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真的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基础吗？

宋朝，也许是被人谈论最多的朝代之一，很多人说宋朝崇文抑武，没有战斗力，导致干不过北方蛮族，是耻辱。也有人说（很可能和认为宋朝打仗不行的是同一批人），正因为崇文抑武，所以宋朝大力发展文化和商业，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和商业最繁荣的朝代，甚至还认为，如果不是被打断了进程，宋朝很有希望比西方更早跨入近代社会。

其实，关于宋朝非常繁荣，能进入现代社会的说法，最早还是美国和西方学者提起的，曾有美国学者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宋代的GDP达到了全世界的80%，这也是很多网文意淫的资料来源。这个数据，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离谱之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世界，人口和生产力成正比（生产力大爆发是），宋的人口，怎么也占不了全球8成，更何况，同期还有颇为强盛的阿拉伯帝国，拜占庭也迎来了短暂的中兴，西欧人口也在稳步上升，即便按极端的数据计算，宋朝一亿人口，全球4-5亿，那最多也就占据20%的GDP总量而已。

最重要的是，古代世界根本没法统计gdp，任何古代的gdp数据，都可以以笑话视之。

那么，宋朝的商业繁荣和市镇发达兴旺是真实的吧？确实，纵向比较，也就和唐五代乃至秦汉魏比较，宋的商业都是比较发达的。但这仅仅是纵向比较而已，就以宋的对外贸易而言，相比海禁的明清，确实是要好很多，但相比从来不执行海禁政策的欧亚其他文明，也谈不上有多了不起，只是在动不动海禁的环境下显得稍好一点。

宋的商品贸易确实也比较发达，“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但宋的经济有个特征，就是官营为主，官方垄断了绝大多数赚钱的生意。而城镇化率高，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因商业聚落而形成的贸易城市，而是行政命令所致。比如开封之所以发达，正因为北宋定都于此，皇室贵胄和达官贵人云集于此，故而人为强行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需求市场。而开封的日常用度，大部分都要靠漕运系统从江南运输而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荣场景，也有不少和漕运码头相关，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而在赵宋南渡之后，也直接选择落脚在经济发达，粮食也所在不缺的杭州。直接免除了漕运的麻烦，也让杭州成了能够比肩开封的超大城市。

交子的出现当然也能部分反应出贸易的繁荣，但交子出现在宋朝，最大的原因还是铁钱流通起来太过麻烦，铜钱又不够用，就出现了某种纸质的凭证，但交子更像是现代的支票和汇票，其功能和钞票相差较多，很能算是“纸币”。交子、会子和之后的钱引，和现代货币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没有金融信用背书，原则上只和所有者委托保管的铁币或铜币的价格等值，而现代纸币，无需和任何贵金属挂钩，是由发行方的金融信用来保障的。而且，由于南北宋都毫无理性的国家财政系统，交子、会子乃至钱引的发行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滥发滥用，导致价值大跌：

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南宋晚期到明朝，这种纸质“代金券”已然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即写一张空头支票给你，兑换？对不起，凭本事写的空头支票，凭什么要给你兑换？

也就是说，宋代的商品经济尽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主要底色仍是小农经济，官方垄断了绝大多数最赚钱的行业，相比西方如威尼斯这样纯靠贸易吃饭的城邦国家，或类似圣殿骑士团这样靠提供金融服务营生的机构有着肉眼可见的区别。圣殿骑士团精通国际金融业务，主营国际间汇票业务。与交子汇票业务仅仅解决商旅等携带铁钱的不便和支付的快捷不同，汇票业务在中世纪的欧洲还包含着外汇交易，就是在另一个地方，并且通常是以另一个币种来交换的可转让票据。

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是高于明朝等其他汉人王朝的，但在士农工商四个分工中还是敬陪末座。社会秩序上，皇帝和以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集团仍垄断了绝大多数的各种权力。商人也许可以变富，但要想进入社会上层，还是非得走做官这一条路。当然，无论哪一个朝代，都允许有钱人买官，但需要注意的是，买官之后，让商人可以抬头做人的，不是其经商能力，而是其好不容易得来的士族身份。

相比之下，西方从9世纪开始，商业就不断发展，商人沿着重要的通商路线聚合而形成贸易城市，在这种城市中，商人自行逐渐各种行会和市政机构，每个城市基本都有一个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市议会。也就是说，在封建传统的贵族和教会之外，西方的商人阶级不断崛起，并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为了地位之后，商人们和贵族、皇帝、主教、教皇们讨价还价，积极维护自身的利益。意大利的银行家通过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个贵族，还能深刻的影响欧洲政局的变化；德意志的自由城市往往是皇帝对付贵族时最倚重的对象；英王先是被贵族们逼着签了一份大宪章，接着又被下议院的平民们搞的焦头烂额，这些平民，也基本都是出自新兴的工商阶级。

而欧洲的工商业之所以能取得越来越高，乃至于和主教皇帝们平等的社会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日耳曼人的氏族传统中就非常崇尚自由，首领不过是同僚中的第一人，且需要经过民主程序的认可。

2、源自希腊罗马的公民社会传统一直在发挥作用。中世纪大多数的贸易城市，其城市名都是spq+x，这是一个源自古罗马的称呼，罗马共和国的全称为spqr，即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也就意味着，在罗马和类似罗马这样的城市中，其权力的所有者是人民及人民选出的议会。

3、理性的罗马法通过教会保留到了中世纪。罗马法对普通人的权利有着充分的保障，比如个人可以上述政府机构，在未经审判之前任何人或机构不得私下审讯公民等条款，都对普通人起到了兜底保护的作用。且无论是罗马法还是英美法系的普通法，都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正所谓“我的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只有国王不能进”，只有在个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决定权控制权，且不会被轻易夺取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激发他们追逐利润的动力。

而正如上文所述，宋朝从来没有近代西方国家所必须的理性的财政机构，数学、计量学、会计学的重大缺陷（现代会计学的一些重大发明，最早都是出自商业氛围浓厚的意大利），使得类似的财政系统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我国古代。

此外，现代商业还有不少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宋朝所没有且很难出现的。比如基于理性法律的商业合同，意大利在11世纪，就出现了第一份和现代合同几乎完全一致的海上保险合同。而如果没有罗马法或普通法这样理性法律的基础，类似的合同或契约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再者，历史上喜欢经商，乃至全员经商的民族为数不少。比如粟特人，就长期全民经商，还有如可萨人，也是以转手贸易为国本的民族。绝大多数游牧民族，也都不排斥和他国通商交流，换取必须的生活品并提升生活质量，往往也在商道上扮演着重要的二道贩子的角色。也就是说，单纯的热衷于经商，只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而远远不是充分条件。

在阅读了本文后，想必读者应该很容易了解我们对宋朝能否自主进入近现代社会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