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貌似融合中西，实为中西不通的机械堆垒

由于长期旅居国外，且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孙中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到位，这是辛亥革命流于表面和形式，国民党脱离中国实际并最终失败的根源。“五权宪法”被认为是孙中山思想的核心要件之一，也被认为是融合中西的经典之作。其实是中西皆不通的机械堆垒。

“五权宪法”，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中的三权，加上中中国传统制度中的考试和监察，完整的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这五者共同组成完整的政府。

这种貌似的中西融合，其实是无视中国传统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不同，而强行将相互矛盾的要素，强行捆在一起。

中国传统的制度可称之为“仁政”制，或义理制，与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区别之一，就在官员选拔上。仁政制认为，官员选拔的目的，就是把社会中德行高尚的人选拔进政府，即“学而优则仕”。采用的制度就是举荐考试制，后来发展成科举制。

也就是说，中国仁政制下的考试，其实就是以品德为标准的官员选拔的方式。

那么西方民主制的官员是怎么选拔的，是基于投票选举的人多势众制。谁的票多谁上，得票多的就是人多势众，胜选者就是人最多、势最最众的。即民主制中的官员选拔标准，不是品德，而是势力，选出来的人固然都是无德之人，善于造势，或有钱有势之人。这样，两种制度就高下立判。

西方总是习惯于用三权分立描述自己的政府，其实这是不完整的，还有两个重要权力没有被纳入进来。就是官员的选任权和考核撤销权，也就是孙中山说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这两个权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政治的最核心权力。

譬如《礼记 礼运》就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大道之行”说的是政府有道，“天下为公”，说的是政府为公，官员大公无私。那么实现和保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选贤任能”，把社会上的大德贤能选拔进政府。即关键在官员选拔。

《中庸》也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指政治的书面上、形式上的制度，这个不是关键，关键在有贤能的人才、官员，有人则兴，无人则衰。也将政治的关键归因于官员选拔。

但是，被中国传统认为最重要的官员选拔权，却在西方民主制度中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官员的考核撤职权是和选拔权配套对应的，也相应被排斥在政府之外。

也就是说，完整的政治权力实际上有五个，就是孙中山的五权，但是在西方民主制政府中，它们的权力却仅仅有三个，而且还是被分拆肢解的。最重要的两个，就是官员的任免，彻底被从政府中剥离了，而交给人民、选民通过投票来决定了。

西方民主制政府中的议员、州长、总统，对他们的任免权，都不在政府手里，而在选民手里，通过选民抓阄式的投票来决定。

以此，以中国仁政制的标准，西方的政府压根称其不上政府。

因此，对西方的政治形态的完整描述，应该是“三权分立、两权剥离”。

显然，孙中山基于中国的仁政制，看到了西方制度中的缺陷、缺失，因此就把考试和监察这两权加上去，构成完整的五权。但是，他又没注意到，西方的这两权不是不存在，而是被从政府中剥离了，交到选民手中了。因为，国民党在实际上是全盘引入西方民主制，包括投票选举制。

一方面将中国将中国仁政制中的官员任免权纳入政府，另一方面又引入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式的官员任免权，这就造成冲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