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而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活动的镇压则步步加强。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叫言论出版自由，谁要是说几句忧国忧民的话，写一篇抗日救国的文章，就有失踪、坐牢和被枪毙的危险。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个《敦睦邦交令》，严厉地宣布：“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不久，上海《新生周刊登载了一篇《闲话皇帝》，国民党政府硬说它对日本天皇大不敬，就封闭《新生》周刊，把主编杜重远关进监狱；还以“新生事件”作为案例，在全国大肆恐吓:“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绝对不许再谈抗日，硬在全国人民的嘴上贴上封条，白色恐怖升级到最严重的程度。

在文化城北平，长期以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曾经不断地办过多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刊物，把抗日救亡、停止内战的道理告诉人民。但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疯狂迫害下，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牺牲了，或者被关进牢狱，进步刊物都被迫停办。在最黑暗的年代中，人民的声音只有曲折地经过多种多样的途径透露出来，利用合法的学生刊物《燕大周刊》，就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正当“新生事件”喧嚷得最厉害的时候，《燕大周刊》一直不管国民党那一套，它高喊抗日救国，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种种阴谋，反对在中国搞法西斯蒂，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刊物上公开提出来；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前，就把埃德加·斯诺写的长达万言的《毛泽东访问记》公然发表出来。

《燕大周刊》创办历有年所，原先它是燕京大学当局主持、名义上由学生办的。它公布学校的各种文告，发表本校师生的作品，议论学校生活。它所议论的学校生活，主要是宗教生活、团契活动、“灵修”等等，宗教色采特别浓厚。一九二六年“三·一八”运动中，《燕大周刊》曾经发表过一些进步言论，一度起到团结学生同北洋军阀作斗争的革命作用，但是很快就中止了，仍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办得不怎么来劲。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左派学生在燕京学生自治会的选举中获得胜利，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争取到《燕大周刊》由学生自治会主办，这个刊物的态度才变得进步、明朗起来，成为团结同学、引导同学关心国家大事的校刊。它不仅倡导改变燕大的校风，喚醒“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同学们关心国家人事，认清华北即将沦亡的事实；它还利用有利条件，呼喊出当时在别处喊不出来的声音，召唤北方青年以及各地青年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燕大周刊》在当时被国民党捂得紧紧的盖子上捅开了一个小小裂口，为“一二·九”运动的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贡献了一份力量。

燕京大学本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其根本立场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但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美国的当权者不愿意日本独吞中国，美日在利益上有冲突。这个矛盾就可以利用。加上美国资产阶级还讲一点儿虚伪的民主和自由，在燕大校园里勉强有一点儿言论自由。我们进步学生就利用这一点言论自由，把校园以外所不许发表的文字在这里公开发表出来。这可以算是一个有利的客观因素。

一九三五年秋季以后的《燕大周刊》，是用新五号字铅印的十六开本，每七日出一期，每期三十多页。本来只在校内发行，免费发给全校师生各一册，也寄赠其他一些院校的图书馆和某些学生团体。中间一度与上海生活书店商妥，委托该书店代向国内读者公开发售和代订。试办不久，成捆的《燕大周刊》在邮局寄运时被国民党扣下， 这个公开出售的办法遂告夭折。但是，《燕大周刊》仍不胫而走，被人携带或零星寄至南北各地，在“一二·九”运动中更受到全国学生的欢迎。远至我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也经常和《燕大周刊》交换。

本文所记的仅是“一二·九”运动时期的《燕大周刊》，具体讲，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初，《燕大周刊》第六、七卷的一些情况。

大谈抗日

从一九三五年七月“新生事件”以后，全国各报刊受到国民党的严重压制，不能自由讲话，可是，十月份《燕大周刊》就大胆地登载出有关抗日的问题。《燕大周刊》从第六卷开始，每期都有几段时事短评谈抗日，讥笑国民党不抵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欲无厌，一意要灭亡中国，“何梅协定”不过是暂时迷惑人的骗局而已。短评中还及时地揭露了所谓“广田三原则”，并告诉读者：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承认这些“原则”了。按照这样的“原则”，就是把中国的军事、外交大权都让与日本， 中国只能是日本所谓“共同防共”的附庸了。

《燕大周刊》广泛发动同学们来讨论抗日，第六卷第五期出了一个“特辑”，共收入六篇文章，即：《生耶?死耶?和耶?战耶?》、《中国往那里去》、《现阶段对日应采取的方策》、《假如我是政府，我如何抵抗日本》、《救亡图存对日外交政策》、《中国的病和根本救治的方法》。尽管这几篇文章的内容不怎么整齐，伹在那个时候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抗日方面来，毕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发表在六卷三期上的王孝风写的《日本侵华的动机与背景》，试图应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理论，说明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是不会半途中止的，它决不允许中国有一个暂时偏安的局面。发表在六卷五期上的《读<日本对华的基础观念>》，根据日本驻天津驻屯司令官多田骏的秘密文件，分析了日军就要发动战争的急迫情况。刊登在六卷六期的《在东京听到的日本对华工作》，根据从日军后方获得的消息，论述日军侵华的严重性。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外，其他各期还刊登了另外一些有关抗日的文章，不一一列举。

当时的北平和天津，已处在日本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但不少人还醉生梦死，不知灾难即在眼前。在日本军队的庇护下，汉奸们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离开北平城区几十里以外的土地上，建立了傀儡政权。这样严重而奇怪的现象，当时中国报刊上竟无一字报道。而《燕大周刊》则发表了《傀儡统制下的冀东》，说冀东小学生读的教科书都变成亡国奴的教科书了，冀东实际上沦丧了。《燕大周刊》还发表了《太阳军旗飘扬下——丰台、通州两日游》，通过游记告诉大家，北平城区之外，已被日军公然占领了。

《燕大周刊》还大胆发表了《东北义勇军的发展与现状》，介绍东北人民抗日队伍的情况。

揭露反动派

敢于公然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燕大周刊》的另一个特点。蒋介石平时大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装出一副假正经的样子，当时也迷惑过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有些人脑子里有盲目崇蒋的所谓“正统观念”。《燕大周刊》从外国杂志上译载了一篇《蒋经国自莫斯科致其生母书》，让蒋经国现身说法，控诉蒋介石对其前妻毛氏(即蒋经国生母)的虐待。蒋经国写道：“母亲你还记得么，殴打母亲，抓着母亲的头发把母亲从楼上抛下来的究竟是谁?你还记得么，你屈膝恳求他说‘请你把我留在家里，不要驱逐我出去吧’的情形么?谁把祖母……让她受气致病而死呢?这就是高唱礼义廉耻者的态度啊，我真不禁愤怒……”这封书信，当时引起读者们的很大兴趣，连平时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要找来看看。

这个时期，蒋介石正在向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学习“法西斯理论”。因为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他一方面在学，一方面又不许人民议论，更不许人民反对。上海《申报》的老板——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史量才，因不满法西斯，在报纸上议论了几次，就被蒋介石派人暗杀于沪杭公路上，从此人们谈虎色变，讳莫如深。

《燕大周刊》第六卷第九期，在“一二·九”运动之前，出过一个《法西斯问题专号》，一共刊出了十一篇文章，对法西斯从其理论基础到在中国活动的状况，全面地加以分析、批判。这十一篇文章中有：《法西斯思想体系》、《法西斯与中产阶级》、《中国法习斯运动现状》、《中国法西斯主义之发展》、《法西斯运动在中国》、《中国法西斯与日本》、《法西斯制度下的妇女》以及有关法西着理论的书评。其中黄华写的《中国法西斯运动现状》，公开揭发了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蓝衣社，扯下了它的遮羞布。当这个专号在学校里出现时，学校内外的国民党分子大为恼怒，想对《燕大周刊》编辑采取行动而又不敢，因为《燕大周刊》得到大多数同学和教师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无法可想。

这时国民党侈谈什么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以图缓和人民的不满。《燕大周刊》上发表了《闲话<宪法修正案>》和《宪发给了我们些什么?》，戳穿这一政治骗局，嘲笑国民党炮制的所谓“五五宪草”根本不通，不过是一堆自相矛盾的废话。

当时社会上有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提倡什么“乡村建设”，实际是向蒋介石献策，采用一种改良主义修修补补的办法，来缓和中国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以对抗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游击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政策。而燕大社会学系也有几个教授大开“乡村建设”的课程，学校也设置巨额的“乡建奖学金”，诱惑青年。《燕大周刊》对准这一问题，发表《死路一条——乡建运动能救中国吗?》等文，指出统一战线和抗日才是中国的出路，其他鬼把戏都行不通。按照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主张，是“耕者有其田”，土地应当重新分配，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应当推翻，其远景应为集体农庄。

为学生运动的到来大声疾呼

自一九三五年九月秋季开学以后，在一连几期的《燕大周刊》中，连续不断地谈到学生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学生会在运动中的作用。在第六卷第一期发表的《学生会的两点特殊性》中说道：“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出卖了民族革命，开枪向民众扫射，随而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在一九三0年颁布了《全国各级学生自治会组织纲领》，这时期学生运动受到打击，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三一年到现在，展开了学生运动的新动态，法西斯的压迫使中国学生表面上显得消沉，但是血液经过澄清，正在埋头苦干，蕴蓄着力量，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发动，客观条件决定了学生运动的动向。”此文等于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子，引起水波动荡，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

《燕大周刊》第六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度燕大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张兆麘写的《学生运动——燕大学生会的使命》一文，文中说道:“蒋介石征服北京后，对于学生运动开始加以干涉，严加摧残，假借反动团体，屠杀领袖分子，不准开会……”，“学生运动十二分需要，应继续光荣历史……”，“燕大的硕果仅有的学生会，在民族自救、民族解放中应负起责任。”这篇文章既论述学生运动在抗日救亡当中的重要性，又讲到因为法西斯特务的破坏，北平各国立大学的学生会都遭到破坏或被控制在特务分子手中，此时只有燕大学生会是掌握在进步爱国学生的手里，我们应当活动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两篇文章提醒大家，我们不能沉默，是行动的时候了。

燕大同学在十月下旬开了一次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提案，向国民党六中全会发出电文，请求“开放言论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学生会根据这一提案，起草了一个宣言，拿出去找了清华等十几个学校共同签名，发给全国各报馆、各学校。这个宣言中说道：“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数。杀之不足，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这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曲。《燕大周刊》发表了一篇《呈文以后》，记述了这个宣言在全国的影响。

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七天出版一次的《燕大周刊》已嫌缓慢，不能及时反映运动发展的情况，临时改为三天出版一次的十二·九特刊》，其中登载了《告全国同学书》、《读了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一二·一六示威游行记》、《下乡扩大宣传报告》、《北平各校消息一束》等等，迅速发到各大中城市的学校，互通声气，交流经验，影响一些还没有动起来的地方的同学们，使他们积极响应北平的学生运动。总计《燕大周刊》的《十二·九特刊》，由十二月十四日至转年一月二十八日，一共出了十一期，立运动高潮中起到了推动运动前进的积极作用。

宣传进步思想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燕大周刊》第七卷第十七期和十八期中，连续刊登了埃德加·斯诺写的长达万余言的《毛泽东访问记》。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所有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从来不能够公开宣传共产党及其领袖，《燕大周刊》在这样的时候登出这么一篇文章，立即引起广大群众的惊讶。进步的青年们看了兴高采烈，反动的家伙们看了眼中冒火，保守的教师们认为学生实在胆大包天，而大多数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陌生的人则觉得大开眼界，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并不象官方宣传品中说的那么可怕，相反，他对于抗日和时局的意见确实非常高明。这篇访问记的发表，对于国民党文化封锁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把共产党对于时局的看法和估计直接告诉了人民，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燕大周刊》上刊登过一些反映进步思想的文章，如李达讲的唯物辩证法。当时李达自己怕引起无谓的麻烦，只讲“辩证法”，而不明提“唯物”两个字，实际上是对同学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唯物辩证法的教育。

《燕大周刊》刊登的文艺作品中，有一篇诗歌《野性的呼唤》，是从北平军人监狱里面“用手抄写的，一手传一手、一间牢房传一间牢房”的秘密刊物《牢狱之花》上转载来的。这首诗是多么热情奔放、渴望着光明啊!它写道：

我企望那殷红的血迹，

那血迹足为战斗而洒的。

我渴慕那野性的呼唤，

那呼唤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呵!

我看见那辽远的信号了，

我听见那粗壮的咆哮了。

虽然镣铐锁住两脚，

心还是奔驰的呵!

编辑工作

一九三五年秋季，《燕大周刊》由当时的燕大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王汝梅(黄华)、文书陈翰伯及《燕大周刊》主编刘柯(刘克夷)主持。一九三六年春，这几位同学行将毕业，赵荣声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执委会委员、《燕大周刊》主编，学生会聘请周游和郭心晖为《燕大周刊》编辑委员。当时，王汝梅、陈翰伯、刘柯和赵荣声都是秘密的中共党员，周游是左联成员和党靠近的文艺爱好者，郭心晖是和左派同学合作得很好的“湖畔诗人”。

鉴于《燕大周刊》的重要，当时燕大的中共党支部予以大力支持。例如，斯诺所写《毛泽东访问记》一文，就是经过支部反复研究，估计会不会出事，发出去会有多大影响，再三考虑之后，才由支部几个同志亲自动手把它翻译出来的。《燕大周刊》的日常编辑工作是很忙的。在外国人办的学校中，课程繁重，编《燕大周刊》的同学要应付各种测验和考试，还要参加其他许多社会活动，再编辑《燕大周刊》，要占用大量时间。他们除了写稿、编稿外，光是每周把这本《燕大周刊》校对两遍，就要在印刷所里且等且校，花费两天时间。他们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虽说《燕大周刊》还有许多幼稚和粗糙的地方，但毕竟掌握了反帝爱国的大方向，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持国民党观点的学生看见《燕大周刊》变成这个样子很不甘心，想出种种办法来破坏。有一次全体学生开大会，讨论救济山东水灾灾民问题，有一个国民党分子在会上发言，建议停办《燕大周刊》，把占学生会经费百分之九十几的《燕大周刊》印刷费节省下来，作为捐款。他别有用心的发言尚未讲完，礼堂中就爆发出哄笑声，主持正义的同学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发言，把这一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否决了这个临时动议。

驻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分别隶属于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特务系统。他们有的在邮局扣留《燕大周刊》，不让寄发出去；有的通过其在学校内的爪牙，调查《燕大周刊》的情况向上密报，阴谋夺取《燕大周刊》的编辑职务。有一次还有几个特务，自称是校外的“读者”，跑到燕大学生会的办公室来“拜访”《燕大周刊》编辑，要求和编辑谈谈话。看其来意不善，当时在场的许多“民先”队员就挺身而出，对他们严辞呵责。这几个家伙见势不妙，就抱头逃窜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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