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必然

1954年，周谷城（右一）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谈判，21日正式达成两党合作协议。图为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右三）同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合影。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华东解放区代表的合影，图为季方（后右三）与陈毅（前右五）。

2015年9月17日，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为修缮后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铜牌揭幕。

编者按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继续领导国民革命而建立的革命组织。农工党历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最终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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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反蒋

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与谭平山等人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莫斯科宣言》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表达了继承孙中山遗志，寻求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

邓演达在欧亚各国经过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和实地考察之后，于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着手筹备建党。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的30多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以下简称临委会）。参与创建临委会的同志，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出走，以及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原组织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等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凭着革命理想和热情，以及对理想信念的忠贞而聚集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邓演达主张，既要与当时蒋、汪窃取的国民党相区别，又要保留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的名称，以便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继续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故沿用《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邓演达很希望同中国共产党联系，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邓演达的提议未被理睬。

在临委会成立大会上，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并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政治主张》贯彻了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其核心内容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会议产生了25人组成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并建立了组织机构，确定了组织、宣传、民运、军事等工作方针。

临委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民运和军事工作。这一时期，农工党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联合战线”的建议，但这种“联合战线”，还是以农工党为主，以夺取国民党中央领导权、继续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为奋斗目标，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临委会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政权造成极大威胁，1931年11月因叛徒出卖，邓演达被捕，后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盛赞邓演达烈士“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25年在柏林与邓演达相识并结为好友的朱德，为邓演达殉难十周年的题词是：“择生（邓演达字）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中共中央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邓演达的被害使临委会的领导顿失核心，中央机关陷于瘫痪，初创才一年多的政党遭遇失败窘境，这是临委会最艰难的时刻。经临委会负责人商定，党务暂时由黄琪翔主持。1933年11月，临委会负责人黄琪翔等联合被蒋介石派往福建与红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以及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在蒋介石军事集团镇压下，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即便如此，临委会参与策动、参加“福建事变”，不失为联合其他力量进行反蒋的一种尝试。从邓演达殉难到参加“福建事变”失败，临委会从悲愤惨痛中继承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在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上摸索前进。

团结合作

迈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

多次的失败和挫折，促使临委会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使临委会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唯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临委会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

1935年8月1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委会领导人由此看到抗日的希望，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当年11月，临委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党的名称需要改变，既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又要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还要照顾到历史传统，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选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随后临委会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该《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共《八一宣言》，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二干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注下召开的。会议召开前，在临委会领导人彭泽民的家中秘密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新的党纲问题，提出专门要倾听中共的意见。后来，彭泽民收到了廖承志代表中共仔细修改过的党纲。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关系。二干会议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上有了突破性进展，迈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标志着解委会的重要历史转折。随后，解委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这一时期，农工党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农工党已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不革命则已，要革命就必须同共产党合作，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全面抗战打响后，大批农工党党员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为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在抗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1938年2月，解委会与中共代表举行了两党会谈，双方共同回顾了两党过去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1938年3月，农工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邀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出席指导。三干会议通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与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基本一致，巩固了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40年秋，解委会开展了统一思想、纯洁组织的整党活动，党员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三大目标奋斗到底。”1941年1月，解委会与中共领导人又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委会的纲领、组织、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中共代表表示“极端赞同”，答应“给予种种支援”。从此，农工党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22日编报的《政治情报》中说，第三党（即农工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1945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宴请农工党同志时说：“邓择生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要继续同第三党做朋友，加强联系，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到抗日战争后期，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不仅仅是互通情况，而是农工党做的每一件大事都主动向中共通报，征求中共的意见，请中共同志给予指导帮助。

风雨同舟

自觉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国民党破坏国内和平，发动内战，坚持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农工党为争取民主、和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配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总结历史、规定新的任务和方针。会议经反复讨论，接受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建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农工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四干会议之后，根据大会确定的组织工作方针，再一次开展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进一步分清是非，明确方向，继续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政治路线。这一时期，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步调一致，更加积极地投入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同时以实际行动支援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开展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农工党党员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有不少农工党党员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又单独发表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号召爱国同胞“加紧团结起来，扩大民主联合行动，积极为召开新政协，为人民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奋斗”。1949年1月，农工党领导人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告：“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此，农工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农工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标志着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农工党发展的新起点。

周恩来曾说过：“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基础的党。”“正如毛主席说的，多少同志倒下去了，留下的同志擦干身上的血，继续斗争。农工党也是一样，邓先生倒下去了，几个人撑下来。这就是不惧不屈的革命传统，农工党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许早就不存在了，更不要说参加今天的胜利的革命行列。”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工党从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而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最后选择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工党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帮助、指导下不断进步的历史，是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历史。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历尽曲折与艰辛，最终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这是农工党的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找到的正确道路。“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坚强的领导组织。”“我们全党同志，从此以后，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随共产党。”农工党具有长期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坚实基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是农工党最可珍视的宝贵政治经验，也是农工党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吴肖明，作者单位：农工党宁波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