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历经六七十年代一辈人的记忆。

有人称其“青春无悔”，有人觉得“十年虚度”。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知青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有了。

初心也简单：让知识分子去改变农村落后生产状况。

随着毛主席1955年的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些青年们靠着一手或治人或医畜的手艺在泥巴路里打起赤脚，一些青年则抱着书本，和老农们一同插秧种苗，运用理论与实践治理虫害。

60年代早期，全国各地的知青年年按计划上山下乡，每年约有26万青年去往农村。

而知青真正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

那一年毛主席的号召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400万无业知青

毛主席的号召有着现实因素的考量。

1968年暑期，全国各地城市出现一个问题。

整整3届高中毕业生因热潮而无法分配工作，有超过400万知青滞留城中无事可做。

若再加上三届初中毕业生则数据更为恐怖。

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小学毕业生不能正常升入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大学。

同时因为计划经济的缘故，他们也无法流入市场进行消化。

积压的数百万知青无法升学，又无法就业，各地城市已经无法容纳数量如此庞大的知青群体。

如何妥善安排这些人成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难题。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早在50年代便有的上山下乡活动进入了主席的眼中。

上山下山此时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各方表现都极为优异。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开荒3868万亩任务里，去往农村的青年自愿垦荒队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1965年成为中央日常工作范围的上山下乡，每年都有计划、有组织地为农村输送了26万人，安置都极为妥当。

鉴于之前的成绩，毛主席决定将上山下乡的规模再搞大些。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的指示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主席鼓励，要干部和群众都自觉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乡下，接受农民同志的再教育，各农村同志也应该为过来的知青表示欢迎。

四个“面向”也成为了解决积压知青们的标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决定无数知青命运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就此开始。

这次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有两个阶段。

在早期，最初积压的三届知青被安排去往农村与边疆。

到了1974年，国家则用“厂社挂钩”来解决知青安置问题。

在这次持续10年的全国性活动中，共有近2000万知青奔赴各地。

在初时，诸多带着理想的知青在上山下乡活动中发出光芒。

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涌现，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秦皇岛市委记录记载，那时虽然缺乏物质保障，可人们都热情高涨。

无数人在街头敲锣打鼓的拜访知青，无数汇报座谈会、下乡知青回城报告会、表彰会接连不断。

每次知青下乡满城都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不但市里的领导要出席鼓励，还有数万群众自发夹道欢迎。

可热情填不饱肚子，很快一些问题也出现了。

时代的微尘

1969年，260万知青下乡，是过往年份的十倍。

苏试便掺杂其中。和家人分别时，护送队怕动静太大，隔老远拉了线。等上了船，亲人的面容已经糊在了苏试眼里。

他家离插队的农村只有400多里地，可他初到兴化时仍觉得天有些阴。

刚踏上队里的泥巴路，苏试的脚就有些打颤。

他记着的来前邻居的话：“像你这种人，到了下面是活不成的。为啥？一天挑好几方土，挑不了，就没饭吃。你能行？”

“找哪家？”

哪怕几十年后，苏试依旧记得自己来这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大队长魏春莲说的——这个秀气的大汉咧嘴一笑，那股热络劲便扑面而来。

苏试的腿一下便不颤了。

苏试住的知青宿舍没门没窗，就一个土窑，门前还放着棺材浮厝。

同去的知青嫌晦气，苏试就一个人住下。

在生产队，没人记得他全名，人不讲究这个，一人一口“小苏”便当认识了。

但是小苏的口头禅却比他本人出名。

“怎么办，怎么办？” 一天到晚都要搭配着苏试着急的脸出现在队里。

他始终忘不了邻居的话，他怕自己真饿死了。

“当年的恐惧，不是物质上有多穷，而是思想上的恐惧。扎根农村？我根本不能胜任那个工作。”

苏试初到农村时，一天规定要做七分八工分，可他这个瘦竹竿却只能做三分。

那时一个工分值3.5分，相当于他一天只能挣1毛多，只够买两个鸡蛋或者3两烧饼。

苏试是没力气，可他胃口却也没这么小。但等他拿到国家头一年每月7元的补贴时，心里石头啪一下落了。

在兴化呆满一年，苏试逐渐习惯了村里的生活。

村民们热情，见他吃不饱也愿意分匀些吃食出来，头一年他是没挨饿的。

不过他的力气仍旧没怎么长，插队第二年就没补贴，只能靠工分换粮了。

苏试依旧做不满，还好大队愿意提前预支些，才让他熬了过去。

可这事让他始终不得劲。

“这不是个出路。大队随时可以不借给我粮食，当农民，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村里人早知道这个小苏常常苦着个脸，于是也想着法子帮他。

村支书安慰他：“别着急，以后和公社想想办法去当代课教师吧。”这话让苏试心头一动。

他是没力气，可他脑子里有东西。重新捡起书本后，苏试的日子很辛苦。

白天卖劳力挣工分，晚上则靠着废船上的柴油小灯看书，他本身便近视，再加上灯不亮，看书时往往得靠很近。时不时便会被火燎了头发，第二天鼻涕里也是黑灰。

读书时无论冬夏都是种折磨。

冬天房里也不保暖，往往屋里也一样结冰，夏天遇见暴雨，则满屋漏雨，蚊虫更是咬得人生疼。

可苏试那时不觉得累，反倒在读书里生出种满足感。村里各类被烧得只剩一半的书也被他偷偷捡回来看。

“说来也怪，上大学后看的书记不得什么，倒是插队时读的书一直在肚子里。”

1972年，知青们开始回城，有的是因为招工，有的是靠推荐去读大学。

当时公社有4个推荐名额，苏试每天都往公社跑，盼着能得个提名。

“只要有了这个名额，我一定能考上。”1973年7月，苏试睡了下乡以来头一个午觉。

当他通过睡觉来逃避紧张感时，一个中学生给他送来一纸通知。

“苏式，到公社来拿表。”人没错，名字却写错了。

可苏试知道，自己等的提名终于来了。

他撒腿往公社跑，可没几步就回了头，门忘锁了。

去公社时，路上遇见暴雨。苏试连忙将衣服脱下把通知裹在里面。跑到公社填完表后，对方只说了一句话：“好啦，这下你好准备走了。”

苏试懂这话的意味深长。

回忆考试，苏试说那次的试卷太简单了。

不过全电路欧姆定律、指数方程、对数方程等拦住很多其他考生。

“我是有备而去。若没准备，一下子去考的，肯定不会。”靠着那盏燎掉他无数头发的柴油小灯，苏试被推荐去了大学。

回望知青岁月，他说感觉是很复杂的。

会觉得好像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可回头一想成就又是什么呢？

他说道：“我觉得就是最大地发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回忆录里，他写了几句话当总结：“时代的因素是有的，但除去客观因素，自己的主观意志消沉、不够坚强，没有尽自己最大努力、随波逐流，跟着混日子，是应该反省、自己负责任的。”

当多年后，他再次回到兴化乡下时，他仍旧见着了魏春莲的爽朗笑颜。

结束后的痕迹

如苏试这样的知青很多，他们带着理想或恐惧走入农村，去往边疆。

行走的路途中有迷茫，也有希望。

在这股浪潮下，大多数知青初时的不适应在干部与当地村民的传帮带下慢慢消逝。

习惯“泥巴脚”生活的他们也慢慢开始反哺。

可当知青们本以为就要在此扎根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工厂招工开始恢复。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城市里居然出现了缺人的问题。

曾经挤满城市的知青们现在全在乡里接受再教育。

一时间，城市招工与乡里建设起了冲突。

1976年2月12日，曾是工人的副总理吴桂贤接到了两个陕西知青的来信。

在信里，两位知青明确表示反对城市下乡招工，说知青若是被招工回城市，会影响下乡知青队伍的稳定性。

吴桂贤随后回信，认为城市招工就是拆农村再改造的台，表示支持来信者的观点。

毛主席得知后下个批示：“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这是个极为模糊的批示。

一方面主席并未否定吴桂贤的回信，可却又没表示支持。

知青到底该扎根，还是拔根一时成了所有人的疑问。

后续相关的专题研究也随着主席当年的离世而不了了之。

1978年3月，邓公扛起了主席生前未竟的担子。

他谈话时明确指出，现在城镇发展需要劳动力，若继续让知青呆在农村改造不是长期办法。

“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1978年12月10日，在持续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后，两份文件从中央飞往各地。

《会议纪要》与《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批发标志着知青上山下乡时代即将结束。

文件下发当月，城市便停止了动员再下乡活动。

3个月后，回迁政策开始放宽，手续一切从简，光秦皇岛一地当时便有6573名知识青年办理回城。

而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地方政府也开始将下乡青年抽调回城进行安置。

在文件发出的次年，全国上山下乡人数再度回到了最初的20余万人规模。

一年后，上山下乡已在10个省市停止。

1981年，中央的重心便只在处理96万遗留知青了。

到年底，1700万下乡的知青们全部妥善安置，持续2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彻底成为历史。

这段贯穿近2000万人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记忆的历史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撰写知青研究专家金光耀在采访时谈到了一个话题：当前火热的催婚与知青时代是有关系的。

学者孙沛东在做“白发相亲”研究时提出了一个有趣观点：“知青父母对于子女婚事的集体性焦虑，和他们自身曾经被耽误的婚姻有关。”

在那时，已婚知青仅占所有知青群体中的比例最高时也仅有15.3%，远低于当时48.20%的结婚率。

金光耀解释，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的影响是显著的。

插队带来了城乡经济差距大、异地文化不相同等等问题，让知青在婚恋上阻碍重重。

作为对照的便是绍兴知青。

因为当时浙江发达，城乡差距小，同时绍兴知青多是本省插队，容易进入熟人社会，有各类熟人牵姻缘，所以绍兴知青结婚率超过了30%，几乎是平均水平的一倍。

金光耀说，他认为知青父母催婚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

许多知青没有度过正常的人生轨迹，回想时会有许多焦虑。

“孙沛东老师称之为集体性焦虑，这种焦虑常常会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就是我这一代丧失了很多机会，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和我一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历史下的青年们走过的一条特殊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有为理想付出青春的痛快，也有虚度十年的自我怀疑。

无论如何，当历史成为过去，知青便不再是单纯的词汇，其背后连接着无数人的共同回忆，并继续在此时产生影响。

信息来源：

人民网《毛泽东决定下放知青始末》

澎湃新闻《【秦皇岛红色记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澎湃新闻《金光耀：毛泽东为何动员知青下乡？地方志里有新线索》