7亩责任田交还给了生产队，不再和农具打交道，彻底脱离了土地。算起来，我在故乡的土地上奋斗了27年才进入城市。

季风：您的长篇小说《村子》出版，并上下一致获得了好评。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叫松陵村的村子，并以独特视角，展现了农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心灵变迁，在走向现代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磨难和困境，这是您第几部长篇小说？

冯积岐：按出版时间算，《村子》是我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是1992年动笔、1995年完成，辗转了5个出版社，在2000年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长篇《逃离》，是在1996年动笔，1999年完成，直到14年后，也就是在2010年才出版。《村子》是我2001年动笔，2005年完成，2007年出版的。

季风：有人说“您的写作，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稿纸上写出来的”。10年前退休后，还给自己制定的写作任务是：一天至少要写5000字。您如果没有对文学的热爱，没有那份坚持与执著，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是这样的吗？

冯积岐：是的。我对文学的初衷是喜欢。当初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只是从喜欢读小说，再到喜欢写小说。后来成了专业作家。我活着的意义，就是写作，写作就是活着。

季风：您在陕西作家里，被承认说是吸收现代小说成分较多的，包括在独特的生存状况和经验方面上，是已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套写法，您给大家谈谈自己这方面的体验。

冯积岐：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是和自己的体验、阅历、性格、艺术师承等因素息息相关。我从11岁开始读小说，那时读的是当时的革命文学。1975年，我还在当农民的时候，我的初中同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他给我弄来了《罪与罚》《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外国文学，特别钟情于现代主义的小说作品，尤其喜欢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作品。

有人说，我是用最洋的技法来表现中国最土的农村生活。我觉得现代主义不只是一种技法。现代主义是一种意识，是一种精神。现代主义是生长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中的。我的作品中之所以有现代主义技法和精神，是因为现实主义不足以传达我对这个时代、人生、人性的认知。这也是和改革开放后，中西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融合相关联的，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的变化相关联的。我认为，李白、杜甫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同样福克纳、乔伊斯、卡尔维洛、萨拉马戈等作家，既属于他们本国的，也属于这个世界的。文明的成果是世界共享。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消化现代主义，怎么很好地融入到传统中去。

季风：故乡是您在写作上的“背靠点”，也是精神支柱。您塑造的每个文学人物，都强烈地带着自己故乡的烙印。您在省城生活几十年，依然是一口地道的西府腔，保留着农村人的朴实、善良。您觉得中国的城市就是一个大村子，很多时候依旧保持着农村生活的习惯，是这样的吗？

冯积岐：每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的经历体验，决定着成为作家后的写作面貌。我体验最深刻的是农村生活。我虽然在省城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始终没有融入到这座大城市。这不仅仅是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仅是城乡文化的差异，我依然没有捕捉到这座城市的脉搏和心动。

我以为自己可以是农民出身的作家，但绝不能是作家中的农民。一个作家的写作“背靠点”，不可能一生不变，最悲哀的是没有“背靠点”的作家，或者“背靠点”是一堆沙子，被风一吹，就四散而去。

季风：您退休后，恰恰是写作喷薄期的开始。您是最后一个专业作家退休，似乎意味着那个鼎盛的文学时代结束，有评论家感慨后继乏人，是这样的吗？

冯积岐：我们的专业作家体制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包括中国作家协会这种单位。我觉得，既然这个体制没有改革，作家协会还是要有作家的。我不想评价体制对于文学创作的利弊。事实上，我退休之后，陕西作家协会没有了专业作家。对于我个人来说，既然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就不存在退休与否。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直至自己的棺材板上钉上最后一个钉子，才是真正的退休，让我彻底休息了。

对于陕西以后“80后“”90后”的创作状况，我一点儿都不了解。我退休后，几乎不参加陕西作家协会的文学活动。我实话实说，我很少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只按自己的体验写作，听从心灵的吩咐去写作。

季风：您的作品写实性很强，以长篇小说《村子》等为代表作，直言农民没有尊严的生活，敢写人性善恶，探索现实的幽暗。评论家李星先生曾经无比担心地说：苦难生活会把冯积岐给压垮，因为他有着深刻的伤痛记忆，对苦难异常地敏感。著名评论家畅广元认为：“冯积岐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他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写文本，从内心来去做一个文学圣徒”。是这样的吗？

冯积岐：我在少年和青年的时期，确实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人生。我曾经把这些苦难用汉字排列组合变成艺术，但是我绝不是卖惨。我觉得我的苦难、我们父辈的苦难，只是我们这个民族苦难大河中的一瓢。我亮出了伤疤不是展览，而目的是去治疗它。我觉得，对于民族的苦难视而不见，或者麻木不仁，或者没有苦难意识的作家，不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家。我以前的长篇小说《村子》，也正是叙述了变革中农民心理变化、道德变化，以及经济变化，揭示了农民所承受新的心理重压。

一个好的小说作家，必须有能力把笔触深入到人物心灵的最隐秘处，揭示其幽暗之处。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诗人、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现实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因此，我们作家更有责任批判现实，揭露现实的阴暗面，这样，才会使社会变得更美好。《村子》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其他作品也是这样的。

季风：评论家认为您是一个“很洋气的作家”。说您是“老先锋作家”“，老”是指年龄，而“先锋”是艺术品质；您怎么看待自己被说的“洋气”和“土气”的说法？

冯积岐：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陕西作家协会的时候，就有人就揶揄陕西省作家协会是现实主义的大院。这种说法是和当时的西学东进，各种艺术流派蜂拥而至的氛围相关的。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等全国文坛的各种艺术风格纷纷呈现，而当时在陕西作家里面，有革命文学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作家。那时评论家注意到我的作品中的“洋”。尤其是李星老师和陈忠实老师对我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很看好。前几天，还有上海作家打电话说：冯老师，您的《沉默的季节》，是迄今唯一一部现代主义的文本。但惋惜的是当时除过评论家李星老师以外，再没有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发言。我觉得“洋”不是现代主义的代名词，“土”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概括。在《沉默的季节》小说中，我不仅仅运用了意识流、心理分析、内心独白、时空混乱的这些手法。我以为自己认同的现代主义精神、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关于人的存在、性意识和性等都具有现代主义的价值。

表面的“洋”剥下的，只是现代主义的皮毛。现代主义不仅仅是欧美作家的专利。我的故乡在陕西岐山县，那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之乡，我小的时候县文化馆展出的青铜器，上面的饰纹夸张变形，并不是写实的，而是很“洋”的现代主义雏形。

季风：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乡村生活变得不那么纯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好像被理解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乡土解体，乡土文学也面临着枯竭，但“即使中国完全变成了高科技社会，乡土文学的影子也不可能去掉，因为中国人的血液根系就是农民，农民是源系，乡土的基因也彻底未改”。您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应该是早早融入了这座都市。您会放弃当下的写法而转型城市小说表达吗？

冯积岐：进入2000年之后，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一夜之间楼房林立、道路如织。我生活在这个城市，肯定也对这个城市有自己的认知。我觉得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认知，往往不会和生活同步的，而是恰恰相反。城市建设的步伐在加快，但有些城市人或农村人的文明程度、价值观，还停留在十几年前或几十年前。严苛地说，思维方式、道德观、诸方面甚至还倒退了。作为作家，我只能从另一个侧面去认知这座城市。俯首即拾的现代生活，一旦变为小说情节，就会成为夹生饭。对于现实生活，作家要像农村人做醋一样，反复去酿，才能做出好醋来。我没有写城市生活的打算。

季风：以前有评论家直言《村子》，是一部被低估的经典，也认为冯积岐作品更值得研究和解读。您怎么认为外界对自己的褒奖？

冯积岐：是这样子的。当时《长篇小说选刊》杂志要刊登《村子》。陈忠实老师写了配发的评论，题目是：《村子，乡村的浓缩和结构》。他写道：“读到100页的时候，我忍不住激动和兴奋，给冯积岐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村子》写得真好，是真好。这种电话我是极少打的，即使真的好作品，我也是读完了全篇后才打给作者的，这回竟按捺不住了。《村子》把那场短暂欢乐之后，二十多年乡村生活裂变浓缩为在颇具典型意义的读本上。我看到已经不是太短的时空里，中国乡村的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家庭形态和道德形态，从旧的经济体制蜕变转换的过程中，处在乡村各个生活位置上的人所经历的适应性变化，心灵世界的适应和不适，道德规范里的坚守和溃堤，由此而发生的得到的窃喜和失去的痛苦。因此我很钦佩冯积岐。他以执拗的个性和已经具备强大的思想，勇敢地直面乡村社会，以几近完美的艺术表述，把自己独到的乡村社会的体验呈现给我们，让我们不仅认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裂变，他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信赖的参照。”陈老师对那场中国改革也思考过，但他始终没有写出来。也许，正是和我有相同的认知和体验，他才有这样的感慨。

素昧平生的评论家邵燕祥老师，2008年在某期《南方周末》发表了关于长篇小说《村子》的评论，陈忠实老师先看到了，他非常高兴，在报纸上写道：“能入邵老的法眼，连我也荣耀高兴。”他让单位的杨毅很快把报纸送到我的手中。当时小说在凤凰网点击有7400多万人次。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朋友说：《村子》被评为中国70年70部优秀有声的作品，他们认真做了统计。但我不是单单为获奖而写作的。我读过许多外国作家的传记，在现实中被埋没了的优秀作家实在太多了。诗人杜甫去世了50年后，才有人给出诗集，一百多年后的北宋，慢慢有了名气。我在中国文坛只有指甲盖大的声誉。发表、出版都不容易。现在老了，更习惯了被忽略。

季风：贾平凹先生曾读您某部的作品时，提出一个观点：不妨我们写成这个时代的一份记录留给历史，这或许是作家的出路，也是最大的野心。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冯积岐：平凹兄对我的长篇小说《村子》给予过很中肯、也很高的评价。他曾经认真地评价我说“：冯积岐先生是陕西一位很重要的作家，在新时期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很坚挺。他忠于责任，才华内敛、气质阴郁、性情沉稳，表现着一个优秀作家的严肃和高贵。他的思维是开放的，意识是先进的，包括对社会上各式现象思考和艺术上思考。”

我以为他所说的：就是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时代记录者；而野心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一直写下去，不管风骤雨急，继续用秃笔“挥天舞地”。

编辑：马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