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人造卫星升空时，地球和宇宙的奥妙终于被人类窥探得更清楚。中国在天文学方面更是成效斐然，“天眼”地建成为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提供了视野。这说明了科学技术才是正确解释天文现象的道路。

与之相对的神学解释，总是将人类的命运和天象联系在一起。无论东西方，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兴起之前，无不受到神学观念的影响，天文学更是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也不例外，其中以汉代最为典型，影响也最深远。

一、天变异常，没有神学特质的汉代天文观测

最初的天文观测是为了确定方位和季节变化，后来衍生成了星占和编制历法。汉代的天文观测内容广泛，同时有方位、星占和编制历法的目的。

星占的对象是“天变”，即天体的异常现象，历法描述的是活动天体的运行。要准确无误地描述天体的“异常”及活动规律，首先要做的即是恒星在天穹背景上的位置和状态。

《太初历》中详细记录了五大行星连续两次和太阳相合的时间，其测算精度与现代天文学测量结果相差最小仅43.2分钟。

由此可见汉代天文学的发达。除了行星运动的观测，汉代天文学家对“黄道”坐标的定位也相当关注。“黄道”是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轨道，也是天文坐标系的基本圈。

《汉书·天文志》中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用“昏旦中星法”测量冬至点，过程此处略过。结论是冬至点在黄道坐标斗21.25度，这与现代冬至点的定位相差不大。

汉代天文观测的进步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天体现象的记录是汉代天文学家根据生产需要进行的观察。但值得注意的是，“日食”现象似乎得到了汉代人的偏爱，许多古籍都有它的记录。如《汉书》、《汉纪》、《通志》等。

这就让人产生了一种疑问：如果只是为了定位和编制历法，似乎不需要对“日食”这一现象过于关注，那么汉代为什么拥有如此多的看似无用的记录？

举一个例子。东汉时期普遍实施日食观测制度完备的《四分历》，据史料记载期间都城洛阳可见日食49次，然而在公布的天文观测记录中只有48条记录。这里所遗失的记录是发生在东汉质帝本初元年七月甲寅朔早上7时24分。

其中原因根据《史记》的记载得到解答。

“闰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前殿，……闰月庚寅，其日即皇帝位”。

原来那时皇帝驾崩，新帝即位不久就出现了“日食”。这在当时被视为“大不利”现象。于是新帝为了巩固皇权，下令让史官删除这一记录。

这便是盛行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说”，让单纯实践的天文观测活动蒙上神学面纱，且观测行为逐渐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天道”解释。这种带有神学气息的天文解释在汉代以前就存在，只是到了汉代时更具有说服力。

因为统治阶级直接规定了天变是人事的反应。《汉书·天文志》载：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刨去神学的解释，汉代天文学的造诣极高，为后世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具备神学特质的汉代天文学有其存在的意义，并赋予了汉代历法的神秘性。

二、君权神授，浓墨重彩的汉代历法

汉人认为，历法是“君权神授”的“天命”的象征，因此其本身就具有神秘性。从形式上看，汉代的“历”不仅仅是指安排年月日的“日历”，而且还是一个复杂的天文算法体系。除了确定岁首、安排朔望月之外，还要推算二十四节气时刻、昼夜时刻、日月五星位置及各种相关天象。如日月食，故其相当于一个“数理天文学”体系。

汉代历法的神学特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人们对于“改历”的认识。“改历”是天文专业问题与宗教政治问题的综合体，它既是天文技术发展的产物，更是国家政治作用的必然结果。《史记·历书》记载了历法改革与王朝更替间有着直接联系，所谓的“改正朔”目的就是要证明君主统治的权力来自“天命”。

所以当统治君主变迁时，汉代人以此发明“三统三正说”来说明继承者的合法性，并采取新的纪年。这就让“改历”这一行为充满了政治色彩，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接下来的“德运”。《史记》记载了贾谊是第一个将“改历”思想与社会风俗、法礼等制度变新联系在一起的人。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刘歆把《太初历》改造成《三统历》，为汉皇帝合理“禅让”打下基础。

然而，历法毕竟是一个技术性的学问，有其内在的逻辑。它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偏差”。同时，随着人们天文知识的增加，观测技术的进步，原有的历法推算总会与实际天象结果存在某些不符的情况，“验历”工作遂应运而生。

但在验证历法的过程中，那些偏差被汉代天文学家赋予了神学的解释。他们在发现历法不符合天象后，首先做的不是重新测算数据，而是改变历元，使原有数据符合天象。

如《太初历》运行至171年时，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问题， 但不能用精确的数据去更正它。因为若更正，即是怀疑“四分历”的正确性，怀疑当时王朝存在的正统性，这是绝不容许发生的。所以只能“引从天算”，让天象符合人们已知的数字。

从本质上说，这种凡事“看天”的弥补方法是天文学向神学的低头，是科学向神学的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促进了宗教神学的发展。比如汉代“日食”现象比“月食”现象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日食”在汉代代表着“恶兆”。

神学观念促使汉代天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神学特质，“改历”和“验历”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释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所以汉代的天文学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加上了神学的牢笼，阻碍了它的发展。不过无法否认的是，两汉仍然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全面发展与繁荣的时期，在天文学得到发展时，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三、由点及面，被带动的象数易学、哲学、玄学

在神学观念的影响下，汉代天文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这样具有时代特征的学科对其他的学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它直接促成象数易学大兴。为了突显天人感应的存在，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易学中“深奥”的象数与星占、历法相对应，或以卦爻象卜筮天变对人事的影响。因此，象数易学借可“通天道，明人事”的优势，日益扩张自身文化解释功能，介入到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更多的领域中，成为汉代学术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其次，它让哲学中的“验证”思想深入人心。汉代神学观念取信于人的基本手段在于所谓的“应验”。表现在天文历法上，即是人们不断用天文实际观测验证以往理论命题的准确性。《史记·天官书》 中记录了大量占候以及相关应验的事实。

最后，它为魏晋时期玄学本体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神学观念影响下的汉代天文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在经验基础上进行形象比附，是其认识和解释宇宙空间的主要方法。以之为基础建构出的宇宙生成论讲究“太初”、万物等“无形”与“有形”的互动，并易于得到“宇宙本根无形”的命题。而这正是“无”论玄学的根本理念。

神学和天文学对这些学科的影响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人们相信神学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把原本应该用科学解释的东西归于“神论”。这是汉代天文学的历史特征，也是其他学科的共性。

结语

当人们开始密切关注天象时，汉代天文学得到发展。但是当人们用天象解释现实社会中或幸或不幸的事件时，天文学就失去了其科学性的特点。

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神学特征的天文学似乎更符合汉代“国情”。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汉代天文学带来的成就，其高扬的天人感应理念，将玄学上升到了宇宙观的高度，为后世认识宇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太初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