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及发展阶段的宏观面切入，谈长期持有农行

自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城镇化人口快速增长、工业产业集聚区遍地开花，由此催生了更多产业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也就是所谓的“重投资、重生产、重规模、重资产”阶段，此种模式使我国经济在一定时间段内实现了快速增长，但随着工业发展的日趋成熟，投资带来的经济拉动却越来越小，投资效率、要素利用率越来越低，要素市场流动不充分，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催生了“供给侧改革”；

随着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体量较大，大量产能得以释放，而过剩产能使我国长期处于出口较强的贸易顺差（长期的贸易顺差增加了我国外部的贸易风险，例如：），资源净输出，国民收入（企业收入+个人收入）快速增长，其中企业收入增长率较高，且企业收入大多用于再投资与再生产，而个人收入部分被挤压且占比相对较低。同时，伴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快速走进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土地财政的快速增长、土地金融的快速扩张带来了人口要素的快速流动及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但其另一产物便是房地产热、房价高升，本来占比较少的个人收入一大部分又流入房地产，再加上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支出，以及我们要面对未来的父母老龄化、子女教育风险又不得不增加储蓄率，最终可用于消费的收入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个人投资的资金池相对较小。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的三驾马车，我国现阶段局面是投资、出口较强而消费相对较弱的失衡状态，这种结构性的内部失衡最终会传到为外部贸易失衡，且不可持续。因此增加消费才能维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2020年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也是消费。增加消费无非两种方法：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出台了相应减少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相关政策（在此不再过多赘述），并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要提高居民消费，就应提高居民收入，因此需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调节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将资源由机构转向个人，通过发展股权等直接融资渠道让人们能够获得经济发展红利，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2011年至今，农行股票价格大部分维持在3元上方，现金分红比例增长57.26%，每股净资产增长193.75%，每股收益增长71.05%。截止2022年8月5日股价为2.86元，股价接近10年前水平，而分红率为接近十年间最高水平。银行业作为金融的核心，不仅一直秉承着盈利的最终目的，也是国家持有的最优质资产之一，每年分红之高令其他行业望尘莫及，同样也是居民财产性资产的较好标的。个人觉得，在各行业内卷较较严重的今天，银行业股价会长期处于低位区间，也将会逐步提高分红率同时履行其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